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林的批评实践是一场针对现实感的漫长求索，同时也是对现实感的长期致敬。“几代人之后，当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开始描述我们文化的各种设想时，他一定能发现，‘现实’一词在理解我们的过程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特里林痛恨美国文化以蒙昧主义的方式对现实主义加以利用的做法，“长期以来，美国人相信现实和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关系，而且人们必须加入现实的阵营”。但特里林并不是个具有党派意识的人，无论是哲学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他栖居在一个本质上非常不和谐的世界里。他是一位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不会将现实错当成思想；但他的理想主义还不至于令他将思想错当成现实。相反，他是一位研究关系的学者。
特里林认为现实感是思想最宝贵的成就之一，而且也是最不容易获得的成就。“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他在写于1951年的关于《安娜·卡列宁娜》的前言的结尾处表示，“理解绝对的精神并非困难无比的任务，但精神却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充满着真实而微小事件的现实条件当中，而关于这种精神的了解是非常缺乏的。”特里林极力为威廉·迪安·豪威尔斯进行辩护，认为他在小说中用许多章节的篇幅去描写主人公寻找栖身公寓的做法是正确的。特里林认为，作者通过这种方式肯定了“受条件制约的现实性，事物的真实性”。他还认为，“失去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失去了一种物质事实，而且意味着失去了一种精神事实，因为精神具有这样一种事实意义，即它必须存在于一个连找房子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事情都需要精神参与的世界里。”特里林不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但他也不是一位逃避主义者。作为批评家，他的工作目标就是为纷繁交错的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给出清晰的理解。他丝毫都不怀疑这种纠缠状态是亘古不变的，也知道存在的两极永远也不会移位。
然而，清晰——这是加缪竭力倡导人们接受的一种新的斯多葛派理想，它是明确性和勇气的混合体——还不是特里林所指的“思想”一词的全部含义。当他论及思想的时候，他其实说的是理性。确切地说，特里林也许并不喜欢别人将他的视角总结为理性主义。现代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事业并不能真正地令他感到着迷。“讲究理性，重视理智，这本身是件好事，但当我们说一位思想家致力于理性主义时，我们的意图却是要表达一种贬义的评判。它表达了我们这样一种感觉，即这位思想家用一种简单化的方式来思考宇宙和人类，而且它通常表示他的思想发展是基于下列假设的：人与机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似关系。”在现代历史上，理性所导致的灾难比比皆是：功利主义者及其自由主义继承者的理性曾使精神失去了生机，而黑格尔主义者及其极权主义继承者的理性则彻底抹杀了精神。纵观历史，理性经常扮演与想象力和正派行为为敌的角色。它替庸人和凶手解脱了罪责。
同时，理性的敌人也会令特里林倍感厌恶，其程度并不亚于理性的朋友。尤其是特里林晚期的著作，它们构成了一组连续的抨击，旨在批判“当代的非理性意识形态”，他将其称为知识分子逃避责任的行为，并在这个“罪名”下罗列了多条“罪状”：“直觉、灵感、启示；对自我的摧毁——也许是通过沉思，但同时也通过狂喜和各种形式的迷醉；暴力；疯狂”；总而言之，都是些直观的罪行。1972年，在《诚与真》一书中，特里林追溯了自狄德罗和黑格尔至马尔库塞和莱恩的“解体意识”历史。特里林经常深入地研究现代文学所蕴涵的那些非道德的或反道德的能量。他承认“敌对文化”——这是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所具有的生命力，而且他本人也是这种敌对文化最有力的（同时也是最具讽刺性的）敌手。
重要的是，特里林对非理性的迷恋态度和他对理性的忠诚态度是紧密相关的。在这方面，他属于最高级别的现代理性主义流派，属于那种思想坚定、头脑清晰的弗洛伊德、托马斯·曼以及以赛亚·伯林的跟随者（托马斯·曼曾发表反对尼采的评论，认为世界从不会因为过度的理性而受到损害）。这些都是具有“夜视功能”的理性主义者。特里林曾警告我们说：“我们必须注意到，在我们最高尚的愿望当中，仍然存在着危险。”而且他还在善举中寻觅到恶的踪迹，在恶行中寻觅到善的留痕，这些做法其实正是特里林发挥“夜视仪”作用的实例。这些理性主义者将理性的关注视角转向它的对立面，而且他们坚持对无秩序状况的研究，直至理性可以不再畏缩不前。
他们拒绝启蒙运动倡导的那种白昼一般的光明图景，拒绝其中缩手缩脚的理性主义；在启蒙主义者看来，理性是真实存在，或者至少是理智可以承认的所有真实存在。与特里林等人不同的是，他们宣扬受到浪漫主义影响的理性主义。这样的理性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在非理性的现实面前，理智的嘲讽不足为敌。这些理性主义者要求理智具备弥尔顿眼中的美德所具备的素质，即理智不能成为研究邪恶过程中的后生晚辈。（在那些具备“夜视”能力的理性主义者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应该是普里莫·列维，因为他真的生活在夜一般的黑暗中。）同样，特里林也坚信，世界并不受我们的思想的左右；他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在以特有的方式惩罚着人类的种种企图——特里林将这种认识称为“道德现实主义”——正是这样的认识才使人类的思想获得了力量和高尚的品质，使之有力量去忍受其自身的软弱，避免因其无法控制的因素而陷入落荒而逃的境地。
R.P.布莱克默曾收集特里林“关于关切和批判”的文章，并以《自由的想象》为题结集出版。在该书的书评中，布莱克默以屈尊施恩的语气将特里林描述为“一位管理思想事务的专家”和“一位在苦海中挣扎的自由主义兼人文主义者”；这种描述给人的感觉是：具备自由主义特征的人文主义毫无荣耀可言，而且世上的所有“海峡”都是风平浪静的。特里林“已经减少了粗鲁的冲动和狂野的洞察力”——布莱克默如此评价道。他的语气更像是在批判，而不是在表达关切。“问题在于，他的精神导师——阿诺德和弗洛伊德——都是思想领域里的极端主义者，这一点使他出现了多虑的状况。”针对这种指责他多虑的批评，特里林应该会乐于接受；但他也应该想知道，面对那些只有通过思考才能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做到真正的“多虑”？
当然，特里林也明白生活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需要过多的思考。在他那篇自传性的演讲稿中，他回忆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理性生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思想所触及，或被类似思想的东西所触及。不仅是政治，还包括育儿方法、性生活、精神生活，以及人类生存最核心的部分，这些都受到了思维能力的影响。”显然，他的这番回忆具有犀利的批评意味。特里林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及的“思维能力”（ideation）有点滑稽，而且几乎是一种畸形的现象。“纽约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这些都是特里林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同路人”，他们一起在大都会的环境里尝试着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欧洲和美国、疏离和团结，以及正义和美感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的状态——他们在这方面也是畸形的。他们剥夺了斯大林主义的合法性，将文学批评从政治批评中分裂开来，通过这些做法，他们使自己成为了美国知识史上真正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他们经常夸大自己对世界的洞察程度，而且，在他们对“观念”顶礼膜拜的行为中，他们经常忽视观念和观点之间的区别。特里林并没有用纽约知识界特有的方式来夸夸其谈。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文章在纽约知识分子当中是最有持久生命力的。他的写作很有价值，而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其中所蕴涵的耐心。他风格中的冷静沉稳是对于生活浑沌属性的痛苦而长期感知的结果。他的文章具有很强的辩证性质，这就是特里林在面对自己无法迅疾而聪明地理解的事物时，表现出的勤勉的求索态度。
布莱克默有一点是正确的。特里林在思想上的确是一位极端主义者，或者是一位极力拥护思想的极端主义者。这一点表明了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局限性。他对形式和审美的机制尤其缺乏兴趣。（他在评论济慈的时候，似乎把济慈也写成了一位知识分子。）他在阅读的过程中并不追求陶醉的感觉。他所受到的训练更多地来自“道德想象力”，而非想象力本身。而且他越来越怀疑艺术。（在他晚年时期，他对卢梭写给达朗贝尔的一封信深表关注。）在文学作品中，特里林主要只关注它们有关观念、情感和价值观的记录。“对我们的时代而言，道德想象力最有效的媒介就是过去两个世纪里诞生的小说。无论是在美学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小说从来就不是一种完美的形式，它的缺点和失败也比比皆是。但是它的伟大之处和实际效用却在于其孜孜不倦的努力，将读者本人引入道德生活中去，邀请他审视自己的动机，并暗示现实并不是传统教育引导他所理解的一切……”在这个方面，特里林是一位非常缺乏文学性的文学批评家。他关于自己批评职责的观点并不十分专业，而且缺乏游戏性——他思考的范围过于宽泛。他考虑的那些小说和诗歌都是关于他自己的文化的道德历史记载。最终，他成为了一位利用文学材料从事研究的道德史学家，而其中最精湛的研究成果莫过于那篇论及《卡萨玛西玛公主》的杰出文章。
因此，这里确实没有任何粗鲁或凶野的因素。相反，这里有一种充满哲学和延缓的幸福的氛围，一种充满放弃行为和不停审视的氛围。反讽的意味的确存在于此，但这不是那种浅薄的讥讽。这里还有艺术的成分，它受到知性道德职责的制约。在特里林去世之前，他仍在写一篇关于简·奥斯丁的文章。显然，这位作家的声望在特里林的学生当中有所恢复，对此他感到一丝困惑——196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别处发生的学潮运动仍让人记忆犹新——他大胆地产生了这样的希冀：“阅读由一位极具道德想象力的作家所呈现的他人的行为举止，并承认这些行为与自己息息相关，那么他们就已经承担了一种人文主义所尊崇的活动，从中它可以将个体从道德的愚钝状态中拯救出来。”特里林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不过从保留下来的文章片段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写此文的意图就是为了警告我们留心有关生活的美学理想。他采取了一种党派主义的忠诚态度，来面对具有批判性的知性，面对辩证思想的尊严，这一点成为他人生绝笔的主题：“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去相信，我们在看待生活试图接近艺术这一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出现了摇摆不定的现象，这一点并不能表明文化的不确定性，相反，这种现象构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并具有‘辩证’一词所固有的所有尊严……”如果特里林的教诲能永生不息，那么这种尊严也将长存不灭。
几年前我曾对戴安娜·特里林说过，如果不把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文章发表出来，这将成为触发众怒的事情，于是她邀请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本书正是这一邀请的结果，并成为了对她的答谢。我还收录了关于桑塔亚那的一篇文章《“巴门尼德的微笑令我深思”》，因为特里林曾向妻子戴安娜表达过自己的愿望，希望将该文收入他的选集；不过其他文章的选择都是由我自己作出的。几乎所有的选择都有显而易见的理由。文章的编排依照它们原先出版的顺序而定。我还要感谢丹尼尔·亚伦、珍妮弗·布拉德利、亚当·基尔希、布莱恩·菲利普斯、伊丽莎白·西夫顿、德雷克·沃尔科特，以及詹姆斯·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