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四之十《董承密受衣带诏》，那诏文云：
朕闻人伦为大，父子为先；尊卑之殊，君臣至重。近者权臣操贼，出自阁门，滥叨辅佐之阶，实有欺罔之罪。连结党伍，败坏朝纲，敕赏封罚，皆非朕意。夙夜忧思，恐天下将危。卿乃国之元老，朕之至亲，可念高皇创业之艰难，纠合忠义两全之烈士，殄灭奸党，复安社稷，除暴于未萌，祖宗幸甚！怆惶破指，书诏付卿，再四慎之！勿令有负！建安四年春三月诏。
毛宗岗批改本《三国演义》第二十四《董国舅内阁受诏》，这诏书文字稍有删削，较为简短。但罗、毛两人的摹拟古文辞，实在是不像后汉文字，而那时正处于“建安文学”时代，怎么这诏文一点也不见世所称的“建安风骨”？皇帝刘协固非文士，当年已十九岁，也会写文章了，匆促之间写的东西，当然不能与“三曹”、“七子”比美。不过文章之为物，总是有时代烙印和个人风格的，何况这诏书是血泪文字！
大概元、明、清作家，写小说别是一套，拟古文辞则非其所长。小说家可以以通俗文言文拟写，这也不苛求于他们。不过演义中既全录曹植铜雀台赋（本是《登台赋》），孔融荐弥衡表，袁术致吕布书，孙策绝袁术书，陈琳为袁绍作的讨曹操檄，荀彧复曹操书，刘表分致袁谭、袁尚书，刘备的遗诏，刘禅命诸葛亮诏，曹丕报孙权书，孙权复书，孙权诏书，诸葛洛喻众书，汉帝赐曹操九锡文，曹丕受禅文，诸葛亮出师两表、遗表，王肃、董寻、扬阜谏曹叡疏，谯周仇国论，以至于曹操与孙权、孙权与曹操的短简，曹操的教令，其他人的名言隽语……皆巨细不遗，纵有个别字句不同，《演义》是尽量存真的。
独所谓“衣带诏”者，不相伦类，使人疑惑，我相信《演义》的作者和改写者，他们谁也没有见过诏书的原本（那是当然的），或传本（那也是不可能见到的，因已失了传），事在建安五年春正月，《三国志》、《后汉书》都是这样记载的。这个诏书却写了“四年春三月”，错了，亦即伪托。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
《后汉书·孝献帝纪》：“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诸葛亮后出师表中误作李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先主未出时（未离开许都），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
这事发生时，刘备可能没有暴露，便极力设法求去，更可能他早走了，曹操遣他去截击袁术。袁术为刘备所败，困死。曹操的谋士程昱、郭嘉都说：“刘备不可纵。”果然，“备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屯沛”。曹操“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于是曹操亲征刘备，刘备败投袁绍（见《武帝纪》）。从此，曹刘分手，并互为仇敌。
《演义》写董承他们，取白绢一幅，盟誓签名。毛宗岗评语兼论何进、董承：“乃二人之贤否不同，而同于败者，进之失在不断，承之失在不密。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欲其秘，何必歃血会饮？迹恐其露，何必立券书名？”在下以为他们不会有“立券书名”的蠢事。其中还有马腾，也是《演义》增入的。《通鉴集览》云：“董承智不及王允，而欲效图（董）卓之举，非独自杀其身，适足以危其主，所谓志可矜而智不逮也。”
就是这个“衣带诏”，是否为董承父女伪造，假皇帝之名，以资号召，也很难说。看官试想：“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擒关羽”。不久，关羽及刘备两妻还是亡归刘备。建安十六年曹操杀马腾，那是因马超反西凉，更不关“衣带诏”事。要是此案未了，能不留下关羽和没收刘备家属？又会十一年后才杀马腾吗？
此事王沉的《魏书》、鱼彖的《魏略》均未提及，他们很可能是为曹操讳。纵然确有其诏，在曹操的搜、抄、杀、灭人三族之下，也就毁而无存了。纵存有，曹操会公开这份文件吗？王沉、鱼彖也未必见过。
曹操之得入朝，最初是董承引荐。朝中有董昭，曹操那边有荀彧、程昱力劝曹操迎帝驾幸许都，于是献帝落入曹操手中，生杀予夺都由他，纵无“衣带诏”事，曹操尽可以任何罪名杀他的反对者。
然则，“衣带诏”事，实千古之疑案也。
罗贯中仅据丝毫线索，写出偌大事件，绘影绘声，揭露曹操之睚眦必报，除根务尽，虽胎儿亦难免（董贵妃已有孕）。此小说家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