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这几年道路交通领域严查严治酒驾，成效卓著，涉及的人、涉及的面那么广的酒驾醉驾都能治，这官员干部的胡吃海喝怎么就治不下去？对于“解构”政令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解构”他的权力。从2014年1月起，北京警方实行“史上最严厉禁酒令”，规定“民警除在家饮酒或经过报告审批饮酒外，一律不得饮酒”，否则一律按违规论处；这禁酒令还要求家属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可想而知的是，不仅“家属”同意签字，全国百姓都会“举手同意”！
不管是否春节到，官场都应酒戒掉；若是在家里，那么最好是：饭吃七分饱，酒喝三分好。
三个顶梁柱
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政府廉洁，这是和谐社会里的“三个顶梁柱”。这三者当中，政府廉洁尤为重要。2009年3月10日，“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工作报告，诸多数字引人注目：去年全国法院受案总数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87人因贪污贿赂、渎职侵权而落马，其中厅局级181人、省部级4人；有1200名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最高检还查处涉嫌不公不廉司法工作人员2620人……从中可看出，一年来“两高”在反腐败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政府廉洁与否，很大程度反映在干部官员身上，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有些官员的行为则行走在腐败与亚腐败的临界线上，比如公款出国旅游。作为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的政协委员屈万祥说，公款出国旅游是个老大难问题，出国人数与前几年相比大量增加，有关人员大肆弄虚作假——“邀请函是假的，日程是假的，考察报告也是假的，都是网上抄来的，全套的弄虚作假，这种情况从省部级到县市级都有”；有些领导出国，就拉一个国企老总走，“那不就是拉着个钱箱子出国吗？”
全套资料是假的，只有出国游玩是真的；不花公帑是假的，拉个人家的“钱箱子”是真的……源头堵不住，查处则更难。屈万祥说，要争取用两三年时间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场硬仗，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对这一决心，百姓听了一定很高兴，可这个事情难就难在如何才能“发现”，没有“发现”，查处与通报似乎就无从谈起。现在有些地方县处级以上干部一年出国一次还嫌少，最好两次或两次以上；考察是名头，旅游是实质，但最终真正被查处和通报的有几次？现在比较出名的几次被查处，还是网友偶然的机缘发现后，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而“严肃查处”的。
也有的事情似乎与腐败、亚腐败不搭界，但真切地反映了政府为谁办事为谁花钱的问题。屈万祥说到一个外人不太知道的情况：医保基金大量结余，证明地方政府失职。我国医保基金结余率高达32.8%，而发达国家在10%以下。那些钱是财政部拨付下来为百姓办事的，“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可那么多基金还放在那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还屡禁不止”。由于缺少透明的阳光、缺少有效的监督，暗箱中的挪用，轻易就能完成，种种“胡作为”就是这样产生的。
不要认为高层不掌握内幕情况，许多腐败内幕信息，还是百姓这头“信息不对称”；现在最难的，是如何制度性治本和完整性落实。“制度防腐”和“制度反腐”，并非虚置的“词汇”。比如官员财产收入实行公开制，如果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那就是有效的，这已被国外诸多经验所证明。
为何说政府廉洁“尤为重要”？2月28日温总理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说得明白：“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才能够一心一意促进经济发展，才能够采取各种措施实现社会公正。”两会前夕，新华网统计，网民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反腐败而非金融危机，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政府廉洁之重要。栋梁栋梁，栋之上还要有梁；建立廉洁政府，政策之上是法律。中央党校专家就曾建议尽快制定“反腐败法”。“顶梁柱”孤零零立在那里是不牢靠的，栋柱之上还需优质之梁，而“反腐败法”就应该成为其中一根重要的“梁”。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2010年岁末，首部《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发表。第四部分专讲“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其中明晰地提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权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从而构成我国权力的结构及运行机制。
决策权如果没有制约，就会导致拍脑袋决策甚至拍屁股决策；那大抵就是权力的轻率使用，从而带来巨大甚至难以挽回的损失。执行权如果没有制约，可怕的后果还不是“执行力”不够，而是执行扭曲，甚至政令根本就出不了中南海。监督权如果不受制约，那就会导致“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
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是，权力要制衡，权利要平衡。这两句话中，开头、中间和最后一个字都是相同的，但“权”有两种，“衡”有两类：权力的必然趋势是导致腐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名言我们已经耳熟能详，所以对权力要制衡，这才是对权力真的好；权利的必然趋势是被侵蚀与缩小，所以要竭尽全力保护权利，在此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衡与均衡，达到包容与共享。权力与权利一定要区分清楚，吉他是不能当成琵琶弹的。
可持续的权力，一定是受制衡制约监管监督的。监督方式有很多，而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约束住权力张牙舞爪的“牙”与“爪”。
在任何社会环境下，无论是广义之人类还是狭义之人们，都应树立分享意识，尤其是树立权力分享的意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权分说，本身就体现了权力分享意识——当然这个“享”并不只是享受，更意味着责任。至于不受制衡制约的权力，绝不可能变成可分享的权力，而是要变成特权、变为权贵。不可分享的权力是不可持续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决不允许社会主义被“权贵资本主义”取而代之。
政者，正也
盘点梳理一年的政事，往往能积思顿释。
《都市快报》推出2009浙江新政排行榜：率先实现养老医疗社保制度全覆盖、改革基层管理破解看病难看病贵、全省1990万流动人口告别暂住证、试点农民置换公寓上市交易、将行贿人黑名单扩大至所有行业、在慈溪推出廉情公示制……
后两者关乎廉政，前四者统统关乎民生。民生，是为“人之福”；廉政，是为“己之正”。己身不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就是一句空话。要取信于民，要使百姓满意高兴、拥护赞成，民生廉政都要努力做到最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说过，现代政府的有效治理，依赖于政治领导层与普通民众之间能否建立一系列复杂的信任关系。是的，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是政府实现有效治理的基础性前提。
“政者，正也”，“正”为“政”本。“正”不是虚拟之词，慈溪推出廉情公示制，就是谋正之道，其中干部财产公示部分反响最为强烈。这是“最早吃螃蟹”之一，尽管还只是迈出第一步。而发轫于宁波北仑检察院、防治商业贿赂的“行贿人黑名单”，已扩大到所有行业，且已逐步在全国开花。重治受贿、轻治行贿，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法制”现实；要改变这种局面，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就是有效之法，这是防腐之网。
为政者，往往因为腐败，所以失败。由此我想到“不行贿的王石”之可贵。在中国企业家中，王石可能是唯一一个敢于公示自己从不行贿的老板，尽管这并没有给他带来掌声。一次论坛上，王石和一位嘉宾先后发言，“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坐在台上我多少有点尴尬”。我不知道那些鼓掌者中有没有官员。这里涉及一个严肃的冰冷的问题：政企之间，是“同志”关系呢，还是“同腐”关系？而建立反腐防腐的“行贿人黑名单”，可能会让一些人不爽，但公众知道了一定都会击节欢迎，它大大有助于建立政府与民众间的信任关系。
这种信任，就是一种正效应关系。从本质上说，它来自“以人为本”而非“以民为本”。尽管“信任”是两者之间的事，但最好的“信任关系”是两者融为一体，不是官民关系，也不是鱼水关系，而大家都是水。这正是我们只说“以人为本”而非“以民为本”的缘由。
我为时政领域的每一次改革、每一点进步鼓与呼。因为我一向支持改革，反对倒退，支持开放，反对封闭，支持进步，反对保守，支持公平，反对不公。
为政者，为正之外，要努力做到视野最开阔、思想最活跃、问题意识最敏锐——那么，无限风光在时政。
腐败中人并无治外法权
2012刚开年不久，就有了一次重要会议——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发表讲话时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在新的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检验“纯洁性”的最好试金石，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腐败肆虐，那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肯定就会受损——因为贪官们那些贪腐来的钱都来自民众。
1月7日这天，山西女富商丁书苗被撤销了省政协委员资格。因为卷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丁书苗一年前接受调查。自打结识了刘志军，她的资产两年增加40亿。她与权力走得很近，在刘志军的“助力”下，她在高铁这口“大锅”里分得了一杯羹。而丁书苗“赚来”的钱、刘志军贪得的钱，哪个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拿下刘志军，是中国反腐败历程上的重大成果；而忽然扫掉了足坛一系列贪腐官员，则是出人意料的反腐败大收获。2011年岁末开审足协官员，“打头阵”受审的是中国裁判“太上皇”、足协裁判委员会前主任张建强，他曾操纵2003年“上海德比”一战，申花赢得冠军后送来70万，张建强分给“金黑哨”陆俊35万元……面对央视镜头，张建强说了五个“没有”：没有道德、没有规范、没有制度、没有制约、没有监督。还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我称陆俊为“金黑哨”。球场上的陆俊，原本是说一不二的黑衣法官，而在真正的法官面前，他萎靡呆滞，六神无主。可他全部涉案金额为81万元人民币——多少读者听到这个数字后连呼“不值得啊真不值得”。是的，我们得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而同时，也要充分认识腐败本身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想想连“金哨”陆俊都被拖下水，这是一个如何的“酱缸”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