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其人
韩非，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人，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据《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曾拜儒家大师荀子为师。但他却没有继承荀子的儒家思想传统，而是受到法家的影响，继承研究、吸收了法家思想的精华，成为战国末期法家的杰出代表人物。
韩非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青年时期的韩非目睹战国末期的韩国日趋衰弱，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国强兵的计策，但都未被接受。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
公元前234年，韩非的著作传到了秦国，秦王嬴政读了赞叹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正好李斯在场，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王立即发兵攻韩，战争的唯一要求就是得到韩非。在秦兵压境之时，他被献给了秦王。秦王得到了韩非，眉开眼笑，但没有信任、重用他。韩非到秦国后，上书秦王要求保存韩国。李斯、姚贾等乘机进谗言陷害他，说他“终为韩，不为秦”，建议秦王“以过法诛之”，于是韩非被打入大牢。公元前233年，李斯派人送去毒药，令他自杀。韩非申诉无门，被迫自杀于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狱中。
《韩非子》其书
《韩非子》是韩非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史记·韩长孺传》说：“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这《韩子杂家说》或即今所传的《韩非子》。《韩非子》最初叫《韩子》，宋以后的刻本，才开始用《韩非子》这一书名。《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篇数、卷数都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无残缺。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韩子》五十五篇，本之刘向据中秘之藏编录的《别录》，因此今五十五篇，当即刘向校定的篇数。但是，这五十五篇，到底是不是全部为韩非所作，学术界争议颇多。特别是《初见秦》和《存韩》两篇，更是议论纷纷，刘汝霖、容肇祖、胡适、梁启雄等认为不是韩非所作，陈奇猷、张心徵、高亨、邓思善等认为是韩非所作，尚无定论。胡适和容肇祖认为《韩非子》中其中靠得住的韩非真作很少，胡适以为“《韩非子》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其余都是加入的。可靠的诸篇如下：《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篇”（见《中国哲学史大纲》）。容肇祖则认为：“确为非所作者，为《五蠹》与《显学》，思想与韩非子合而又有旁证足证为韩非子所作者《难》四篇、《孤愤》，从学说推证为非所作者，为《难势》《问辩》《诡使》《六反》《八说》《忠孝》《心度》《定法》篇”（见《韩非子考证》）。
梁启雄和陈奇猷则认为《韩非子》各篇大都是真的。梁启雄认为见诸《史记》的十篇，当属韩非子的真作。《解老》《问田》可能有别人的著作发展、加入。《十过》《用人》《安危》《功名》《忠孝》《大体》《守道》《观行》《制分》等九篇，思想文字都和其他各篇有不同之处，是否伪作难以考证。其余三十四篇，大体都像韩非子本人的作品（见《韩子浅解》）。陈奇猷则以为除《人主》与《制分》两篇，因文势与各篇不类，谅不出于韩非子之手外，余均与韩非子思想相合（见《韩非子集释》）。
《韩非子》的主要内容
《韩非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体现了“以法为本”的法、术、势论。韩非的核心思想是法治，韩非吸收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之精髓，认为三者都是君主手中缺一不可的工具，应把他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君主专制的法治思想体系，为大一统服务。
韩非认为实行法治，必须“以法为本”（《饰邪》）。法体现着国家利益，如果忽视法，国家的利益就要遭到损害，所以他说：“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安危》）。如果重视法，就能富国强兵，建立“超五帝，侔三王”（《五蠹》）的功业。所以他得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饰邪》）的结论。他又认为要明法，就要树立法令的绝对权威，因为这是判断言行是非和进行赏罚的唯一标准。因此，他反对儒家“仁政”“德治”的思想，并以“禁奸于未萌”（《心度》）为引领，达到实现统一思想的目的。
韩非认为要实行法治，就要颁布成文法。它有两个好处，一可以使大家有所遵循，二可以防止官吏专横徇私。颁布法令以后，为保证法令顺利贯彻执行，使用赏罚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因为人性重利，只有严格实行赏罚，才能使之“畏其威而归其利”。而要进行赏罚，就要审合刑名，使赏罚符合法令的规定。他还指出，法要不分贵贱，一律遵守“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这种以“法治”代替“礼治”的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韩非认为，“术”是实现法治的手段。君主要掌握政权，使臣属贯彻法令来施行法治，就必须具备驾驭臣属的“术”。“法”“术”对于君主来说是“不可一无之具”（《定法》），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实行法治。因为“徒法而无术”，君主就“无术以知奸”，难以防止臣下阳奉阴违、损公肥私甚至篡位夺权。反之，如果“徒术而无法”（《定法》），释法而用术，君主就丧失了判断忠奸的标准和赏罚的依据。韩非认为“术”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任免和考核臣属的办法，即量才而用，用“循名责实”的办法考核臣下是否忠于职守和遵守法令。奖赏名实相符的，惩罚名实不符的。他认为这是“知奸”和“禁奸”的好办法，不仅能了解臣属是否失职，而且可洞晓臣属是否越权。二是说，“术”是君主藏在自己心中而不显露出来的掌控各种事件和驾驭臣属的手段，用来防止臣属损公肥私和篡位夺权，维护君主专制。
韩非认为，君主之所以能立法和行赏罚，前提是掌握权势。他说，势是使人服从的政治资本。君主失去了权势，就要君臣易位，成为臣子了。“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暮臣。”（《孤愤》）所以他特别强调君主必须“擅势”，必须高度集权，绝对不能与臣下“共权”（《外储说右下》）。韩非还强调了“法”与“势”结合，不能分离，因为有“势”而无“法”，便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了。实行人治，中人之君便无法治好天下。反之，实行法治，中人之君只要“抱法处势”也可以治好天下。韩非以此来阐明法治优于人治。
第二部分主要体现了历史进化思想。
韩非的历史进化思想是来源于《商君书》，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世。上古之世指传说中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时代。中古之世指鲧、禹治水的时代。近古之世指汤、武征伐的殷、周的时代。当今之世，指他所处的战国时代。韩非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前进的，一成不变、因循守旧、复古倒退就要闹笑话。他认为，时代变了，治国的方法也要相应地改变，从而适应时代的要求。如果在当今之世，仍“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式的蠢人。因此，他得出结论是：“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固为之备。”“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心度》）
韩非还对历史进化的原因作了探索。他从物质生产方面来分析历史进化的原因，认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又促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观念的变化。他说，上古竞于道德，并不是人人都好，而是由于当时人少物多；当今人们互相争夺，不是人的思想退步变坏，而是人多财少导致的。
韩非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他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既指出了变化的必然性，又指出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说明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条件下，只有用赏罚的手段进行统治，才能维持社会秩序，才能富国强兵，才能实现大一统。因此，历史进化思想是他法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主要体现了人性好利的思想。
韩非的人性论，并非继承荀卿的性恶论，因为荀卿认为人性好利是恶，需要改恶从善。韩非认为人性好利，无需改变，君主可以通过赏罚的手段来利用它。韩非是继承了慎到和《商君书》的人性好利思想。他认为人好利的本性首先出于人的本能需要，但他又指出，人性是随着历史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当今之世人人都好利，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至于君臣关系则更是利害关系了，他在《难一》中更具体地把它看成是一种买卖关系，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这就是君臣在进行“死力”与“爵禄”的交易。
韩非又指出了君与民的利害矛盾。他认为统治人民要依靠赏罚，不能依靠自愿服从，对人民必须以威力强制，他说“民固骄于爱，听于威”（《五蠹》）“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显学》）。因此，韩非主张用法来镇压人民。
韩非认为人性既是好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统治者就可凭借手中的权力，运用赏罚的手段来进行统治。因此，人性好利思想，也是实行“法治”的理论基础。
第四部分主要体现了认识论思想。
韩非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一是人有认识世界的能力，他说，人依赖天生的眼、耳等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来感觉和思考客观世界。二是天地万物都有所以然之道、所以然之理和各自的性质、形状，这些都可以为人的上述器官所感觉和思考。韩非认为事物的道理是不容易认识的，要深思熟虑，而思考时，又必须完全客观，才能认识规律，得到知识。
韩非还提出了检验认识是否合乎实际的“参验”法，他说，检验一种言论是否正确，要把事物排队，作比较研究，注意到各个方面，包括自然的天、地、物和社会的人各种因素。只有符合这些方面的言论才是正确的。他还认为，言论是否正确，要看有没有功用。由此可见，认识论和他的法治主张，也是有联系的。
第五部分主要体现了自然观的思想。
韩非论述了道、理、德自身及其相互关系，他说，道是自然界及其总规律，理是区别万物的特殊规律。他还说，各种不同的事物，各有其特殊规律，所有万物的特殊规律的总和，体现出了世界的根本的总规律。韩非又认为自然界万物所得于“道”而成为自己的内在性质——“德”。“德”是从“道”那里得来的，所以“德”是“道”的体现。
韩非认为，天没有意志。他说：“若天若地，孰疏孰亲？”（《扬权》）“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功名》）他发挥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强调人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自然物可以被人类运用工具去改造，并以这种看法去论证他的法治主张。他反对对自然和人事任其自然的态度，而赞成积极的自觉活动。这又显示出自然观和他的法治主张也是相通的。
《韩非子》的影响
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使法家成为与儒家、道家齐名的重要学派。韩非的核心思想就是法治，他的法治思想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两千多年来，他的思想成了统治阶级统治天下的教科书，被长期奉为圭臬，至今还被推崇。韩非的法治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非生活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前夕，秦国通过兼并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建立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革，是中央集权大统一代替群雄割据分裂的大变革，在这大变革过程中，对秦国起政治指导作用的政论家，继公孙鞅之后就是韩非。韩非虽然在秦国没有执过政，但是秦始皇赞赏他的著作，李斯运用过他的政论，秦二世引述过他的文章。可见，他的政论对秦国影响重大，起过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秦国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大帝国的建立是韩非政论的具体表现。因此，在促进历史前进、促使天下统一和制度变革中，韩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是，韩非的政论中过分强调君权，把君权绝对化了，导致了暴政。因此，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韩非君权绝对化的言论对两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
《韩非子》就其主体而言，堪称是一部政治学巨著，在古代文学、哲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它主要论述君主如何才能驾驭臣民、富国强兵乃至称王称霸，是古人所说的“帝王之学”。当然，书中除了论述法术、权势等主要内容外，也论述了一些君主必备的道德修养、政治策略。同时，书中还有一些韩非对人情世故的剖析与感慨。法家是与儒家、道家齐名的重要思想学派，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韩非子》则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宋朝名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无独有偶，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称“半部《韩非子》治天下”。两个“半部说”合二为一，彰显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之魂。
正因为《韩非子》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既是研究韩非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又是我们现代人学习借鉴的第一手材料，所以今天我们编著了《韩非子精粹》一书，书中选录了《韩非子》中广泛流传的大部分著名篇章，目录仍然采用通行本的编排顺序，每篇文章都按文意分段加以注释、译文，篇首有题解，篇尾有评析，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全面深入地解读了韩非的思想。
本书的编写以实事求是、批判继承为指导，以思想性、历史性、文学性、通俗性并重为原则，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古代思想与现代思想需要的统一、提高与普及的统一。书中有许多精辟的名言警句、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