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冢上的花，像腮边的红，
摇曳，静默。
叹一声蹉跎，问谁来过？
一人沉落，万众哀歌；
旧恨如昨，红尘难破。
只剩迟来的怜惜，无尽的粉墨。
那不朽的事，是无言的诗，
难解，难说。
阅一生苦厄，乐少悲多。
轮回因果，今昔交错；
岁月流波，光影斑驳。
你是永恒的鲜活，无声的离歌。
只活了二十五年啊，短得可怜。睡在黑暗的胶片上，躺在冰冷的盒子里，繁华成梦，血肉成灰。
彼岸那儿，有旧人，也有新客。他们前赴后继地消失，在历史的角落里，被活着的人猜测、追问，永远无法再辩驳什么。
如果死亡不是永远的静默呢？倘若断了鼻息，还会不会苦守在这个叫作人世的地方，还会不会有眼去看、有耳去闻？夭折的肉体是否会升腾出不死的魂魄，继续跟随岁月而沧桑？
好多人说，“看见”过她。一道消瘦的影子，一抹浅浅的笑意。
香魂若无依，谪仙何处。
我不曾死亡。
这世界，原本就不存在真正的“一走了之”。
十里洋场今非昔比，琉璃璀璨灯火通明，耸天的高塔林立，容不得半点星芒。我从夜到昼、从昼到夜，过得恍恍惚惚。也罢。从前，亏在太过执拗，而今，如若我可以看见自己的神色，那应是倦怠的。
人生不过百年，现在已是百余年。我认得的人，有的还在世上，但他们却被埋在时代的坟墓里，无人问津地呼吸着；而大多人去了，各归各处，变成白纸上的名、墓碑上的字。
仍有许多人，一脸猎奇地蜂拥到我的楼下，跟当初一样。
“喏，她是个影星，后来死掉了。”
“这洋房是一个商人拿金条给她买的，三层楼都是他们的。没住多久就死掉了。”
这就是他们记得我的理由。万众瞩目，饮恨而终。
他们也不容我忘却。
每天深夜，我都会准时喝下一碗八宝粥，在一阵头晕目眩的绞痛中，又瞧见他。
睡得跟头死猪一样！衣衫规整，头发都纹丝不乱。微微的酒气伴着鼾声散过来，想必是在做梦吧？这令我更赌气，更觉得自己好笑。
我确确实实想过，若要是死，该死在哪里好？当真到了这个时候，反而顾不得那么多了。走到哪儿，都躲不开口诛笔伐，死在谁身边，都是冰冷的。所以，就让我在你旁边做个了结吧。就当给你个惩戒，明日天一亮，他人怎么议论你、谴责你，就不干我的事了。
昨日的织云，今日的我，明天又会是谁？是赛珍？这可耻的轮回，终归都是咎由自取，又身不由己。可我不甘心，不甘心这一世到头也无处可依，倒在你旁边，想说的话都堵在喉口。我不得不承认，此时只有你了。
唐季珊，你这狡黠的面容，这颧骨和唇角的轮廓，于我是一把亲切的刀子。
你爱不爱我？
哦，这句你没听见最好。从嘴里说出来，我便后悔了。剧痛更烈，鼻息一紧，我再也没气力开口。
——无尽的漆黑。
你剧烈地晃动着我，唤我的名字。那声音仿似在远天外一般朦胧，隔着一重又一重的梦境。“去医院！去医院！”——那是母亲的声音。用人也来了，他们咿咿呀呀地叫喊着，说要救活我。可是唐季珊，你忘了附近的广仁医院，还有我常去的诺尔医院，非要将我送去福民医院。你说那是日本人开的，医疗条件最好，所以根本不在意路途有多远，任凭时间带走我最后的希望。福民医院夜间没有医生，我们只能原路折回。耗到天明，你又把我送到你熟识的私人诊所，他们都说四个小时的有效抢救时间已经过了，怕是活不成了。
我的躯体被浸泡在滚热的浴缸里，跟你一样，一分一秒地等待死讯。这是我们最后的默契。
我死了，在日上三竿的中西疗养院。
上海的三月乍暖还寒，阳光的颜色带着些清冷。我，像只软体木偶似的被恣意摆弄，皮肤被涂上防腐的药物，身上套了一件体面的衣服，就这样被运送到了万国殡仪馆。我身上的白单子被一次次掀起，尚未溃烂的脸表演着凄楚的安详。
张达民来了。他哭天抢地的，好一副悔不当初的样子，见者伤心闻者流泪。我倒是也看习惯了这戏码，哪怕此时此刻是真的，过了这头脑一热的时候，一定是另外一番样子。
“阿阮，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你说呢？”我冷笑。
你走出殡仪馆就害怕了，因为你的胳臂触到了我皮肤上的药物，你感到麻木、动弹不得。你以为我来找你了。我哪有闲情逸致报复你，即便像现在这样远远瞧着你，我也懒得再靠近你一步。
你不希望我死，季珊希望我死，都是因为对名声的畏惧。如果我彻底消失，对大家都好，可这样一宗命案，达民，你也注定要被牵连其中了。你开始处心积虑地逃避舆论的问责，而最好的招数就是宣告对我的深爱与痛惜。昭告天下的所谓情深，往往都带着不堪的企图。
你找来了熟络的记者，抖开沾染血斑的丝巾。你说你来看过我，用它拭去我嘴角的血，你说你爱我，还把丝巾系在脖子上，信誓旦旦地说要珍藏一世。
记者走了，你厌弃地把丝巾扯下，然后就一个人坐在屋里不说话，先是低低地啜泣，继而又惶恐得坐立难安。
达民，我走了，你也该放过我了。
我决定躲起来，回到宅子里。你们哭着、思虑着，为我善后，而我要去睡了。
这还真是绵长的一觉，我昏昏沉沉地想，已经过了几日，自己还要逗留多久呢？想着想着便又睡熟了。有时也会想起父亲，盼着能见他一面。忘了是梦是醒，我看见他来了，还是那副破衣烂衫的样子，一点都没变老。他在我面前站着，猫腰看着我，憨憨傻傻地笑着。我依稀听到他问我：“感觉有没有好些？”我不知如何作答，眼泪不听使唤地流了出来。待父亲消失后，我才止住啜泣，好像隔了几世一般，觉得自己是那样的不真实。
这是何等的滋味，生者是无法料知的。当你无法再改变什么，所有欲求也都成为虚妄的时候，那些悲苦也就自然放下了。抽离出这人世，阮玲玉不再是阮玲玉，跟那些电影看客无异。
“阮玲玉！是阮玲玉！”
是谁又喊出这名字，难不成是小鬼索魂来了？
我倦怠地醒来，惺忪中瞥见四五个人影，都是女子，不大的年纪。
“你们是谁？怎会寻到这里来，又怎会看得见我？”我问道。
其中一个女孩笑吟吟地坐在我边上，手搭着我的膝盖说：“我给你写过信呢！”
应该是个影迷吧，我惯性地对她笑着，全然忘了此情此景有多滑稽。
“我在信里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恋爱与义务》。”
我边听边点头，生怕辜负了她的热忱。旁边那几个女孩只是害羞地站着，在与我对视的时候不自在地笑笑。
“那故事太悲惨，女人总是最惨，可也没办法。”我说。
那女孩似懂非懂地笑笑，转而又问：“信您都看了吗？”
这话问哑了我。我即便看了，哪又记得住呢！
我让她们稍等，起身踏着楼梯到了二楼，从床头柜里抱出一个藤箱，下来放到她们跟前。
“小孩子的信。”那女孩看着藤箱上的字条，好奇地念着，我开了箱上的锁，掀开盖子，里面被紧凑的信笺塞得满满当当，一粒灰尘都飞不进。我把藤箱倒转扣下，拍拍箱底再抱起，白花花的信散落了一桌。那几个孩子也凑了过来，挑挑拣拣。
“这么多！”
“这只是一部分，有的信在去香港的时候丢掉了，真是可惜。”我跟她们一起拨弄着，听她们断断续续地读着。
“哇！看这个！”女孩们的脑袋都凑到一张纸前，“阮小姐，虽从未一睹真容，但您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深入吾心。从《挂名夫妻》开始便念念不忘，您的美丽是旁人学不来的。近来看报纸得知您因为《新女性》饱受困厄，私人生活不便多加过问，还望抵住蜚语流言之重压，等待您的新作。”
“《新女性》也惨，可我喜欢。演的就是我，又比我有骨气。”我收住了笑容，觉察到自己的表情太不自然。
“阮小姐，您这一走，真的是因为‘人言可畏’吗？我也恨透了那些造谣生非的人，他们写得太不堪了。”另一个女孩终于忍不住开口说道，同时将手里的报纸攥得更紧了。
我默默地叹了一声，回道：“人言固然可畏，但更可畏的是人心。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我瞧瞧。”
那是份小报，标题赫然，说的是我的死讯，还影印了遗书。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怨）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唯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
廿四，三月，七晚午夜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在死了，总可以如他心愿，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可以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以害死了我啊。
这分明不是我写的，虽然字迹模仿得相似，乍看上去难辨真伪。措辞真是用心良苦，字字句句都剑指张达民。是谁炮制的，再明显不过。
我的确受够了外面的飞短流长，知道再多辩驳也是无用。你讲得再多，终究也是挑挑拣拣、涂涂抹抹，成了他人闲谈的笑柄。我写的那两纸遗书，给唐季珊的、张达民的，没有一封是为昭告天下而准备的，也知道那字字句句饱含的恨意，定然会让他俩避之不及。恐怕是舆论压力，逼得唐季珊必须拿出个东西交差，顺带也能为自己洗脱罪责。
脏水泼来泼去，活着蒙冤受屈，死了终无对证。你们怎么看、怎么说，一直由不得我。这见了报纸的“人言可畏”，怕是要顶着我的名字流传千古了。
“都说了何罪可畏，为什么又要反复‘人言可畏’呢！这岂不矛盾？”我把报纸递还给她，收拾好藤箱站起身，“阳台是空的，咱们上去走走。”
以前在烦心的时候，也同现在这样望着外面，回忆起来，倒更像是一场沉沉的幻觉。二十五年，我穷尽心思地判断真伪、患得患失，现在恍然，一切都是假的。
人言可畏？这四个字真是妙，令我越想越恼。
“阮小姐……快入殓了。”
“今天是几日了？”
“三月十一日。”
哦，有三天了，那我就去看看他们吧，也许很快我就会随着肉身灰飞烟灭了。如果没看到那报纸，我是断然不会有兴致去见他们的。
胶州路水泄不通，乌乌泱泱的人流集结拥塞，沸反盈天，一直堵到殡仪馆附近，大批的警察都被迫出动。我们边巴望着边走，步子比以前快出百倍。
偌大的灵堂，一片煞白的花，一片乌黑的衣，一片肃穆的脸。除了张达民，该来的都来了。唐季珊在宣读悼词，声音饱满空旷，如泣如诉。他为每一个宾客都准备了珐琅纪念章，上面刻着“唐夫人”。
接着是罗先生和黎先生的声音。他们说我演技好，对电影做出了莫大的贡献，表彰了业绩又歌颂了德行。
我看着自己躺在万花丛中，头发显得更黑更密，脸色红润得诡异，眉毛也给画得修长。我摸着自己的脸，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好陌生。在冠冕堂皇的悼词里，我像凝视着另外一个人般，研判般审视“她”栩栩如生的神色，竟也生出几分垂怜与敬意来。
信步漫游在挽联中，那些生前不曾听到的词语，似是在给小报里被妖魔化的阮玲玉洗白。
“殉于妇女节，殉于所谓人言可畏，一死刚强，竟以尸谏。”
梁赛珍，你当真是同情我，或是明白我吗？我看见她的脸了，她在角落里摆弄着珐琅纪念章，不时地瞥着唐季珊，嘴角有欲语还休的苦涩。“人言可畏”四个字从她笔下写出，倒有种夫唱妇随、助纣为虐的可憎。
“身为女人，有这么个葬礼，算不算气派？”我问。
“当然！”那孩子眼里不无羡慕之意，“阮小姐，您这一去，举世哀恸，全国各地都有不远千里来看您的。我们就是。”
“你们？”说到这儿我才想起问一句，“你们是什么时候去的？”
“闻得你的消息，就跟着一起了。本来我们几个是互相不认识的。”
另一个女孩也忽然开口说：“你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心猛地一揪，细细地看了眼她们，说不出个只言片语来。
何必呢？
午后，灵柩被抬出殡仪馆。
人群沸腾了，攒动蜂拥间，高高树起白底黑字的条幅。依依送别的有，为我义愤填膺的也有。数十万人堵住了殡仪馆到墓地的路，这阵仗真是从没见过。
孩子，你又何必断送自己的命呢？你看这世界半冷半暖，一半嘲讽一半奉承，再热闹，你也唯剩你自己，冷暖自知。风光如我，也不过金玉其外罢了。孩子，你把那些光影的幻象当成内心的寄宿，你觉得那曼妙的女子是你构想的完美，可那不是我。
所以，孩子，你干吗要跟着来呢？
回去吧，到该去的地方去。
我看到她们都哭了，不知是舍不得还是失望了，嘴唇抖个不停。我冲她们挥挥手，又重复了几遍这动作。几个姑娘抽噎着面面相觑，都垂下头，在我跟前消散了。
墓地在联义山庄，横不到八尺，直不过一丈，被一堆快要烂断的铁丝围着，周围是枯萎将死的草皮。墓碑上给我的名字冠了个“唐”字，旁边还立起一块牌子——此坟建筑尚待规划。
磊磊荒冢，鸦雀声声。
已安然下葬，为何我还没有消失？
“你看，那就是阮玲玉的坟。”
“啧啧，好歹也是个明星，就草草埋到了这儿。”
“那么窄的木牌，还以为会有座碑。”
“听说本来是要立碑的，大概是姓唐的觉得太贵——意大利云石可是价值千金呢！”
那些看客觉得赏坟失了雅兴，遥遥地议论了几声就散去了。我靠着牌子，等着黑白无常把我收了去。这一等，就是无数个昼夜。
那一晚，我真的是去意决然吗？现在冷静细思，其实有八分是，两分不是。我演的那个韦明是服药后才想活，我倒是在吞下粥时有过求生之心，可之后却一丁点儿也没有了。
又四天过后，我回到了唐季珊给我买的洋房里。每天深夜，鬼使神差地继续吞粥。
唐季珊嫌屋子晦气，很少再过来，不久以后就去了台湾。母亲由他赡养，女儿小玉也有他照应，还算有些良心。
一九三七年，漫长的战役过后，上海陷落。但凡有点能力的都避难去了，我那些电影公司的同事都去了香港。世事难料，好好的一片乐土，破坏的破坏，攻占的攻占，到处都乌烟瘴气的，满眼的人心惶惶。我住的地方没有给炸平，实属幸运。之后，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又有人迁回了大陆，在炮火中等待黎明。时代变了，换了批宠儿，也换了批倒霉蛋。命运是不可知的东西，聚聚散散，往往一别就再不能相逢了。
幸好我认得的他们，或是富商权贵，或是艺术家，都是有名字的人物。无论是发迹还是潦倒、奋斗或是隐退，都能听到消息。
电影还是有的，只是我没了之后，默片也差不多匿迹了。到了解放前，电影竟然有了颜色。一九四七年，费穆导演回到上海，拍了《生死恨》，是一部彩色电影。我悄悄地去看了看他，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以为他会拍电影拍到老、拍到死，没想到两年后他就病故在香港了。
费穆走后，新中国很快建立。人们说，封建的旧社会结束了，新的中国是进步的、民主的，是容不下一切丑恶的，也理应是和平的。所以，未来的日子是光明的。投生在这个时候，也许就没那么辛苦了吧？你看，他们眼里都是喜悦的光，好像孤儿找到了父母。在胜利的狂欢声里，时代出现一道分水岭，我被甩到历史对岸，看那些幸存者，战战兢兢地跨过去，摸摸索索地向前走。
蔡楚生就是这样。
解放后，他从香港去了北平，做了电影局副主任。他很开心，满怀激情地忙里忙外。
他一向是个笃厚纯良的人，在我的印象里，他的粗眉毛、厚嘴唇，在认真起来的时候显得极其可爱，几分呆几分迂。如果能从样貌分辨一个人踏实与否，他必然是属于可靠那类。
因呕心沥血地劳作，他没到五十岁就落下了一身病。我记得曾经跟他说过，他一看就属于有福气的人，此时辛苦，后福来得应该不会太晚。但万万没有料到，他会是那样离去的。
一九六八年初，又是个倦怠的春日。
我在睡梦中，开始听到他的声音，他喊着“开麦啦”，好像带我回到片场，然后我就下意识地演着，无关任何角色，只是演我自己。我就同《新女性》里的韦明一样，在垂死之际躺在医院的床上，粗重地呼吸呻吟，没有台词。他也没有喊停，只是在摄影机旁悄悄地哭。半晌，我实在是不耐烦了，起身问他，却发现所有同事都不见了，再一转头，旁边多了张床，楚生躺在上面，死盯着天花板，皮肤渐渐变作老树皮般干枯，头发的颜色也跟结霜似的，一点点化成全白，跟床单的素色融在了一块儿。
我于是不停地问：“楚生，是你吗？是你吗？”问着问着我自己便醒了。
这令我感到不安，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连续数月的噩梦，直到有一天，梦里的他把地址告诉了我。我用力记下，醒来后便去寻他了。
那是一座人间地狱，黑漆漆、潮乎乎的，训斥声、喊叫声不绝于耳，从未知的深处传来，让人不寒而栗。墙皮斑驳、蛛丝成帘，铁门吱吱呀呀的声音带着回响，镣铐哗啦啦地惊动飞虫。
楚生，你怎么可能，怎么可以在这儿？
我游走了好久，没有找到他，确切地说是认不出他来。那些半人半尸的老者们，都被折磨得面目模糊，我大喊着他的名字，也没谁能听到。
回忆着他的面庞，我一间房一间房地张望，直到后半夜依旧无果，只能放弃。
时至秋日，北方的树叶子已经有凋落的迹象，头顶那些细密的碎片摇摇欲坠，借着月影更显斑驳肃杀。忽然一阵无力，我便就势扶着一棵树坐下，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你来了。”
身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有气无力地，却刺耳得很。
我没有回头，定了定神，答复道：“我来了。”
“让我看看你吧。”
他主动说出这句话，我没有理由不转过身去。我怕看到他狼狈的惨状，因为刚才那一幕幕的触目惊心，已然让我失了方寸。
“三十三年了。”他竟呜咽起来。
我转过身去，慢慢抬起眼皮来。跟梦里相似，而今的蔡楚生已是老态龙钟。他的身形完全萎缩佝偻，竟不如我高。曾经年轻丰实的嘴唇，已经干涸了紧缩在鼻子下，变成皱巴巴的一道阴影。厚厚的瓶底镜片折映着月光，整张脸明暗错落，凛冽生寒。
我用手挑开他额前的乱发，帮他别到耳后。
他盯着我看了许久，说：“老样子。”
我再也抑制不住，大放悲声。
我们找到了个长石凳并排坐下，他许久没有开口，只是看着前方，时不时地舒口气。
“你走了倒也好。”他打破缄默，“我活着，就被当作牛鬼蛇神，被放到这儿，满眼都是真的牛鬼蛇神，还不如死了呢。”
“你夫人现在还好吗？”
“也入狱了。”他难掩愠怒，“说她是特务。现在不知是生是死。”
我居然感觉到了凉。
“泾渭混淆，是非倒置。阿阮，我到现在才晓得啊，人有时比鬼可怕，做人，也许比做鬼还难挨。”
我也不知如何安慰他。命运总是不知缘由地充满暴戾，时过境迁，又是新一轮的梦魇。所好所求，大多是不由自主，就像名誉是他人给的，也会轻而易举地被剥了去。
我只能生硬地戏谑道：“是啊，比电影好看。”
“我曾经以为自己很走运，能踏踏实实活下来，还能继续拍电影……知道《南海潮》吗？”他把视线转向我，我尴尬地摇摇头。
他扶了扶眼镜，接着讲：“稿子差点没留住。当时在香港写完，又用油纸裹着带到北京。建厂了以后，电影在广州取景，我的心就一直踏实不下来，害怕拍得不好、看的人少。本来拍了一部分彩色胶片，但后来想想，全国能放彩色的地方也不过几家，就只好作罢换成黑白的重拍了。”他苦笑着摇摇头，“我终究不是个为官的人，所有劲头都放到了拍电影上。”
“卖座吗？”我问。
“嗯。反响非常好，可惜下集还没有出。就算再让我拍，我也没兴致啦。”他猛烈地咳嗽几声，瘦弱的身体像是风中残烛一样，“阿阮，有时我还想，要是你活着，还真不适合再演电影。”
“是啊，我要是活着，也老了。”我打趣地说，“演个阿姑阿妈也不是不可以。”
他轻轻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不是。”
“那就是我普通话讲得不好。”
“也不是。”
我索性不说话，等他继续说。他的神态时刻提醒我，他已经是个老人了，对话的节奏跟方式，总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散淡。
“你不适合今天的进步电影，你那种美，在现在的剧本里找不到合适的角色。”他说。
细细想来，这近几年看到的女子，确实鲜有摇曳生姿的美态了。她们大多是铿锵的、明媚的，即使那不是真的。
“阿阮，一切都变了，十年就是一个样子。可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你。尤其是近段时间，我好像把几十年前的事情都一一记起来了。”
我下意识地摆弄自己的裙角，云淡风轻地抬起头说：“我的一生，也不过就只是那段日子。那段日子对我来说太久了，对你而言更久。”
“的确是太久啦！久到让我觉着，自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还真是最好的年景，不是因为体力，而是因为心力。是因为还能觉得，一切都有希望，只要活下去就好。”
牢狱大院里传来一阵杂乱的响声，几个红卫兵七手八脚地抬着尸首走出来。那是他。
楚生平静地看着自己被丁零咣啷地带走。
“阿阮，你为什么还一直在？”他疑惑地问，好像怕自己死后也不得安宁。
“我怎么知道？”我也跟他一起瞧着。
他痴痴地站起身，踉跄着脚，背影直接挡在我眼前。过了一会儿，他抬起步子颤巍巍地往前走了，我迟疑地跟在他身后，不知所措。
“真是累了。”
他的声音变得又空又哑，仿佛被风吹到树梢上，惹得一群栖鸟发出惶恐的叫声。
“一江春水……向东流。”他似哭似笑地吟诵着，背影凝成一团墨，在夜色中晕开，然后消失。
自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其他故人。
楚生沉冤昭雪，已经是十一年后的事情了。还有谁去管有没有含笑九泉这回事呢？反正人已经不在了。整个中国又像被洗了一次似的，一段段历史变成真真假假的往事。那些跟我一起活过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开，到如今已经所剩无几。以前不觉得，原来人世的岁月，竟短得这样可怜。现在，大家平等了，都为世人所悼念或遗忘。
留传的拷贝记录了我们的弹指芳华，这在旁人看来，是身为演员的大幸。战火离乱致使许多片子都毁掉了，后人苦心孤诣地去寻找、修复着我们的电影，从而进行系统的研究，登录在案，永记史册。
如今的电影，大大不一样了。说来可笑，身为一个能睡能醒、夜夜喝粥的孤魂，我也喜欢去电影院凑凑热闹。可是画面太大太清楚，连只蚊蚁都清晰可见，这一度令我恐慌。故事里的人物，再没有那般雄浑火爆的斗志或是舍生忘死的抗争，皆是忠于自我的懒散和执拗。我对当下人情世故的了解，也多半是从这些新电影里得来的。
归根结底，不是电影不一样了，是这时代不一样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人要把我的事拍成电影。听闻消息后，我便欣欣然决定去瞧瞧。我心里很是好奇，他们会如何看我，又如何教世人看我。
以前的电影是有音乐的，只是不多，当时看着时髦又新鲜。现在，配乐已成了电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导演对配乐的要求又很高，他希望可以做出一曲荡气回肠的歌。
我去找了那作曲家，他当时已经被退了好几稿，烦心得要命。
“曲子要有些年代感，听上去像那个时候的调子，又能被现代人接受。还有，要凄美，不要太花哨。”导演在电话那头说。
他关了灯，坐在钢琴前，整个屋子只有窗外渗进来的一点光。他指尖落下，尝试弹了几个音符，又痛苦地摇摇头。
我饶有兴味地端详着，如果聂耳生在这个时候，又会是怎样呢？
走到他身旁，看着黑白键的钢琴，我有些技痒。于是，我伸出手来，悬空伸出手指。说来蹊跷，他居然感应到了，竟然在同样的位置落下手去！我又将手移到另外一个键的上头，他也紧跟着按了下去。
接着，他便自顾自地弹起来，每个音符都直指我心。
我伏在他耳边，鼓励道：“对。”
他一个激灵，稍稍吸了口气，便继续投入地弹了下去。
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我几近干涸的情绪似乎被钻出一口井，那些本已看淡的悲哀欢喜，一股脑儿地涌了出来。
蝴蝶儿飞去
心亦不在
凄清长夜谁来
拭泪满腮
是贪点儿依赖
贪一点儿爱
旧缘该了难了
换满心哀
怎受得住
这头猜那边怪
人言汇成愁海
辛酸难挨
天给的苦给的灾
都不怪
千不该万不该
芳华怕孤单
林花儿谢了
连心也埋
他日春燕归来
身何在……
他一边放着刚录好的小样，一边跟演唱者通话。我在旁边嘤嘤地啜泣，不想他们居然听到了。日后，他也时常把这事讲给人听。只是在旁人耳里，这更像是个危言耸听的灵异故事，或是逝者犹存的虚妄幻觉。
他的歌曲拿了大奖。我在红毯那头顾盼流连。他遥遥地走来，在闪光灯中对着媒体挥手致意。刹那间，我们对视了一眼。我分明感受到他神色中的三分惧、七分喜，我淡淡地笑笑，翩然而去。
那一阵，我能感觉到久违的喜悦，仿佛天涯遇故知一般。扮演我的演员并不像我，她有着更锋利的棱角，言谈间都是现代女性的气息，活泼爽利。我见她穿上旗袍，剃光了眉，勾上细细弯弯的两笔，忽然就恍了神。
我想起葬礼上，摸着自己脸颊话别的时候，有过一样的纠结情愫，既亲近又陌生。
失传的拷贝，被他们重新构想、演绎了出来，我们拍电影的过程也被尽可能地模拟和还原，这让我兴奋，亦让我伤感。
如果他们也能来看看就好了。卜万苍、孙瑜、费穆、朱石麟、蔡楚生……我念叨着他们的名字。
电影，赐我衣食，赐我红极一时之盛的哀荣，更是我曾几何时的心神所赋。那女孩反复地走位、揣摩，勾起我的记忆。我也禁不住走了过去，在全然陌生的灯光和镜头前，信手拈来地表演。
同样地，有人感应到了我。听到这档子事，那女孩眼睛一瞪，难以置信的样子，继而又双手合十：“阮玲玉，如果你真的在，就保佑我能把你演好吧！”
我真的在，并且一直不甘寂寞地观望着、参与着。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就在那几年，有人在乌拉圭寻到了《恋爱与义务》的拷贝，国内的电影人如获至宝一般，把它迎了回来。一桩桩事，又让我被热烈地追忆。
阮玲玉为什么会死？她如果是活在今天，还会不会死？
命运没有如果，也许我本就不是“今天”的人，正由于我是这样的人，才生在那样的年代。
《恋爱与义务》重新在上海上映。时隔七十载，我又重新在电影院看到了它。
为了让今天的人能看下去，电影带了钢琴伴奏，还有辩士在一旁讲解，热闹归热闹，但总有些扫兴。我坐在人群中，看着他们稀奇的样子，忍俊不禁。
致敬也好，好奇也罢，那时的个中滋味，大银幕里的烟雨红尘，他们是体会不到了。我瞥见一对对爱侣，他们观赏着、耳语着，不时爆发出笑声。在放映结束后，人们若无其事地走向斑斓的夜色，变成繁乱车灯中的一盏。不知缘何，难以名状的孤独，侵扰着我的思绪。
去了就是去了，就算“找回来”，也失了意义。
第二天，报纸刊载了一则新闻：
本来以为是一出反封建、弘扬女性追求自由的戏，但结果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从《恋爱与义务》的故事发展，即“左翼男搞小三没人在意、家庭妇女出轨就下场悲惨”，能够看出影片所谓的教育意义其实是很落后的思想意识。表面上用“义务”作看似合理的道德掩饰，而女主角对爱情自由的追求最终却导致悲惨结局，说白了还是一个为封建婚姻撑腰的故事。
现在的女性，终于得来了真正的自由。她们不必屈于人下，不必逆来顺受。无所谓抗争，因为她们生来就有自己的选择。我能选择的，只有死亡的方式。
有的东西变了，有的东西没变。
当今的人，对明星一如既往的狂热，对他们的私生活，也充满好奇。以前恨透了《晶报》这样无良的报纸，现在满世界都是“晶报”。影星换了一代又一代，他们大都迎合着世间的虚浮，用各种伎俩来换取更长的花期。名利场里机关算尽，世事沉浮中各自终老。被粉饰的名声背后，多少是秘密，多少是真实。
我的故事被花样翻新地解读，挖掘成不同寓意的故事，我是越发不在意了，就像从未去打探唐季珊的下落跟张达民的死因。“人言可畏”到底是否出自我手，即便世人给了新解，我也没有丝毫欣慰。如若可以再选择一次，我大概依然会把自己早早结束掉，因为这世界从未停止它的恶意，你也无法做个不会心寒的人。
人间数十年，我已越发像个老人了。老人如果想活得快乐，就该任凭时间给自己打麻药，该忘的忘，该放的放。这极致的孤独，这流年的场景，一点点剥落我全部的执着。
道不尽的爱恨，诉不完的是非，谁不是一样，终究空空？
我又一次走在绿树掩映的新闸路，古老的青苔潮润如新。飞鸟都是面目模糊的，它们一直盘旋头顶，让你分不清昨日今朝。
等到月上枝头，我照例会喝下一碗八宝粥，也许会就此长眠，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