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会有本课程的工程师培训生住进我们的公寓，我们彼此合群，并且我们的集体生活也十分令人愉快。在闲暇的时光，通常我们会一起坐在客厅，煮些咖啡并聊些时事，而不是躲进各自的房间。我和这个群体共同度过的两年半时间是我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后来我们也会经常聚会。
工科学生有时谈起这些日子会将其称作为“奥塔涅米式”人的岁月。这是一种成为体制化人才的特有方式，几乎很少有人会离开奥塔涅米。但这些却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过去常常在赫尔辛基市区打网球，我并不经常参与其他学生组织的活动，但是我也过着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实际上是活力十足以致连网球都成了一种周期性运动。这也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从重要的追求中脱离出来。
我在奥塔涅米见到了我人生中最初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都很固执己见。他们会说：“社会民主党、中央政党和保守派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能够效仿的社会模式典范，这种生活模式是一种比芬兰更好的并且适于全世界的生活模式。”在另一方面，我们则融合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的模式。
从现今的观点来看，要了解70年代的过度政治化究竟到达了怎样的程度是困难的。每件事——我是说方方面面——都是政治性的。我以学生选举活动中的候选人身份开始了我的政治生涯，在1969年这是首次在党政上具有开放性的活动，我选择站在保守派一边。在我的故乡实行的是两党制，我所了解的每个人不是投给了保守派就是投给了中央政党。我认为选择保守派的是那种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的思想家，就像我对社会主义毫无兴趣的那种态度。很快我就开始明白，在这些选举活动中保守派的政策与社会主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内容。这些对我而言还不够，其中似乎缺乏一种积极的方案，这个党派的政策似乎是完全消极的，根本没有建设性的元素。第一年后我转为了中央党派的一员，这里似乎有懂得思考的人。
正当我对政治逐渐失去耐心时，我也开始对技术教育感到厌倦。我对学习的抱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仅仅靠那些微分方程似乎无法呈现给我想要的世界。我追求一种更广义的教育，能够将关注力着眼于社会问题。我曾在威尔士学习经济学，并且我希望以大学的水准继续学习。我有一些朋友在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的政治科学院，因此我在1971年也提出了申请并被录取。这次我不必参加入学考试，令我惊喜的是他们竟然根据我在大西洋学院的成绩而录取了我。
经济系位于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的正中央，我十分喜爱这里。环境氛围令人愉快，讨论和教学为我提供了一种看待社会问题的新视角。经济系有一些精英，我从他们那里就我应该学些什么得到了很好的指导。然而，学习过程中我大多是在单枪匹马地奋战。我没有听过一堂系列讲座，仅参与过几次研讨会。在大部分时间中，我都埋首于需要考试的课程书籍中，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弥补被耽误的知识。
【丽萨改变了我的生活】
1970年2月的那个晚上，我的所有计划再次被彻底打乱。我和朋友参加了一场学生舞会，其中有一个年轻女士，她是和她在赫尔辛基经济学院的朋友一起来的。
当时我正在排队买啤酒，无意间被这个看上去美丽聪慧的金发女孩儿吸引住了。她似乎在排队的人中找谁。我后来才了解到，这只是她的习惯性动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总之当我买完啤酒之后便邀请了她跳舞。我当时充分地施展了我的个人魅力，之后我们一起离开，并回到学生宿舍和我们的朋友们继续度过那个夜晚。我向她要了电话号码，她将其写在了一张纸条上。
“你确定这个号码是对的吗？”那晚的活动结束时我再次问道。
“我不会随便给你一个电话号码的。”她回答道。她的声音中透着一股坚决，或许也暗示着一种邀请。我尽快给她打了电话，我想她可能会觉得我太过于健谈和心急了。然而，我的大献殷勤却有了好结果，我很快又见到了她。
这个女孩儿叫作丽萨·麦索拉（Liisa Metsola），她考取了护士从业资格并且已经工作，而我则还在上学。我们很快便开始频繁地约会。我们去了电影院、剧院、音乐会和学生派对，也就是说我们做了年轻情侣们都会做的事。丽萨来自一个混合着芬兰东部和卡累利阿血统的家庭。东部的芬兰人比我们西部芬兰人更加善于表现自己，并且更容易感情用事。丽萨会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考虑问题，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她不怕否定我的看法。
我们在一起后的第一个夏天就被迫分开度过，因为我必须得再次回到瓦萨，去那里的一个工程车间实习，这是我完成学业的一部分。我在父亲工作的工厂里被安排了一个职位，我需要做的是维护工作以及一些管路安装工作。这里的环境与我过去在大西洋学院和理工大学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差别。尽管如此，我还是和同事们相处得很好。我们谈论男人的话题——工作、女人和足球。瓦萨足球俱乐部那时正在参加一级联赛，如今我讲起这件事时仍然感到自豪。我在工厂的那段时间学到了对我未来事业至关重要的知识，关于车间的内部动力系统以及良好的直线型管理与糟糕的直线型管理之间的差异。我实在不能再夸大一个人早期工作经历的重要性了。
丽萨和我于1971年的国际劳动节假期订婚。我见了她的父亲并告诉他我希望和他女儿结婚的愿望。他对我礼貌的请求作出了完全肯定的答复，虽然丽萨和我在其他任何事上几乎没有同意过他。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进行激烈地争论，就像结着一场家庭宿仇。当苏联在1939到1940年间入侵芬兰时，他是一名来自卡累利阿的逃难者，他的家园已经被夷为平地。他对俄国人的仇恨并非出于政治立场，而是某些更深层的东西。他对芬兰政府希望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来实现与俄国人的友好往来这一主要目的充满了同情。在许多芬兰家庭中也进行着我们这种争论，对他们而言战争仍然记忆犹新。
我们在1972年3月25日结婚，婚礼仪式在奥塔涅米的一个小教堂举行。这座教堂被森林围住，但其与我在学校的住处只相距几百码。婚礼上大概来了40位客人：只要一间教室就能容纳的亲人、同学和朋友。教堂的独特在于它的祭坛画作。画作都已经不在了：原来的地方被芬兰的自然景物所占据，透过巨大的窗口可以看见它布满了整面墙壁。因此婚礼就像是在一片冬季的森林里举行的。我们在学生餐厅里招待大家，那是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奥斯托波斯尼亚式的婚礼喧嚷而热闹，但是我们的婚礼却是平静而文明的，其中包括许多热情洋溢且精心准备的致辞。这种风格合乎我们的性格。
在20世纪70年代初始，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忧患。我们快速朝前奔走，以致并非每个人都能与我们保持相同的步调。我父母认为我们本不应该结婚，因为我还没有大学毕业，并且我也没有领妻子去见过我母亲。我们的婚姻完全是一种学生式的“闪婚”，我们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或任何明确的计划。但是我已经离开了我的家人并且希望过我自己的生活。
丽萨很快就注意到与她结婚的是一个日记本很快就被填满的男人。一天，她拿出自己的日记本，她希望并非仅仅去适应她这位新婚丈夫的任何计划，她有自己做事的优先顺序，我也得学着去适应。“我们看看什么时间是对我们两个都合适的。”她明确地说。她的这种态度在40年中从没有变过，这帮助了我们共同处事。我尝试使我的安排尽可能灵活化，尽管成功的可能性也随之改变了。
我们都是抱负远大的人，也都很独立，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过去常常自己照顾自己。丽萨是她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是由于她母亲曾经生过病，这迫使她家的孩子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虽然我们的性格不同，我们却能发自内心地理解对方，因此婚姻的建立便比较容易。或者实话讲，我不能确保总是容易的，但至少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相互理解。
我们搬到赫尔辛基以西十英里处，租了一间有两个卧室的公寓。那个时候“阴郁的十年”想必已经在接近尾声了，因为我们新家的墙壁已成了纯白色。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希望住在白色或米色墙壁的房子中。当时还没有宜家，我们的家具都是从我们各自家中带来的旧家具或从二手市场买来的旧货。我们家周围的地区正在快速发展，新房屋、新学校和新商店不断建成。由于我们微薄的收入，我们没法搬去赫尔辛基的市中心。很多年轻的夫妻都像我们这样，在新郊区迅速建起的公寓中开始生活。在60年代，通向城市的旧公路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高速公路，这为我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我们在早晨跳上公交车，经过二十分钟左右便可以到达市区。但不久后我便中断了一段时间的学业，来到赫尔辛基工作。
【学生领袖】
在1972年秋天，我参加了芬兰全国学生联合会（SYL）举办的年度会议。通过委员会的选举我被任命为该联合会的主席。我们在周五集合、周六开会并且周日会对我们已经决定的事进行探讨。形式上我们是作为所有学生的代表来到这里的，我代表的是理工大学。但是和那个时代的每件事一样，选举也是赤裸裸的政治活动。在走廊上的谈话内容是中间派的候选人应当成为主席，因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左派都不会受到足够广泛的支持。真正进行选举的前一晚至关重要，因为决定性的政治活动往往在深更半夜发生。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一名能够被所有人认可的中间派主席候选人，我满足了这些要求。在那个夜晚，我们也为下一年起草了大致的规划方案，因此也对这件事产生了一些争论。那就像是在夜晚起草政府方案一样。
在周日，我从家出发开始了我的漫长旅程，我清楚妻子将要经历一场重大的变化。我在22岁就被选为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我曾经担任过全国理工科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因此我对如何掌管事物还是有一定想法的。比如说，我曾在抵制上课的活动中帮助维持秩序，希望促进大学管理的现代化。作为学生，我们要求自己应当能直接代表管理机构。
现在，我将要用所有时间来发展学生们的兴趣。我的新角色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际化视野，因此我的国外求学经历和语言技能毫无疑问地派上了用场。当我被任命时，我第一次感受到公众的目光，新学生主席选举的这个消息在多个具有影响力的日报上成了新闻，甚至电视上也进行了报道。我父母对此则困惑不解，他们不清楚这条新的职业道路是否是值得期待，是否适合。
在我们结婚才仅仅半年时，丽萨就不得不接受她丈夫不再是一名学生的这个事实。作为主席我可以领到少量工资，其中大部分都贡献给了房租。SYL位于赫尔辛基中心一座构建优良的大楼五层，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专属办公室。打开房间的窗户便可以看见曼纳海姆（Mannerheimintie）大街，这是赫尔辛基的主干道。
我每天早晨去办公室，晚上回到家里，这就像任何一种工作那样。我的学业被搁置了，如今我仍然保存着那时候的两本练习册，上面没有任何笔迹，学术学习被中断了四个学期。我每天身穿西装打着领带，带着我的公文包上班而后下班。我的夜晚被洽谈、会议和旅行占据，每件事都是严肃认真并且极其政治化的。我也认真地审视了自己，发现身处这个职位上的自己似乎正在快速变老。联合会被管理得很好，无论在官僚层面还是财政方面。秘书们都高度专业，保持着年轻人的热情，然而执行委员会的能力却一直在变化。
在那个时期，SYL被视为开始国家政治仕途的一块自然而然的跳板。比如说，芬兰总统塔里娅·哈洛宁（Tarja Halonen）早些时候曾在委员会待过几年，后来通过工会运动进入了国会。
我想成为一名学生领袖，而且我热爱我的工作。我过去常常会到芬兰周围的大学去旅行。我开始同高级官员和政府部长频繁地举行会议，但我从未将自己视为一名政治家，而仅仅扮演着一位代表学生讲话的角色。
我很喜欢和一小群人一起在一个组织中工作，我想要进行有效的领导。会议应当具有议程安排、目标和明确的时间表。我对宣传并不感兴趣，也没有在这方面费心思，但是我却因此首次尝到了苦头。我学习进行即兴演讲，这从来不是我的强项。我也学习写一些深思熟虑的长演讲稿，其官方立场符合芬兰的外交政策。我从不喜欢妥协，但是作为一名学生政治家我必须每天都这么做——这是这份工作乏味但具有教育意义的一面。
有时我会将自己的不耐烦写在脸上。哪怕是在一个天气宜人的日子，掌管芬兰全国学生联合会仍得处处留心地采取着防御性措施，虽然左翼分子不占多数，但是那时感觉就仿佛存在着一种整个学生世界将被控制的真正危险。在许多欧洲国家，学生组织已经变得激进化，大多数学生开始疏远他们，比如法国就发生过这样的事。防止这种事在芬兰发生便成了SYL的中间派群体所要肩负的某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