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末尾，俞樾感叹道：
功令新颁罢场屋，精庐一律同零落。八集诂经文可烧（余选刻诂经文已至八集），重修精舍碑应仆（余有重建诂经精舍碑）。回首前尘总惘然，重重春梦化为烟。难将一掬忧时泪，重洒先师许郑前。年来已悟浮生寄，扫尽巢痕何足计。海山兜率尚茫茫，莫问西湖旧游地。[64]
诗中“老泪纵横”般的悲情体会，和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无限眷恋，让人不忍多作揭示。
诗作中反映了俞樾内心无法割舍的，是诂经精舍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及其学术文化命脉。先是于1800年，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按照戴震的意思亲自创办精舍，意在扫除明代后期兴起的空疏学风，重振汉代经学大师许慎、郑玄缔造的经史、“实学”传统。之后，又有王昶、孙星衍、秦恩复等学术名家继承学术薪火，带领诸生或考证经史，或吟诗酬唱。再后来便是俞樾于1861年接过教鞭，将诂经精舍的学术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成就推到了几代积累可能达到的顶峰水平。[65]但真正让俞樾动情的还不是书院久远的生命历程及其卓著的学术传承成绩，而是在他坚持到年近八旬的时候，提前看到了书院即将终结的命运。
1904年，诂经精舍正式停办。又三年，一代传统学术大师俞樾去世。他所培养的优秀学术人才，如章太炎、崔适、陈献章等，都不可能留在书院里继续光大百年前便定下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教育事业，而他们是否会在现代教育体制及历史进程中再造从俞樾那里学到的学术文化，则是个尚待考证的疑问。
接下来，我们将把视线转移到一位在华北乡村默默保守中国文化的教师，他便是近些年来突然受到学界关注的刘大鹏（1857—1942）。[66]相比于俞樾29岁时即因一句“花落春仍在”令主考官曾国藩连连击赏而得以晋升翰林，刘大鹏将近“不惑之年”却仍要艰难地奔走在进京赶考的路上（时为1895年），但终其一生只落得个“举人”学衔。然而功名地位的悬殊并没有妨碍他和俞樾在接受传统教育的过程中达成相似的文化认同，由此也可以看出儒学文化训练稳定、普遍且独特的教育意义。只是这点意义在急功近利的现代历史进程中日益失去了光芒，刘大鹏也因此和俞樾一样，注定要被挤出历史变迁的主流轨道。
但当这位乡村私塾教师遭遇教育改革乃至整个历史变迁时，竟也能顽强守住自己的儒学文化认同，并按自己的相对有限但却深信不疑的儒学根基理解正在发生的变革。他的理解很容易被视为“迂腐”，随后采取的言行更是常被时人当作笑话，但他从未让他所认同的儒学文化失去尊严。尽管他无法取得俞樾那样的学术与教育成就，更不可能像掌握制度变革大权的张之洞那样，将“中学”置于体制最高地位，而只能以自己的身躯和言行来表达一份文化保守“苦心”。
同样是在1898年，这一教育变革的关键年份，当78岁的俞樾因为太了解时局动向，写诗作别此前31年的著名书院山长生涯时，已过不惑之年的刘大鹏又一次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吃力行走，丝毫不管即使这次考上其实也得不到多少实现建立伟业的机会。当年系科考大年，“十八省会试之人约近万人”。验身封门后，实际“会试者共八千两百余名”。[67]刘大鹏再次落第，只得三年后再来一趟。三年后即1901年，“国家”决定实施“新政”——在教育领域准备责令各省兴办“新式学堂”，将各级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同时还酝酿取消“科举”考试。
刘大鹏偏居内陆乡野，消息不多，但也听闻到了朝廷的些许动向，尤其对“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十分敏感，担心这样会使“孔孟之学不闻郑重”，“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士风日下，伊于胡底耶？”[68]1902年6月，朝廷的教育改革命令开始在山西省城执行，“将（省城）一切书院改为大学堂。……每月给薪水，所学以西法为要”。刘大鹏听到“在堂助教者，闻洋夷为师而告退之者数人”，甚感兴奋，称他们为“有志气者”。[69]
这些“朝廷”教育改革评论显然出于和倭仁相似的文化保守“苦心”。只不过，他无法像倭仁那样采取行动，遏制“士风日下”而已。第二年夏，文化教育变革更趋激烈，“间有讲求孔孟之道，谨守弗失不肯效俗趋时者，竟呼之为‘顽固党’，非但屏逐之，而且禁锢之”。刘大鹏见此情状，直叹“呜呼，世尚可为也哉”。[70]但他显然很想能扭转在朝廷和省城陆续展开的变局，有一次，他竟神奇地梦见自己中了“进士”，得以“觐见皇帝”。
梦里，“同僚皆默而无言”，唯独他“挺身敷奏”。似乎在睡着的时候，他也能很好地保持“儒者”应有的正直品质和心系天下的责任感。他向皇帝上奏的变革良策同样尽是儒家基本信条。梦醒后，他都能清楚记得，包括“捐纳宜停，……贤才宜举，奸佞宜除，学校宜修，农桑宜重，民心宜固，国本宜培等条”。[71]两千年来，稍通儒学的人都可背出这些话，皇帝自然也应十分熟悉。然而面对失去准心、急需求变的“朝廷”与皇帝，刘大鹏朝思暮想的这次上奏只是为了提醒皇帝，最佳的“应急国策”仍在孔孟之道里。
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刘大鹏想做的事就是捍卫儒家文化，他也因此必然要被激烈历史演变淘汰。1905年以前的他固然为不能扭转时局变化感到痛苦，但他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私塾教育空间来维系传统尊严。1905年以来教育改革在地方逐步实施后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则将刘大鹏仅剩的一点基础与空间也摧毁了。先是1905年“新学堂”在山西县级地方普及，这需要额外加派捐税，乡民纷纷起来抵抗，基层社会顿时失序。接着，科举突然被取消，乡村私塾纷纷关门，刘大鹏面临塾师快要做到头、失去经济来源的危险，而“新学堂”里的课程教学他又无法胜任。
正是这一系列逐级落实的教育改革措施，让刘大鹏这位乡村塾师彻底失去了一切维系传统“中学”认同的平台。在连生计都成问题的情况下，更不要说保住“斯文”或文化尊严了。这一切，对于刘大鹏这样的基层塾师而言，就像是无法抗拒的命运。他的一些同做塾师的朋友似乎比他还惨，在他失业之前已陆续失业。有的还因“生路告绝”来向他求助，“声泪俱下”。自身难保的刘大鹏只能哀叹一声，“新政之害人可谓甚矣”[72]。
如沈艾娣所言，刘大鹏之所以厌恶“兴学堂”、“废科举”等教育改革，“不仅仅因为它们摧毁了他的前途，导致他的很多朋友失业，而且还因为新的教育否定了他的价值观。”言外之意，更值得关注的乃是教育改革给企图保守“孔孟之学”的刘大鹏带来了残酷的文化认同紧张，教育改革不仅摧毁了他的“中学”文化认同，还逼他认同“西学”这一他根本无法认同的“夷”人文化。他即因此“痛恨”1895年以来的整个教育改革，认为它“全在富强而伦常至理并置不言，凡所措置者一意嘉害国民，无非用夷而变夏。”他甚至还意识到了教育改革背后更大的历史演变真相：“政府已从维护儒家社会，转移到动员社会财富以便国家能应对国际上的竞争。”
儒家文化背景的刘大鹏不可能像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教育理论家那样，能够更深入地看到，其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力量为征服世界而制造了足以改变非西方国家原有文化及社会结构的“现代”或“全球化”历史进程。[73]面对已经渗入中国边缘乡村的教育变革进程及其文化冲突，刘大鹏只能反复提醒自己，一切变革，从确立“新学堂”制度，到废除“科举”，再到将“算学”等“西学”列为“新学堂”必修课程，都是“以洋人之学为训”，而“洋人之学专讲利，与吾学大背，趋之若鹜，不知其非，亦良可慨也已。”[74]
诸如此类的寂寞思考表明，和俞樾一样，在文化上原本十分淡定的刘大鹏也难逃为当时中国和中国教育原有的文化认同正在遭受“西学”侵蚀而感到“心死”一般的痛苦。他的批判话语和思路直让人忆及40年前批判同文馆的传统学术泰斗倭仁。只不过，等到刘大鹏这位乡村教师也深切感受到了变革所可能引发的文化认同危机时，倭仁早已去世了，但即使倭仁仍在世，也扭转不了已经卷入的现代历史进程和已经拉开的教育改革运动，更无法让中国教育回到原有的“中学”文化认同。相反，刘大鹏也好，俞樾也好，张之洞也好，都只是在尽力延长那种由传统儒学滋养而成、但在倭仁时代其实便已开始凋谢的传统文化生命和文化保守“苦心”。反倒是那些及时趋新者，能在历史变革进程中左突右进，寻找各自的文化新生之路，但即使他们一时认为找到了，到头来也还是得面对无以回避的文化认同问题。
3.激进的趋新与中国教育的文化迷惘
各类历史变革总是由“此消彼长”的矛盾力量交织而成。黑格尔、马克思和当代思想家福柯，以及中国古老的《易经》对此都已做过论述。晚清以来，西方势力强过当时中国，中国必然要被拖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历史进程。而就中国教育领域的文化变革情况而言，“中体西用”这一基本的教育改革原则，以及教育界诸多维系原有文化认同（“中学”）的制度机制与“人心”力量之所以会陆续退出历史，也是由于反对力量变得日益强大，并且日益成为教育界正面的主导力量。
事实也是如此，正是日益激进的文化趋新成为教育界的主导力量，
“中学”被认为是应该舍弃的“无用”之物。与之相对应，倭仁、张之洞念兹在兹的所谓保存“古学”或捍卫“中体”之类能否维持原有文化认同的问题，也被认为根本不是当时中国真正的问题，而是远离现实需要的无稽之谈。
早在“国家”层面提议创办同文馆之前，革新就已在“洋务派”的推动下得以形成，但同文馆之前的革新只是在“器物”层面活动，而且如前文所述，到提议创办同文馆之际，文化革新势力仍远未强大到可以在倭仁面前叫板的程度，更不可能让倭仁及其所捍卫的“中学”放弃尊位。但倭仁也遏制不了朝野革新力量的增长。朝廷之内，有张之洞这样的“最为主张革新的团体”[75]，在朝廷之外的地方，则有康有为为代表的在野“激进分子”一直在推动变法。在甲午海战、公车上书等内外事件的推动下，1898年，康有为等激进变革言论终于开始在朝野上下盛行，形成一股可与所谓“守旧派”相抗衡的政治势力。[76]
康有为的激进势力甚至差点左右整个历史变局，只是在朝野革新力量博弈的关键节点上，张之洞出来干预，他依靠“中体西用”的施政原则，在教育政策层面保住了传统“中学”的体制尊严。这里之所以特意强调是在政策层面，是因为就实际状况而言，当时“国家”及“社会”（朝野）的革新势力已经大到能够威胁“中学”的体制地位。
1901年“新学堂”在全国实施以来，连张之洞都迫于舆论，不得不加快革新步伐，为此还与袁世凯一起不惜于1905年提前废除“科举”这一“中学”的制度支撑。而他自己想另外创建“存古学堂”的计划，则遭到朝野内外趋新人士的反对。他写信给翰林院编修黄仲韬，希望时人能分担其“经籍道息之忧”，进而理解其苦心思虑：“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77]他还想让自己的得意弟子孙诒让主持湖北存古学堂，但他的弟子也认为“存古书”并非急务，可缓办。不被时人理解的张之洞仍不放弃。1907年，他再次为创办“存古学堂”事上奏光绪帝。但这一次，他在课程设置方面除继续推崇“中国经史词章之学”外，还加了一句“又略兼科学，以开其普通知识，俾不致流为迂拘偏执，为谈新学者所诟病”[78]。
两年后，张之洞去世。张之洞生前便“为谈新学者所诟病”，死后，趋新人士继续对其发起批判。如桑兵、郭书愚等历史学者所示，有的视张之洞为“文明进步之阻力”，“恐其不死”；有的说“《劝学篇》流毒海内，学部章程几于驱天下人才尽为奴隶”；还有的认为张之洞死得其时，“不至为立宪时代之罪人”。[79]连《申报》上发表的诸多持正面评价的纪念文章也认为张之洞“保守”，办学时“以十三经为根柢”。[80]也许正如郭书愚所言，这一切是是非非都源于晚清最后十年教育界的思想文化舆情发生了大转变：“在清季‘新教育’的兴办进程中，尊西趋新的世风渐趋形成某种程度的‘霸权’”。[81]在此“尊西趋新”成为话语权力的新格局中，“中体西用”以及如何维护“中学”都将被认为是无关“时局”、于事无补的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