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在职业生涯中遇到了似乎毫无指望的情况，我便想起了那些曾在家中学到的道理，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你肯去探索、研究并正确地做事。诺基亚内部满是些与我所见相同的人，我们都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人而言，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完备的知识体系、有教养的谦卑品德和全神贯注的专注力，那么也是不会有所成就的。我从不善于临时抱佛脚，我总是想为一切作准备，无论是情理之中的还是意料之外的。当我认为已经准备充分，我便处在了最佳状态，不管所筹备的是一场演讲、一次交易或只是一场例行会议。
当然，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瓦萨高中上学时对这一切仍然是毫无概念的。我和其他的男孩子一起坐在教室里，有时老师是无聊且见解狭隘的，有时他们会令我的思绪涌现如潮。比如说，雷默·泰珀（Raimo Teppo）的历史课和社会研究课就十分让人着迷，以至每个孩子都会非常安静地听讲。泰珀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很感兴趣，并且他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了他的学生。曾经我们就哪家芬兰银行是最好的进行过辩论，正是从他那里我才了解到证券交易所是什么，以及股票价格为何会波动。
我不是那种可能会被选举为队长的男孩子。我不会讲趣事儿或笑话，我不会组织聚会，并且我没有尝试过酒精或烟草。女孩子们喜欢我，但是我不是那种会在无聊的课程期间连续收到一堆秘密情书的大众情人。我被教育过应当举止得体。在家里我们强调的是人人平等，并且我们都有机会去发展自身的天赋。没人需要仰视其他人，同样也不应有任何人被轻看。
我上学是为了学习而并非享乐。我的很多同学会通过捉弄老师来取乐，有些则会以取笑他人为乐。我们的圣经学老师十分健忘，总是会想不起来他把车停在了哪里，有时他甚至会忘记今天是哪一天。有些老师会发现他们的椅子上被放了潮湿的蘑菇或尖锐的图钉。我没有参与过这种活动，而且我敢肯定其他许多男孩儿会认为我有些自命清高。我当然比他们大多数人成熟，或许时至今日我仍会被叫作“书呆子”。
在那段日子中，我经常会在晚上骑车去打网球。冬天，温度可能有零下20℃，我带上我的网球拍，穿上厚实的冬季夹克并戴上羊毛帽，沿着瓦萨黑暗湿滑的街道骑向城镇的另一边。自行车的前轮似乎从未能保持笔直，骑车就像是在滑冰。我会在网球馆和朋友打上四个小时，如果我输了，我就会安静而沮丧地回到家里。如同许多别的事物一样，网球运动已经成为了一种正式的竞技。但最主要的是我在跟自己竞赛，在我心里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除了网球之外，我的娱乐活动还有童子军和自然学会。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一所芬兰中学都有自己的自然学会。在瓦萨高中，其被称为Reviiri，即芬兰语“领土”的意思。这个学会中包含了来自学校每个班级中的成员，也有一些以前的校友。我在12岁左右加入了这个学会，后来我成了学会主席。我们主要关注鸟类学，因为我们头顶上的天空是鸟类迁徙的主要路径之一。对于许多自然学会的成员而言，其爱好在于通过成为生物学家或自然摄影家来点亮他们的人生事业。通过这个学会，我得以开始阅读一些引人入胜的书籍，诸如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这本书是在讲鸟鸣的逐渐消逝。由于过度使用杀虫剂已经打乱了食物链，鸟群正在逐渐衰落。
作为最年长的孩子，大人们希望我比自己的弟妹们做得更好。在家里我们不会做愚蠢的事。我们不会做那些令所有人开怀大笑的恶作剧，然而生活也并不严肃，即使我们常常得真诚而专注。我们从不袒露自己的情感，无论是令人愉快的还是悲伤的。我母亲的家庭尤其重视对情感宣泄所持有的缄默。我成长成了一名彬彬有礼、保守、勤奋、易于取悦且满怀抱负的年轻人。
当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谋杀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了这个消息，而我的很多同窗则是通过电视了解到的。我们家的几个孩子有几次在邻居家的电视上看到了这条新闻，但是我们的父母并不急于购买这台新型且划时代的设备。在传统的奥斯托波斯尼亚家庭中，电视机可能会毁坏这种家庭生活，孩子们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机会可能因此受到严重影响，颠覆性的左翼分子理论可能会因而得以传播。
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在1964年买了电视机。学校的同学们已经使我确信了电视的优势，我告诉父母如果我们不买一台的话，我在学校就不会表现那么好了。我确实需要紧跟国际时事。母亲将我的要求告诉了父亲，他第二天就买了一台。然而，无论是否有电视机，我们在家还必须维持秩序。为此，我将所有孩子和父母召集至桌边，写下了观看电视的规则。根据这个规则，我们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能看电视。只有在作业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开始看，而最晚得在十点关电视。对于新闻和体育节目也有例外，如果小凯瑟斯·克莱（Cassius Clay）的拳击比赛[他还尚未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Muhammed Ali）]在半夜上演，我父亲是可以在那时观看的。而我们男孩子们也会半夜醒来然后下楼去看。除此之外，每个人必须遵守所设定的规则。
在1963—1964年间，无线电波中传来了令人躁动不安的声音，这个声音彻底改变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一组头发蓬乱的英国人唱道：“将我所有的爱都献给你，亲爱的，我是真心的。”虽然我并不理解，但我在心中一整个星期尽情地大喊这些歌词。在我14岁的夏天，我又来到了那个谷仓里有牛、羊和鸡的乡村。那里离利物浦很远，即在芬兰乡村引起轰动的披头士乐队的所在地。而我们的牛群似乎全然没受到这群杰出年轻人的影响。
我怀着十足的热忱向我母亲介绍了披头士乐队，于是她开始尝试通过广播了解这群人。我妹妹有一台录音机，我们用它来录下披头士乐队的最新专辑。不只是披头士的音乐激励了全世界的年轻人，还有他们的发型。披头士成员的发型意味着一种革新以及对老一代人的反抗。我自己仍然留着体面的短发，但无论如何披头士都成了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从我们学校的顶层能够一览无余地望见女子高中的操场，我的很多同学已经有了女朋友。我们既妒忌又嘲笑那些有女朋友的男孩子们。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在14岁时就开始和一个女孩儿约会，最终与她结婚并已经生活了好多年。但我在那段时间还远远没有早熟，或许是我太腼腆、太保守并且总在被管制，也可能是我对女孩儿还没有足够的兴趣。
【改变我人生的一天】
由于功课对我而言不成问题，因此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大西洋学院预计招收一些芬兰学生时十分高兴。那是一所位于南威尔士的国际学院，我当即便明白我希望去那里上学。接下来的一天，我所在高中的校长奥拉维·涅米（Olavi Niemi）在走廊叫住我，说他建议我申请大西洋学院。我告诉他我已经寄去了申请表。我不确定是否能被录取，因为这家学院对语言能力和其他的一些资历均有要求，但我确信的是我能做得很好。三月份，我向芬兰文化基金会提交了芬兰选拔程序所需的文件。四月份，十位杰出的候选人被邀请参加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一场英语面试。我当时讲着一口结结巴巴的英语。我没有出过国，也从未在任何地方使用过英语。我曾在电视上听到过人们讲英语，但我对其他方面的风土人文却是一无所知。
在四月的最后一天，我唯一一次地拨响了芬兰文化基金会的电话。我问自己是否被录取了。当我听到自己已被录取时，电话不禁开始在手中颤动。我将在接下来的秋季前往威尔士的大西洋海岸，我的内心因此而欢呼雀跃。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他们对我表示祝贺。我父亲用力地拍了拍我的后背，我母亲则大显身手地筹备了一顿晚餐，甚至超过了她的最高水平。那次晚餐于五点开始，持续进行了数小时，其间我们讨论了即将面临的所有事情。那天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
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人生将自此完全地发生改变。然而当我回首过去时，我却会毫无疑问地确信这一点。某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实际上却改变了我们人生的走向。我在那时并未意识到这些，仅仅是在回首往事时才发觉。我被大西洋学院的录取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事件。
大西洋学院的建立旨在将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汇聚到一起进行两年的学习。该学院的学术前景雄厚：在各种标准和面试的基础上遴选出了一批天资聪慧的学生，以观察他们在这里的适应能力。这一年我们当中将有两个人离开这里。我们的学费将由文化基金会提供的津贴支付。你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进入这所学院：有钱的家长可以为孩子支付学费，但是这些孩子仍然必须要通过入学考试。因此，大西洋学院是一个高压学院和国际组织，其尝试在20世纪60年代培育出首批国际性人才。这个试验还不错，至少就我的情况而言大西洋学院实现了它的目标。
在1967年的夏天，我怀着不断高涨的兴奋心情等待着我的新学校之旅。在瓦萨，关于我的未来如何曾流传出千奇百怪的说法。我感到极度惊喜的原因在于我不用再参加这所享誉盛名的瓦萨高中所举办的考试，而是要前往威尔士的某个地方，无论那是哪里。这却似乎令每个人都深感沮丧。当然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她因其最大的孩子不能从家乡的高中毕业而感到难过。
在乘坐芬兰航空的卡拉维尔飞机（Caravelle）经过了一段飞行之后，我抵达了伦敦。我在那里乘火车前往威尔士的布里真德，到达之后再乘汽车去大西洋学院。学院所在地选用了一种中世纪的灰色阴郁城堡，它守卫了学院几个世纪。在这座久经侵蚀的城堡周围零星地散布着一些供学生们生活工作的新建筑楼。学院区域的周边环绕着田野，那里有羊群啃食青草。城堡周围有一座花园，精心修葺的坡地从这里一直蔓延至海边。跃过浅绿色的草丛和深绿色的树木可以望见大西洋无尽的地平线。雾气从海面升起，寒风吹过，但这些对任何一个芬兰人而言并不足为奇。新的景象令我感到兴奋。这是一个比芬兰更加宽广的不同世界，这里的海依然是海，只不过要比波的尼亚湾大，我只知道海的另一边有瑞典人。在这里，自濒海地带起始的整个新大陆正等待着被征服。在这里，我将能够尽可能地拓展我的视野。
我被拱顶城堡中的图书馆彻底俘获，这里有大量有趣的书籍，有太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当我想着将要汲取这里所有的新知识以及自己来到这里竟然仅源自于报纸上的一则布告消息，出于偶然而受到眷顾，我的求知欲便沸腾不已。
我们芬兰人是心怀高远的族群，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为来到这里进行筹备。因此我们必须向其他人证明我们的能力。在过去的几年中，德国人在学术成绩上始终是表现最优秀的种族。我们下定决心，认为这回该轮到我们芬兰人了。我们小组中最聪明的要属彭帝·库里（Pentti Kouri）。彭帝·库里身高两米，浑身充溢着一股自信，且知识面广博。他的成绩在整个大西洋学院的历史上是最优秀的。这些年以来我看到了他的成就。他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也是一名有着各种成就的风险资本家。他的自信和天赋不仅为他带来了友情，同时也引来了嫉妒和敌意。彭帝·库里令我对宏观经济学更有兴趣。马缇·萨洛玛（Martti Salomaa）是一位有天分的物理学家及数学家，后来成为了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的一名理论物理学教授。赛珀·红卡波西亚（Seppo Honkapohja）延续了他的本行，在剑桥大学担任宏观经济学主席，并且是芬兰银行的董事会成员。
在大西洋学院，没有人谈论他们可能会从事的行业以及未来将会如何，但是所有人都很清楚我们将来或多或少都将与学术相关。我们当中几乎没人会设想自己成为工业巨头、银行家或政党领袖。我们仅仅享受着在知识的银河中进行探索。
我们宿舍有四个男孩儿，金属架子床将我们彼此相连，因此我们必须得学习忍耐来自不同文化的氛围和习惯。我很快就了解到哪些人会洗脚，而哪些人不会。我自己仍然是那个在芬兰长大的勤勉认真的男孩子。我希望对舍友们坦诚相待，当我收到家里寄来的食品包裹时，我会确保我的每位室友都能分到一份。我的一些新朋友和我有着相似的背景，诸如来自挪威的室友。另外一些来自很远的地方，以至我不得不开始努力了解新的文化。比如鲁帕特恩格（Lu Pat Ng）来自马来西亚，他在那里属于华人。如果我年轻时没有遇见过这个人，我肯定无法理解后来我需要了解的东南亚生活。
大西洋学院要求它的学生们从一开始就要努力学习，每个学生需要专攻三门学科。我选择了经济学、物理学和数学，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因为在这三门学科中，我都能运用我的数学天赋。我在瓦萨时就已经开始对经济学产生兴趣了，我那位出色的老师雷莫·泰珀能将他教授的这门课讲得绘声绘色。在大西洋学院，经济学变成了我十分热爱的学科，因为那里也有一位杰出的教师，安德鲁·麦克霍斯（Andrew Maclehose）。他教我观察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他让我们从英国财政大臣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我们需要作出决定：这是否是货币贬值的恰当时机，我对他的教学极其喜爱。我的自信也增强了，我懂得了每个人都可以借助知识来影响世界，知识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