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4年起，严复翻译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名著《法意》陆续分册出版，至1909年最后一册出齐。在译者按语中，严复对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传统做了如下评论：他认为以主权在民、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宪政是国家的标志，所以他认为中国没有“国”，只有“家天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是“国”：“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对孟氏原书中“其在民主，国民地位，固平等也。其在专制，国民地位，亦平等也。特民主之平等也，以国民为主人，为一切之所由起。专制之平等也，以国民为奴虏，为无可比数之昆虫”一段话，严复进一步解释说，专制制度下民众间的平等只是奴隶间的平等：“专制之民，以无为等者也，一人而外，则皆奴隶。以隶相尊，徒强颜耳。且使谛而论之，则长奴隶者，未有不自奴隶者也。”所以，“夫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君与民皆有权者也。东方之君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他进一步说：“或曰中国之民，犹奴隶耳；或曰中国之民，非奴隶也。虽然，自孟氏之说而观之，于奴隶为近。且斯巴达之奴隶，而非雅典之奴隶也。”斯巴达的奴隶制是只要身为奴隶，任何自由民，不论是不是该奴隶的主人，都可对其任意凌罚；而雅典奴隶制则规定自由民只有权处置属于自己的奴隶，不得凌罚他人的奴隶，若凌罚他人奴隶可以入罪。简言之，斯巴达奴隶制是若为一人之奴，即为所有人之奴。因为西方是君主立宪，民是权力主体，君主权力受到宪法限制，这是现代国家应有的君民关系，而不是主奴关系，这才是现代“国”的标准。
1911年，《民心》杂志发表《私心说》，根据自然人性论，认为“吾心中之有理与欲，如磁极中之有南与北，如电性中之有阴与阳”，批判“存天理，灭人欲”违背人性，而且统治者“以为公者天理也，私者人欲也，理欲战于中，往往天败而人胜，于是乃借克己复礼之说，穿凿而附会之，谓欲复天理者，必克人欲”，“乃坠入于黑暗地狱中，使受永苦。此在佛法为最下乘者。学说之误人深矣”。从孔孟到程朱，一概批判。
如果不惮烦琐读到这里，读者对这些言论一定大有“似曾相识”之感。中国历史就是“一人而外，则皆奴隶”，而且国人“自为牛马、自为奴隶”、“畜根奴性”，儒家“仁政”完全过时论，儒学是中国传统“旧民”最重要的精神、知识结构，“造新民”的重要内容就是改变这种结构，因此《新民说》是梁氏最重要的著作，而他创办的影响最大的那杂志，即定名为《新民丛报》，不必细说其主要观点，仅此足见他对“造新民”的重视……所有这些，分明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然而史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反孔和“改造国民性”这两个思想主张，从来被认为是激烈反传统、全盘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并非自五四始，而是戊戌维新失败后，在向被认为温和、中庸的梁启超的影响下形成的。批孔、批儒在五四前早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潮流，五四时期那些反传统的言论，甚至不比维新——辛亥间更为激烈。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来有自。
之所以会有如此激烈的反传统思想，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思想界的国家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本书《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变》一文对此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反儒、反传统的代表性人物，然而，五四后不久，他就力倡“整理国故”，力图为“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根”。张申府是反孔大本营《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之一，罗素、维特根斯坦、罗曼·罗兰等许多西方的新人物、新思想都是他第一个介绍给国人，他也是共产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之一，但是，他在对“科学”推崇备至的同时，又格外推崇孔孟的“仁”。他一生的思想努力，就是想打通“仁”与“科学法”，他并不认为二者水火不容。
之所以不厌其详征引有关史料，只是想说明，现代中国的“传统”与“反传统”其实非常复杂，并非成说那样简单分明。
四
“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士”的传统，不仅有专业知识，而且更有独立精神、强烈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传统的士转变而来，这种“关怀”自然格外强烈；更加以现代中国政治的腐败黑暗、内忧外患不断，时处民族危亡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能不深深地关心、卷入现实政治。
儒学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共认的政治参与的唯一原则，与之根本不同的是，现代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却是信仰各种各样根本不同、甚至互相敌对的“主义”。各派人物都以自己所信的“主义”为原则、为理想，然而，在现代中国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怀抱各种理想的知识分子往往处境尴尬，甚至难免悲剧命运。
然而，在靠“力”而不是“理”取胜的现代中国，他们深度参与政治，却又无力真正改变政治。梁启超以政治参与登台亮相，一生的大半时间都在从政，但在他的晚年，却对政治深深失望，退居学苑。1912年10月初，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回到国内，面对已经实行共和的现实，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政党政治”。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他组织了进步党，与国民党对峙，先后出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等职，参政院成立后又被任命为参政员。在民初政坛上，他活跃非常，俨然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似可一展平生抱负，但实权其实一直掌握在袁手中，他不过是个“台面”人物。袁氏称帝后，梁启超是“反袁”的重要人物；反袁斗争胜利后，政治更加混乱，军阀彼此争战不断，在如此这般混乱的政局中，梁氏又支持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曾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此时，他又以为能倚段之实力实现自己政党政治和用现代理财方法建设国家的理想。但是，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理想就完全破灭。所谓国会，完全被段祺瑞玩弄于股掌之中。财政大权，也全被段掌握，而他这个财政总长实际形同虚设。此时，他对政治失望已极，终在11月中旬辞去财政总长一职，最后从自己深卷其中二十余年的政坛中抽身而出，转入学界。
这一段本想利用袁、段等这类大独裁者和军阀实现自己救国理想，结果反被他们利用、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经历，不能不使他格外痛苦。他痛定思痛地反省道：“别人怎么样评价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明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那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这，确是梁氏的肺腑之言，也道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在梁启超之后，曾经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震惊于国内政治的黑暗，不得不参与政治，与丁文江等人在1920年代初期想依靠军阀组成“好人政府”，改良中国政治。结果，他们也被军阀视为掌上玩物。胡适沮丧地承认依靠军阀政治改革的梦想失败：“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丁文江心有不甘，依然幻想“改造军阀”。几经活动之后，于1926年5月被军阀孙传芳任命为新设立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似乎给他一展平生抱负和发挥行政才能的机会。但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他终于辞去职务。他曾多次揶揄地说：“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