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菲利斯·毕托：东方之路上的摄影师》
谁是19世纪欧洲最有名的“东方摄影师”（拍摄东方的摄影师）？
约翰·汤姆森（1837－1921，英国人），可能有人会说。以对中国的拍摄而言，汤姆森无疑是19世纪第一位深入中国内地漫游拍摄、影响最大、出版介绍中国的书籍也最多的摄影家；但如果将印度、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包括在内的话，这个名字却是菲利斯·毕托（Felice Beato，1833—1909，英国人）。
2011年4月24日，为期四个半月的“菲利斯·毕托：东方之路上的摄影师”（Felice Beato： A Photographer on the Eastern Road）在洛杉矶盖蒂博物馆闭幕，出版的同名摄影集结合展览与毕托当年制作出售的照相簿等实物，将其在东方的摄影活动，按照印度——中国——日本——朝鲜——缅甸的顺序，做了一次相当完整的梳理。
“印度兵变”与“制造”历史——菲利斯·毕托早期的摄影活动
作为19世纪最著名的摄影家之一，毕托留给摄影史的难题曾是其身世的迷离，其出生地和出生年月有几种说法。直到2004年，一位研究者在查阅殖民时期英国政府印度事务办公室的档案时，偶然发现了1858年3月18日该办公室在给毕托颁发印度旅行许可证时留下的备案文件，里面有毕托自己填写的个人资料：时年25岁，出生地是科夫岛（Corfu Island），该岛当时正由英国管理（后来归希腊）。至此，毕托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才有了一个结论。[1]
毕托的摄影，是跟着姐夫詹姆斯·罗宾逊学的。1855年秋，在罗伯逊带领下，毕托兄弟在英国摄影家罗杰·芬顿之后，拍摄了克里米亚战争围困战的最后阶段和俄军败退后的塞瓦斯托波尔城堡，获得了战地摄影的初步经验。1857年秋，罗伯逊和毕托兄弟漫游到耶路撒冷，三人在此分手：罗伯逊留在耶路撒冷，安东尼奥·毕托去了埃及，菲利斯·毕托听到了印度兵变的消息，决定前往印度，而当他在加尔各答拿到英国政府印度事务办公室颁发的印度旅行许可证时，已经是1858年3月，印度兵变这场大戏正在进入尾声。
在毕托申请印度旅行许可证时，英军战争事务部正在寻找摄影师，将印度兵变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拍成照片向英国国内报告，受该部委派，毕托接受了这项任务。他首先前往战事早已结束的德里，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德里的远景和全貌，然后用近景和特写拍摄了战后的德里：目之所及均是残垣断壁，昔日繁华喧嚣的印度北方名城而今空无一人；城墙城门上弹孔密布，不难想象到战斗之惨烈，令人过目难忘。1997年，为纪念印度兵变140周年，印度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玛斯洛（Masselos）根据毕托所拍的照片，对当时的德里战役进行考古比较，确认了德里桥、麦特卡尔夫府、库德西亚宫、德里市场、克什米尔门、莫里门等地均为战事最激烈的地方，随行摄影师则将相关地点当今的面貌拍摄下来以作对比，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德里，1857 VS 1997”摄影项目。
1858年4月，毕托在拍摄战后的勒克瑙时，突破了英军战争事务部重点拍摄“损失”（主要指城市建筑的损失）的指令，将人的内容作为重点放进了照片，成为摄影史上拍摄阵亡士兵尸体（当然是敌方士兵）的第一位摄影师。“斯坎德拉宫”（Secundra Bagh）是毕托此类照片中常被提及的一张。斯坎德拉宫原是皇家别墅，位于勒克瑙郊外，1857年11月，2000余名锡伯族起义士兵依托该别墅抗击英军。11月16日，别墅被攻克，这些锡伯族士兵要么战死，要么被集体屠杀。为了报复，英军将这些士兵的尸体暴尸野外，任其腐烂。在拍摄该地时，毕托安排几个印度当地人站在几近废墟的斯坎德拉宫前面向镜头张望，将印度士兵的遗骸从周边捡来撒在院子里，然后按下快门。显然，这张照片突破了战争对城市的破坏这一单一内容，而是将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惩罚（实际上是对冒犯大英帝国统治的一种警告）、胜利者对历史现场的随意处理这样的元素突出呈现，更因为生者与死者在同一空间内的局促相处而带有一种观看的惊悚。
毕托的这种拍摄方法后来遭到批评，但细究之下，这样的照片在当时几乎是必然出现的。一方面，这些照片能有力地张扬大英帝国的军威，对反抗者形成“死无葬身之地”的震慑，另一方面作为受托方，毕托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最大的客户就是军方和参战的军人，他必须拍那些军队和军人喜欢的场景、军人的肖像照、纪念照、胜利照、当地的景物名胜等，做成照片卖给这些军人作为纪念品。同时，他还把这些照片做成照片集，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便英国本土的人也能买到。正如摄影史研究者王鸿荪（Wong Hong Suen）指出的，毕托的经营之道就是把自己的战争经验加工发酵成战争图像故事，卖给消费者。[2]
毕托的机灵识趣使得他与军方的关系十分润滑。1860年2月，完成镇压印度兵变任务的英军从加尔各答开赴中国战场，毕托受邀同行。
中国，见证条约时代的开始——毕托镜头中的大沽炮台之战
1860年3月，毕托随詹姆斯·格兰特（James Hope Grant）将军从加尔各答抵达香港。格兰特是英军在印度军事行动的主要指挥员之一，参加过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是1860年英国赴华远征军的陆军司令，亲自参加了对圆明园的抢劫，且是后来火烧圆明园的主谋之一。
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英法联军明白天朝的命门在北京，而北京的命门在天津。1860年7月28日，两军共206艘舰船（英军173艘，法军33艘）、16800名士兵（英军10500人，法军6300人；另外有从广东雇佣的担任后勤支援的中国苦力2500人，英军所带的印度仆人约3500人），以南北夹击之势，汇集在天津北塘附近的渤海海面。8月1日，在俄国人带领下，联军抄小路不战而取北塘。8月21日，毕托拍摄的大沽炮台之战，不仅是他在中国所拍摄的最重要的组照，也是19世纪最重要的战争摄影系列之一，并使他成为摄影史上第一个拍摄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现场的摄影师。
大沽炮台实际上是一个由5座炮台组成的炮台群，是扼守津门的最重要的防御工事，距天津城约50公里，分布在白河（海河）两岸，北岸三座，南岸两座，炮台之间可以相互进行火力支援，易守难攻。8月21日晨6点钟，联军首先向北岸三座炮台中最前面的一座、也是最小的石缝炮台进攻。7点半钟，联军发起冲锋，经过一场中世纪式的白刃战，约10点钟，联军突入炮台，清军守兵约400人战死，百余人逃离，炮台被联军攻占。下午两点，联军向第二座炮台发起进攻，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法军直接攻进了炮台，里面是集结好准备投降的上千名清军——因为大沽炮台的总指挥乐善在坐镇石缝炮台时战死，没有人敢代替他指挥作战，于是清军选择了投降。
同一天，北岸的另一座炮台和南岸的两座炮台也不战而降。因此，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毕托拍摄的大沽炮台战役的照片，其实只是发生在石缝炮台的战斗。
“多么美妙的战争场面啊！”毕托一次又一次地发出了由衷的感叹。硝烟未散，毕托就随英国特使额尔金进入战场。现在，他不用再像拍摄斯坎德拉宫那样，费劲地把敌军士兵的遗骸搬过来做道具了，因为现场已经摆满了这样的道具，甚至有点太多了，影响了他的构图……毕托从平面与纵深两个方向多角度多景别地拍摄了战后的石缝炮台，最有震撼力的几张照片几乎是一样的画面：进入炮台的门口，近景是横尸焦土的清军尸体，中景是被大英帝国的重炮轰成废墟的用泥土和圆木构筑的防御工事；如果与其几天前拍摄的北塘炮台内，英军军官悠闲地坐在清军的炮车上聊天，米字旗在远景上随风飘扬的画面相参照的话，毕托就成功地营造了英军胜利的标志性场景：因为这一切都在述说着一个事实，在大英帝国面前，中华帝国不堪一击！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用刻版印刷术连载了这些照片，使毕托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战地摄影师。
此后，毕托随英军进军北京，10月24日，在礼部大堂拍摄了《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仪式和《中英天津条约》换约仪式这一历史性场面：
（下午）四时，（英国特使）额尔金乘十六抬金顶绿围肩舆，姗姗来迟，鼓乐前导，带马步兵约千人，均持器械，自东四牌楼至礼部，络绎不绝。恭亲王奕訢走向前去迎接，这位英国大使竟佯装没有看见，径直走到签约大厅，甚至连头也没回一下。接着又一句话也没有对这位亲王讲，就自顾自地坐到为他准备的位子上。额尔金的傲慢无理，严重刺伤了奕訢的自尊心，但他只能强忍怒火。双方签约之后，额尔金大喝一声，随即所有的洋人霍地站了起来，不解其意的奕訢和其他所有的中国官员吓了一跳，也忙站了起来。这时，堂下走出一位英国的摄影师，“咔嚓”一声，拍下了这一场景。不知照相机为何物的大清官员们，个个呆若木鸡。……就在这种充满仇恨的气氛当中，双方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3]
毕托就是那位“咔嚓”一声、让大清官员们呆若木鸡的英国摄影师。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西方可以确认终于打败了东方最强大的国家。也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条约时代。《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称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开创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使得中国的主权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掩盖或取消，此后外患日甚；毕托的照片见证了中国条约时代的开始。
日本：成也横滨，败也横滨——毕托的手工着色蛋白印相及其摄影生涯的最后辉煌
1863年，毕托从英国重回亚洲，在查尔斯·沃格曼（Charles Wirgman）建议下，他们两人去了日本横滨，在那儿开了一家照相馆。当时，日本已经被美国人打开了大门，被迫开放横滨等口岸通商。毕托深知英国人的趣味所在，他利用欧洲摄影的成熟经验——比如雇佣模特拍摄——很快就在横滨拍出了两套销路很好的摄影集：一套是《日本人物大全》（Native Types），一套是《日本风景大全》（Views of Japan），前者由100幅日本人物照片组成，包含了英国人感兴趣的日本社会的各个行当：武士、医生、艺妓、居家女人、沐浴的女人、僧侣、尼姑、街头小贩等，全部是雇佣模特拍摄，神情、姿态十分到位；后者包括98幅日本的自然风景和城市风景照片，这些照片有一种细腻柔弱的自然之美，很能满足已经工业化的伦敦人的怀旧感。
这一时期，毕托在照片制作方面有一个创新：就是通过当时的蛋白印相法，将日本传统的浮世绘、水彩画和木刻画的着色工艺与摄影术结合起来，开创了个人摄影生涯的“彩色摄影”时代。蛋白印相法是19世纪中叶的标准印相方法，第一步是制作蛋白液，将蛋白液（主要是鸡蛋蛋白）与氯化铵混合搅拌，然后让其沉淀澄清。第二步是将印相纸的一面放在蛋白液上，让其浸透，这样上面就附着了一层很有黏性的蛋白液，而且使相纸十分平滑。第三步，将相纸干燥保存，就得到可以随时使用的蛋白印相纸。第四步，印相时，将硝酸银溶液用刷子刷在蛋白印相纸上，压上曝光的玻璃底版，在阳光下曝光，然后再水洗定影，就得到了所要的照片。由于印相的整个过程都是湿的，所以很容易着色，着色后的效果也很容易凝固下来。
当时毕托雇佣了多名日本艺人，专门给他拍摄的日本人物和风光照片手工着色，效果非常逼真。虽然有时着色过重，但传递出欧洲人喜欢的日本浮世绘浓墨重彩的风格，在到日本旅行的欧美人士中享有盛誉，这类着色照片几乎供不应求。后来，给毕托做过摄影助手和着色工匠的日本人日下部金兵卫（Kusakabe Kimbei，1841－1934）开了自己的照相馆，成为那一时期日本的著名摄影家。到1870年代中期，毕托成了全日本最著名的摄影家之一，他和沃格曼的照相馆也成了全日本最赚钱的照相馆。精明的毕托很快就将生意做到了摄影之外，开始涉足进出口生意及地产等。1877年，毕托卖掉了照相馆的大部分股权，专心经商并投资股票，见到他的朋友回英国后给人讲：“毕托在日本呼风唤雨，发大了！”1884年，在一次白银投机交易中，他赔得一文不名，连年底回英国的船票都是朋友赞助的——这样的结果可能毕托没有想到，但的确生动地呼应了他冒险家和投机者的性格。
毕托在日本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871年6月初，美军侵略朝鲜，专门邀请毕托担任官方摄影师（由此可见当时毕托的名气之大），毕托由此成为第一位拍摄朝鲜的摄影师、也是将摄影术带入朝鲜的第一人。而在1853年，当佩里率美国舰队第一次轰开日本的大门时，随行的使用达盖尔法的摄影师成为第一位拍摄日本的摄影师，同时也是将摄影术带入日本的第一人。毕托的例子再次证明，摄影术由欧洲和美洲传入亚洲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通过侵略战争，摄影术在亚洲国家的传播本身就是殖民进程的一部分。
在日本破产回到伦敦后，1885年，毕托曾作为英国远征军的摄影师前往苏丹喀土穆。1888年，他作为英国远征军的随军摄影师再次回到亚洲，侵入缅甸。1896年，他在缅甸的佛教名城曼德勒（Mandalay）重操旧业，开了自己的照相馆，此后不久在仰光开了分店，还成立了“菲利斯·毕托公司（F. Beato Ltd.）”，同时经营家具和古董。1909年初，他在佛罗伦萨去世。
注释：
[1]Wong Hong Suen： Picturing Burma： Felice Beato's Photographs of Burma 1886-1905， History of Photography， Volume 32， Spring 2008， Routledge， London.
[2]Wong Hong Suen： Picturing Burma： Felice Beato's Photographs of Burma 1886-1905， History of Photography， Volume 32， Spring 2008， Routledge， London.
[3]汤黎、余祖坤：《恭亲王奕訢政海沉浮录》第六章：督办和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