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虽然对生育有利，却对抚养子女极其不利。就像在寒冽和严酷的环境中，刚长出来的植物不久就会被冻死一样，在苏格兰高地，经常出现一个妇女生20个孩子却只活了一个的情况。我从几位有经验的军官那里得知，就算是让部队士兵的所有孩子都去当吹鼓手，人数也不够，更别说是去补充部队的缺额了。而在军营附近的其他地方，却有很多可爱的孩子。不过，这些可爱的孩子，一般长不到十三四岁就会死去。在一些地方，半数的儿童不足4岁就死了；还有许多地方，有一半的儿童会在7岁前死去。普遍现象是，有一半儿童会在10岁前死去。在各地的下等人中间，普遍能看到这么高的死亡率。一般来说，下等人虽然比上等人更能生育，却不能像上等人那样细心地养育子女，因而其子女很少能成年。由育婴堂及教区慈善会收养的儿童，其死亡率比下等儿童的死亡率还要大。
各种动物都需要一定的生活资料才能繁殖。在文明社会里，只有生活资料不足的下等人才能限制人类的繁殖，方法就是杀死大部分子女。如果劳动者有丰厚的劳动报酬，那么他就有能力改善儿童的给养，从而养大较多的孩子，而不是无奈地扩大杀死儿童的限度。
儿童被杀死的程度，必然尽可能地与劳动的需求程度相称。当劳动需求增加时，劳动报酬也会随之增加，这必然会鼓励劳动者结婚并繁育后代，因而人口也自然会不断增加，从而满足增加的劳动需求。当劳动报酬不能足够用来繁育后代，劳动报酬不久就会因为劳动力的缺乏而抬高；而当劳动报酬高到能够繁育过多的后代，劳动报酬不久就会因为劳动力过多而减到自然水平。在市场上，不管是劳动供给不足，还是劳动供给过剩，都会迫使劳动价格在短时间回复到社会所需的适当水平。
商品生产受制于商品需求，类似的，人口生产也必然受制于人口需求。如果人口生产过度迟缓，就需要促进其生产进度；如果人口生产过度迅速，则需要抑制其增长速度。正是这一需求，支配和决定了世界各地人口的繁殖程度，它促使了北美人口的迅速增加，也使得欧洲人口逐渐而缓慢地增长，还让中国的人口不增不减。
有一种说法是，奴隶的损耗会给雇主带来损失，而自由佣工的损耗则是其自身的损失。其实，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损耗都需要雇主来支付。雇主为了让各种职工和自由佣工都能够按照社会需求而增加、减少或保持人数不变，必须给付他们足够的工资。虽然自由佣工的损耗也会给雇主带来损失，但这一损失要比奴隶的损耗所带来的损失小得多。一般情况下，管理用于修补奴隶损耗资金的人，都是大意的雇主或疏忽的监工；而管理用于修补自由佣工损耗资金的人，则是自由佣工自己。如果让没有秩序的富人来管理钱财，那么钱财也会被管理得没有秩序；要是让锱铢必较的穷人自己来管理钱财，钱财自然能处处节省。
虽然富人和穷人都怀着相同的目的来管理钱财，但由于管理方法不同，其管理费用也大不相同。因此，根据所有时代的一切国民经验，我相信自由人的作品价格归根到底要低于奴隶的作品价格。即使是在普通劳动工资很高的波士顿51、纽约和费城52，也同样是这种情况。
所以，当国民财富增加时，劳动者就能够得到充足的劳动报酬，从而使得人口增加。要是有人对此发出怨言，那就表示他对国民繁荣的必然结果与原因不满。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当社会处于进步并日益富裕，但还没有达到绝顶富裕的状态时，也许大多数贫穷劳动者都会觉得幸福、安乐。当社会处于静止的呆滞状态时，人民生活是艰难的；当社会处于退步的悲惨状态时，人民生活是困苦的；而当社会处于进步状态时，社会各阶级都很旺盛，人民会生活得越来越快乐。
当劳动报酬充足时，普通人民就会受此鼓励而繁殖后代，并更加勤勉，就像人类的其他品质会因为受奖励而加强一样。丰富的生活资料，能增进劳动者的体力，而生活改善和晚景优裕的美好希望，则会让他们工作得更加卖力。所以，如果一个地方的劳动工资高，那么其劳动者也比低工资地区的劳动者更加活泼、勤勉、敏捷。比方说，英格兰的劳动者和苏格兰的相比，前者更强，而大都市附近的劳动者跟偏远农村的相比，也是前者更强。
这时，如果有些劳动者能花4天就挣足一星期的生活资料，那么他在其余的3天，就可以无所事事。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大多数劳动者在做着按件计算工资的工作时，往往都会在几年之内把身体累垮。据说，无论是伦敦还是其他一些地区的木匠，都不能将其精壮气力保持到8年以上。在其他许多按件计算工资的行业，也经常会发生这种现象。除了制造业按件计算工资之外，农村一些劳动也是按件计酬的。无论哪种行业都有一些特殊岗位，而工作在这些特殊岗位上的技工，往往会因为操劳过度而生病，而且生的是特殊疾病。关于这类特殊疾病，意大利著名医生拉马齐尼曾专门著书论述过。
在我们看来，士兵与勤劳人民不同。但是，他们在从事一些特殊工作时，也是按件领工资的，而且其报酬率不会超过一定的数额。士兵的这一报酬，经常是军官与领工者商定之后决定的，以避免士兵因操劳过度而损害健康。在这一工资数额确定之前，士兵们常常因为希望得到较大报酬而相互竞争，以致操劳过度，只用4天就完成了一个星期的工作量。这么一来，他们就有了3天的闲散时间。
可是，有人却因为这3天的闲散而大发牢骚，甚至大声叫嚣。他们不知道，在连续数天都进行着紧张的脑力或体力劳动之后，大多数人都会有强烈的休息欲望。这种欲望，只有暴力或某种强烈的需要才能抑制住。在紧张劳动之后纵情放松是人的天性，不管是悠闲自在一会儿，还是去闲游浪荡或消遣娱乐，都可以避免产生危险甚至致命的后果。如果这一天性要求得不到满足，劳动者迟早都会产生特殊的职业病。
如果雇主有理性和人道，就不应该鼓励劳动者勤勉，而应该让他们适度地休息。我相信，无论在哪个行业，如果劳动者既能适度休息又能不断工作，那么他不仅能够长期保持健康，还能作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年工作量。
有人说，劳动者在物价低廉时比平常懒惰，而在物价高昂时又比平常勤勉。因此，他们得出了这一结论：劳动者会在生活资料丰富时迟缓地工作，而在生活资料不足时紧张地工作。诚然，当生活资料略微较平常丰富时，有一部分劳动者确实会偷闲。可是，这并不代表大多数劳动者都会因此而怠工。这么说，就好比是说人在吃得不好、意志消沉以及疾病时，会比吃得好、兴致勃勃以及健康时，更卖力地工作，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可靠。对普通民众来说，饥荒往往意味着疾病和死亡，他们的劳动产物势必会因此而减少。
当物资丰厚时，佣工往往不需要给人帮工就能够靠劳动过活。由于食品价格低廉，雇主也会增加维持佣工的资金，并雇佣更多的佣工。农业家尤其如此。因为，这一时期的谷物价格相对低廉，农业家与其将谷物低价卖出，还不如用它来维持较多佣工的生活，从而得到较大的利润。于是，对佣工的需求就增加了，而能够满足这一需求的佣工却同时减少了。所以，当物价低廉时，劳动价格往往会上升。
当物资缺乏时，佣工的生活会困难而不安定，这就促使佣工迫切希望恢复以前的佣工工作。但是，由于食品的价格高昂，雇主往往不会增加雇工人数，而是减少维持劳动的资金。此外，贫穷的独立劳动者为了支付高昂的物价，往往会全部消费掉原本打算购置材料的小额资本，这样也就只能变成雇工了。当就业机会少于求职人数时，许多人为了得到一个职位，就只好接受低于平常的条件。所以，当物价昂贵时，佣工和帮工的工资往往很低廉。
因此，物价高昂的年头更有利于雇主。在物价高昂的年头，雇主在和劳动者订结契约时，往往会觉得劳动者比物价低廉时更恭顺、更愿意依靠他们。所以，雇主们自然认为物价高昂有利于他们的事业。地主和农业家们喜欢物价高昂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地租和利润大部分都取决于粮食价格。
一个人在为别人工作时，不可能会比为自己工作更卖力。所以，独享自身劳动生产物的贫穷劳动者，一般都比按件计酬且与雇主分享劳动成果的帮工勤勉。一些大制造厂里的雇工，往往会因为恶友的诱惑而失去道德，而独立劳动者却不会受到此类影响。如果雇工的工资是以年或月计算的，那么无论其工作量有多少，得到的工资和津贴都是一样的；而独立劳动者却由于独享劳动生产物，因而工作效率也比雇工大得多。当物价高昂时，独立劳动者对各种帮工和佣工的比例会有增加的倾向；而当物价低廉时，这一比例则会减少。
法国一位博学多才的作家麦桑斯，曾在圣·埃蒂安选举中担任税收官。他曾经把埃尔伯夫的粗毛织品、里昂53的麻织品和丝织品这三种制造品，在物价低廉以及高昂时期的产量及价值做了比较，证明了贫民在物价低廉时所做的工作更多。从他由官署登记簿上抄下的报告来看，在物价低廉时，这三种制造品的产量及价值一般都大于物价高昂时；当物价最低时，产量与价值往往是最大的；而当物价最高时，产量及价值往往最小。总的来说，这三种制造品似乎都处于停滞状态。如果逐年计算的话，其产量也略有出入，但总体上却是不增不减。
苏格兰的麻织品、约克郡54西区的粗毛织品，它们的产量与价值虽然时有变动，但是大体上却正在增加。不过，从这些制造品的年产量公布记录来看，年产量的变动与物价的高低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关系。这两种制造品的产量，在物资非常不足的1740年的确是大幅度下降了。但在1756年，虽然物资仍然相当不足，但是苏格兰麻织品的产量却比正常年份还多，而约克郡西区粗毛织品的产量却下降了。直到1766年，也就是在美洲印花税55法废止以后，约克郡西区粗毛织品的产量才恢复到1755年的数额，而且在随后的两年内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此就不断增加。
对于一切目的在于外销的大制造业来说，决定其产品销量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消费国影响商品需求的情况、时局是和平还是战争、竞争者的盛衰、主要顾客的购买欲望等。跟这些因素相比，产地的旺季价格高低就算是次要因素了。此外，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物价低廉时的大部分额外制造品，都没有登记在制造业公开记录上。当物价低廉时，男佣工可能会成为独立劳动者，妇女则在家中给全家人织布制衣。这时，独立劳动者的制造品可能就不会向大众出售自己的家庭制造品，而只是被邻居请去制造家庭用品。因此，这一制造品也就没有算在售给大众的商品之内，所以也就没有登记在制造业的公开记录上。而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往往就根据这些不免夸张的记录来妄断最大帝国的盛衰。
劳动价格的变动与食物价格的变动，往往不一定一致，甚至还经常完全相反。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定食品价格不会影响劳动价格。支配劳动价格的因素有两种：一是劳动需求；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当人口增加、减少或不变时，劳动需求随之而变，并由此决定必须供应给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而劳动价格则由购买这些数量所需的金额决定。所以，当食物价格低廉时，劳动价格有可能会非常高。当食物价格昂贵时，如果劳动需求保持不变，那么劳动价格就会更高。
如果突然遇上大丰年，劳动价格可能会上升；要是突然遇上大荒年，劳动价格则可能会下降。因为，劳动需求在大丰年时可能会增加，在大荒年时则可能减少。
在突然的大丰年里，很多雇主都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和雇佣更多劳动者。这么一来，劳动者可能就会供不应求，于是，雇主们只好靠相互竞争来雇佣更多的劳动者，从而抬高了一部分劳动的货币价格及真实价格。
在突然的大荒年里，情形则刚好相反。这时，雇主用来雇佣劳动者的资金会比前1年还少，从而使得许多人都失业了。失业者为了获得职业，只好相互竞争。这样，有时难免会压低劳动的货币价格与真实价格。譬如在大饥荒的1740年，许多人都愿意做仅能糊口的工作，而在此后的几个丰年里，雇主要想雇佣劳动者和雇工，就比较困难了。
当食品涨价时，劳动价格会随之提高，劳动需求也会因为物价昂贵而减少，从而使得劳动价格重新降低。相反的，当食品跌价时，劳动价格则会减小，劳动需求也会因为物价低廉而增加，于是劳动价格又会重新升高。而当食品价格的变动幅度不大时，这两种对立因素的作用似乎会相互抵消。所以，劳动工资一般都比食物价格要稳定、持久得多。
一旦劳动工资增加了，许多商品的价格必然也会按照工资中增加部分的比例而抬高，国内外这些商品的消费也会随之减少。但是，当资本增加时，劳动生产力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即使劳动量减少了，也可能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如果一个资本家雇佣了很多劳动者，那么他就会出于自身利益而妥当地给他们分配业务，并力图把他和工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好机械供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地生产出更多产品。
发生于劳动者之间的事情，既可能发生在某一特殊工厂内，也会因为同一理由而发生在大社会的劳动者之间。随着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也会更加细密。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去从事最适用机械的发明时，这种机械就容易被发明出来。这些改良机械出现之后，只需要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就可以生产出更多物品。这么一来，减少的劳动量除了能抵偿劳动价格的增长之外，还会有一部分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