毫无疑问，自孔子以来，教育一直都是维系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今天，规模日益庞大、资源及人力投入也与日俱增的教育体系同样应该为仍在转型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作出有益贡献。和其他人文社会理论研究一样，教育理论研究在今天的庞大教育体系中，亦只是小小的组成部分。虽然微小，但也不能简单止步于向西方教育理论看齐，更不可只在它的话语体系下展开理论研究，而必须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社会问题出发，跨越既有的学科界限，接受各种切实能揭示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新视野与新话语，如此教育研究才可能为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进步贡献一份学术及理论力量。
1920年代，教育学界热衷于引入“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等当时西方流行的教育学话语，并以之来改革中国教育。结果这一“移植型”的教育理论建构及其教育改革实践很快皆落入“失败”陷阱，还遭到傅斯年、陈寅恪等权威学人的猛烈“炮轰”，故进入1930年代后教育研究备受学界歧视与排斥。多亏一批前辈勉力维系，学院里的“学科”位置才得以保持到新中国成立。新时期，教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一起拉开“重建”序幕，不久又一起迎来新一轮西方思想的强大冲击，教育学界再度出现被各种西方概念牵着鼻子走的理论生产动向与局面。
为避免重蹈可能的理论“终结”困境覆辙，19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资深教育学者都在进行反思与调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教育理论应“本土化”。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文社会学者跨界转入教育学领域，并为教育理论研究带来了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有利于认识本土教育历史与现实的跨学科视角。因此1980年代末兴起的从“中国文化”角度出发展开的跨学科教育研究能在教育理论界获得更多响应。
在当代几路教育学人的推动下，21世纪初以来，教育理论界其实已经有不少文化及社会取向的忧思与探索。从沉思中国教育改革如何应对剧烈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生命意义”的迷失，到审视西方“经济全球化”与“消费主义”文化泛滥造成的教育挑战，再到考察中国教育改革及“新课程改革”受制于什么样的“社会基础”，过去十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已广泛采用“文化”与“社会”的跨学科视野与框架，来分析当代中国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文化”与“社会”问题。甚至在考察中国教育的历史演变“面相”时，也有许多教育学者十分重视分析在教育演变中起作用的种种“文化”与“社会”力量。不仅如此，过去十年，教育理论界还兴起了一场“叙事研究”运动，许多一线教师或其他从未被教育理论话语详细描述过的“无名者”纷纷成为“教育叙事”的文本。
本丛书取名为“教育、文化与社会：新教育叙事研究”丛书，既是为了向1980年代末以来各路教育学人在理论及学科视野方面的努力开拓致敬，又是为了尝试以不乏真切“文化关怀”和“社会学想象力”的“新教育叙事”研究，来深化各路前辈在“教育、文化与社会”这一框架下展开的教育理论探索。也因此，本丛书十分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进来，在关注文化与社会问题的同时，又能通过对非常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展开的“深度描述”与分析，来揭示中国教育曾经发生或正在面对的种种“文化”与“社会”问题，从而为中国文化与社会进步作出有益的学术与教育理论贡献。
周勇
2013年12月31日
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