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杰
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几乎影响了十八世纪每个法国思想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截取发挥《思想录》的片段，要确定知道这些影响到底是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录》是整个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要来源。
一 强力、见解、判断的选择
帕斯卡尔区分了人生的三大方面：肉体对应于世俗；精神对应于理智和科学；神圣对应于在“纯粹善良意志”的指引下，上帝与人和人与上帝接触的领域，其理解力要大于人的理性。
帕斯卡尔关于政治和伦理学的观念，大都可以从他以理性精神的语言，对世俗世界的论述中找到答案。最能体现帕斯卡尔卓越精神天赋的，是他对神圣性的论述。以上三方面的划分，对于准确理解帕斯卡尔的思想非常重要。在他看来，政治是低卑的事物，因为政治是世俗的，人只能在神圣性中得到拯救。帕斯卡尔像奥古斯丁一样，开启了人的天赋。
帕斯卡尔为以上三个领域分别制定了社会角色、荣誉、生活方式。世俗世界的荣誉给予了君主、掌握权力和财富的人，人们羡慕他们的职位，但是并不尊重他们人本身；精神的领域则是一个赢得尊重的领域，这里存在着的一切，都具有科学性质，这里也并不执行君主的命令；至于神圣性，则是精神的最高境界。帕斯卡尔认为要清晰地分离这三种人生境界：一个在世俗世界里自私的人在精神世界里能做出成就来，就在于他在这个世界里不可能自私，而神圣的领域又处于精神所达不到的高度。人是由肉体与精神共同组成的，处于三个领域中间的位置，既堕落又高尚、既悲惨又陶醉。
鉴于以上的判断，帕斯卡尔认为，君主所获得的荣耀应该远远低于我们对精神领域里天才的尊重，更低于对神圣性的尊重。帕斯卡尔从来没有像历代中国人那样，认为君主是神圣的天子。相反，在他眼里，君主或世俗的权力在人生应该有的成就中，处于最低级的序列，我们可以对它们怀疑、恐惧、服从，但是它们绝对不配我们尊重。
根据帕斯卡尔的哲学：往往一个人越是拥有强力，他就越不需要除了想象中的权力统治之外的其他想象力，不需要用其他想象力去冒险。国王使用军队并不想赢得人民的尊重，而是让人民恐惧，因为全部问题恰恰在于，来自权力的判断，就被当成来自真理的判断。
换句话说，人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尊严”，一个士兵直接服从长官的强力。但是，帕斯卡尔认为“判断的尊严”应该服从于“沉思的强力”，它根植于最基本的人性需要、人心的动机。人身上还有一种天生的“想说了算”或“压迫别人”的权力欲，但是结果总是分成“欺负人的”和“被欺负的”。关于这个问题，帕斯卡尔以他杰出数学家的眼光，认为所有判断（力）都是建立在“赌”或“概率”基础上的。换句话说，严肃的判断来自不严肃的游戏态度。权力是总合为零的游戏：你或者命令别人，或者是被命令。
与内心漂浮不定的状态相比，决定或判断都发生在瞬间——在这个游戏或博奕过程中，人“正确”的选择能力几乎是零。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种瞬间的选择能挺直腰板被说成是优于其他的瞬间选择，人们只是在碰运气。最终决定我们的心思向哪个方向走的，是来自外部或心中的强势或强力，它在某个瞬间迅速解决了我们的犹豫不决，也就是那个下命令的人。必须有权力，以解决没有休止的争吵。
二 政治选择权与“严肃的消遣”
长期支配人类政治生活的“政治的决定”通常是荒谬的、不讲道理的，显示出人类选择能力的低下，帕斯卡尔列举的例子，是世袭的君主政体，它是人类事务中最大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选择形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权移交的合理的方式。这种不讲道理的道理不啻一种疯狂，当疯狂被认为正常，“合理的正常”（政治革命）就是大逆不道的。
这是一种最野蛮（最简单）的做事方式，也最原始——它们是和“不争论”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的选择权。长子继承王位天经地义——在关系人民命运最大的选择上竟然如此轻率，在“小”些的事情上人们却不是这样的，比如一个船长就不是这样推举出来的，要比任命一个国王慎重得多。人是多么愚蠢的动物啊！这是可笑的、不公正的，但这只是因为人生来就是可笑的和不公正的，而且永远如此。
统一标准总比多标准好。人们批评政治世袭制，但是，除了选举长子当国王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呢？如果我们选择最有德行的人，那几乎立刻就会陷入痛苦而无休止的争吵，每个人都会宣称自己是最有德行的。换句话说，独断的决定可以避免争论、提高效率——国王的长子就这一个，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理性了，因为内战是所有邪恶中最邪恶的事情。
换句话说，只能有一个标准，因为“见解”比不上强权，所以这个“真理性”的“见解标准”最好由强权来领衔，因为它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由于无休止的争吵而导致的不稳定危机。在这个意义上，由于权力说的一切永远是对的，因此，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丧失权力就丧失了一切。我们为什么要跟随多数人的决定呢？是因为他们是正确的吗？否！只是因为它们更有权势。
同样让我们失望的是，帕斯卡尔在强权面前和蒙田的态度一样：一个理智的人（一个“识时务的人”）应该顺从习惯、屈从权威，以便保证有自己私人的时间和空间从事自己喜欢的个人爱好。但是这样的话只是貌似服从，是口服心不服，因为他们早就有言在先：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卑微的、不值得尊重的、不重要的。最重要的也不是所谓“大事业”，而是以适合个人天赋的形式去消遣。甚至按照“严肃的政治原则”行事，也不过是一种消遣，因为在帕斯卡尔看来，这些所谓的“政治科学”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在消遣的心态下，为那些穿着国王的衣服的“疯子们”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游戏的生命态度比“严肃”更重要、也“更正经”。
在看透了政治本身的“肮脏”之后，帕斯卡尔和蒙田一样，不准备用这些道理启发人民（告诉人们政府存在的基础是多么的荒谬和野蛮）以内战的方式造反，因为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甚至最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要好，暗含着帕斯卡尔和蒙田对人类在政治问题上的智慧没有信心）。也就是说，不要去推翻既有的政治秩序，即使或正因为这些法律和习惯是荒谬的，才应该去服从它们。
为什么呢？因为“推翻”旧政权所建立起来的，只不过是一个略微不同的“新”的“旧政权”。这个政治见解，几乎与莱布尼茨如出一辙：现有的政治秩序已经是一切可能秩序中最好的了。这当然是一种深刻的、建立在人类已经有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怀疑主义，是对“普遍的正义”的深刻怀疑——因为永远不会有“共同的意见”。“共同的意见”越是“共同”，就越抽象，越没有使用价值。
在帕斯卡尔看来，毫无疑问，自然法是有的，但是这种美丽而腐败的理性已经腐败了一切。正义和真理是如此细微的两个点，以至于我们迟钝的工具决不会精确地碰到它们。一旦我们试图接触它们，它们马上就变得模糊不清，使我们碰到的总是谬误而非真理。这是理性的丑闻！不是因为理性无能，而是由于人的本性就是腐败的。“公正”不过是一个旗号或象征，它服从在它背后的某些非理性、不公正的因素，这对人类的智慧是多么大的讽刺啊！于是，最聪明的立法者这样说服追随他们的人：我所建立的规则是真正永恒的真理。其实，在帕斯卡尔看来，在任何情况下，正义都是由背后的强力决定的（做出解释的）。
三 公正、强力、人的本性
人的支配他人的本性，或者说是“某样东西是属于我的”的本性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绝对于不要指望通过祈祷公正来改变这种本性。帕斯卡尔指出，从小孩子哭闹着喊“那只猫是我的”，我们就能“开始窥见到篡夺整个地球的影子”。财富的每次分配都只能具有抽象的公正性，人们会自然而然地顺从强势的一方，即强势者获得的总是多些。所以帕斯卡尔认为，不可能把公正强势化，我们只是要把强势公正化，以便最终达到强势与公正的和谐、和平共处，这样的主权，就是善的主权。
这是对人类本性比蒙田更为悲观的看法，人生来就渐渐学会了把自己的真实面孔掩盖起来。换句话说，一切社会的规则都具有“虚假性”。一方面，这种“虚伪”是必须的。为了避免与他人同归于尽，人必须对自己“恶”的本性加以掩饰与遏制。另一方面，必须的“虚伪”总是无法战胜“自私”的本性。
但是，在我看来，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仍旧是一个只看表面现象的说法，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人的本性琢磨不透，是任性的。社会的规则或理性终究不能战胜人的任性，以至于人类历史总要在纠正由于人的任性带来的灾难过程中循环往复。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彻底掌握了人性，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认识我们自己，这甚至是人活着的最大趣味之一。比如，人的力量能力、感受力与思考力、给予事物秩序的能力、寻找刺激与快乐的能力，等等。
帕斯卡尔强调人的根本动机是获得幸福，这种目的论的模式，也是古典哲学的典型模式。也就是说，似乎人的目标始终如一。人不可能离开这个目标一小步，人活动的动机是为了获取幸福，甚至那些上吊的人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