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就此止笔。但是，如果这呼声没有被听见，如果盟军的机构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我们将再次发出呼吁，我们将会使用我们拥有的一切手段向全世界呼喊，并告知所有国家，那些胜利的民主国家为那些曾可能会被屠杀的证人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以使这些国家所捍卫的原则至少在表面上还能得到落实。
五
（战斗报，1945.5.19）
前天，我们已就集中营犯人的命运问题进行了抗议，他们至今仍一直待在德国的集中营里。我们《法兰西晚报》的同事，昨天试图就我们的抗议作一番政治解释，对此我们表示断然不能接受。类似这样的尝试不仅是幼稚的，其谈论这样一个极严重问题的口气也是很坏的。我们在这儿不是要保护什么人。我们只想看到一件事情：拯救我们法国人中最宝贵的人的生命。在这个紧迫的问题上，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全国的注意力都应关注尽快解决此事。
总之，这不是要起诉的时候，因为诉讼可能会过于笼统。是应该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是对懒惰的思想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敲响警钟的时候了，我们已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应当行动起来，迅速行动起来。只要我们的声音能产生一定的反响，我们将继续传播下去，直到让每个人都听到。
美国人今天答应我们，每天将使用飞机空运五千名集中营的囚犯回国。这一承诺是在我们发出了呼吁后作出的，我们对此感到高兴和满意。但尚有涉及四十来个集中营的问题。达豪和阿拉克集中营有十分之一的人已死于伤寒病。到5月6日，每天都有一百二十人死去。在那里囚犯中的医生们要求进行隔离，不是把病人隔离在已经人满为患、每寸土地都感染了病菌的营内，而是隔离到一个党卫军的营地中，那个营地仅位于几公里以外的地方，不仅干净而且舒适。至今这一要求尚未得到允许，这件事应当立即就办妥。
当此事解决之后，应当制定责任制度，将责任制度建立起来。不过，还必须提醒那些消极怠工者，所有的消极怠工者。应当告诉他们，我们被囚禁的同志不能正常地与家人通信联系，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像在最不幸的日子里那样远离祖国的怀抱，这是我们所不能答应的。应当告诉他们，比如，不应当再向这些破烂不堪的机构运送罐头食品了，而应当向那里供应有益健康的食品，这需要一系列的运输设备，因为这样才能使一些宝贵的生命得到挽救。
不管怎样，我们还要继续抗议下去，直到令我们完全满意时为止。要是我们的前一篇文章已唤起了人们的同情，那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最好还是不要用文章来唤起人们的同情心为好。在达豪，有些场面已足以使人感动了。不过，现在并不是表示歉意的时候，而是应当投入行动的时候。总而言之，把话说清楚，我们并非特别怨恨美国人。应当知道，为了美国的友谊，我们会尽力去做应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提出了一般性的指责，那些对此应当负责的人应当认识到这一指责并且道歉，以便改正他们的疏漏和错误。国家和国民经常会看不见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财富之所在。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民主国家的政府不论是哪国政府，均表现出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何处才能找到本国的精英。精英们仍生活在这散发着臭味的集中营内，与英雄队伍中的一些生还者，正在同各国政府的冷漠和轻率的态度作着斗争。法兰西在自愿组织的抵抗运动的战斗中，失去了特别多的最优秀的儿子。她每天都应当关注这一损失。今天在达豪死去的每个人，都是法国的损失和不幸。我们对此十分清楚，不会不珍惜这些人的生命，不会不尽力保护他们，不会去考虑任何别的人、任何别的事，直到他们获得第二次解放的那一天。
悲观主义和专制
悲观主义和勇气
（战斗报，1945.9）
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些谈论某些作品的文章，有人认为这些作品属悲观主义的作品，并想由此而证明，是这些作品直接导致我们受到了可耻的奴役。这种推理是不够认真的，悲观主义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失望的哲学，那些不相信会有一个好的世界的人因此会专心服务于专制制度。这些文章中最佳，因而也是最有效的一篇是乔治·亚当先生在《法国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在最近某一期《黎明报》上，乔治·拉博先生又在“**主义没有死亡吗？”这一无法让人接受的题目下重新提出了这样的指责。
我看对这场争论只有一种回答的方法，那就是公开回答。尽管问题与我无关，而是涉及马尔罗、萨特和其他几个比我更重要的人物，但我若是不以自己的名字谈论这一问题则只能表明我是虚伪的。不过，我并不想强调辩论的实质是什么。认为一种悲观主义的思想必定是失望的思想，这种想法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需要写很长的文字来加以说明。在这里我只想谈谈促使人们写出这些文章的思想方法问题。
我首先要说，这是一种不顾及事实的思想方法。这些文章所针对的那些作家已尽其所能证明了，尽管他们缺乏哲学上的乐观主义，但至少作为人的责任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一个持客观看法的人可能会认为，一种消极的哲学实际上与自由和无畏的道德观并不是不相融的。他只不过在其中可能看到了从人们的心灵中，能学到某种东西的机会而已。
这种持客观观点的人可能更有道理。因为在有些思想观点中，这种消极哲学和积极道德观念的结合，实际上正是使整个一个时代动荡痛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总之，这是一个文明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应当知道人在没有对永恒或唯理论主义思想救助的情况下，能否为自己建立属于自己的价值观。这项事业远非是我们所有的人的能力可以达到的。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也这么认为，法国和欧洲今天要么必须去创建一种新的文明，要么灭亡。
但是，文明不是动动手、写出几条规则而形成的。文明是通过思想的交锋，是用心血、痛苦和勇敢而铸就的。欧洲百年来的各种问题，不可能转瞬间得到《黎明报》一位毫不犹豫把淫荡之风归因于尼采、把存在毫无意义的思想归因于海德格尔的社论作家的正确的评判。我对于十分有名气的存在哲学并无多少兴趣，总而言之，我是听信了错误的结论。但它至少代表了对思想的一种伟大的探索，很难容忍看到像拉博做的那样，会让这种哲学去服从于因循守旧最简单教条的评判。
根据客观性的原则，事实上目前正是这些问题和这些事情并未得到重视。人们不是根据事实，而是在根据某种理论评价这些问题。我们的共产党同事们和基督教的同事们，在高声地谈论着我们所尊重的理论。那不是我们的理论，但我们从来没有用他们对待我们及他们那种自信的口气谈论这些理论的想法。对于无足轻重的我们来说，请让我们继续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的探索吧。拉博先生指责我们争得了听众。我认为这有些言过其实了。不过，其中真实的情况是，令我们苦恼的恰是我们无法摆脱的整个时代的苦恼。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历史中思考和生活。我们认为，只有本世纪这出戏到了闭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本世纪的真理。如果说时代曾深受虚无主义之苦，也并非在我们对虚无主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能拥有我们所需要的道德。不，凡事并不仅在否定荒诞中才得以体现。我们清楚这一点。不过，必须首先提出否定和荒诞的问题，因为正是否定和荒诞，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碰到的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受到这些文章指责的人正试图通过作品和生命的双重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你不可能用几行字就解决一个其他人毕生努力都没有把握解决的问题，要明白这一点难道会很困难吗？我们难道不能像对待任何真诚的事业一样，也对他们保持更多一些耐心吗？最后，难道我们不应当以谦逊的态度同他们讨论问题吗？
本人的批驳意见就此止笔。我希望我还是有分寸地表达了我的意见。不过，我宁愿让人感到我的意见是愤怒中的意见。我认为，客观的批评意见是大好事，我会很愿意接受别人直言的意见，认为某个作品不好或某种哲学对人类的命运是不好的，等等。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应当负有责任，这会使他们思考问题，而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认真地思考问题。但是，从这些原则中得出是受奴役于某种或另一种思想的结论，尤其是当人们有了相反的证据时，就认为某种或另一种思想肯定会导致**主义的发展时，这其实是在为人塑造一种我不想说出口的形象，这是在为乐观主义哲学道德善行提供毫无说服力的证据。
保护智慧
（1945.3.15，“法兰西友谊组织”在互助大厅举行的大会上的讲话）
假如我们谈论的法兰西友谊只是互有好感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单纯的感情流露，那么我对此不会多么重视。这可能是最易做到的事，而也可能是最无用的事。我觉得，那些发起这一运动的人想要表明的是另外的意思，即一种与建设同义的更难以得到的友谊。为使我们不为追求方便而让步、仅满足于相互之间的祝贺活动，在这被限定的十分钟里，我只想谈谈此项事业的困难之处。从这一点出发，我只想通过谈论友谊的永恒的对立物，我认为是谎言和仇恨，来更好地达到目的。
假如我们不能从谎言和仇恨之中解放出来，我们对法国的友谊实际上将什么也做不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确实还未能从谎言和仇恨之中解放出来。我们学习这两种东西确实已有太长时间了。而这也许正是希特勒主义最后的、最持久的胜利，这是留在那些竭尽全力与之进行斗争的人心灵中的可耻的标记。怎样才能不这样呢？一些年来，在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仇恨在到处肆虐。四年中，在我们这里，我们也曾陷入了理智的仇恨之中。一些像你和我这样的人早晨还在地铁里逗着孩子，到了晚上就悄悄地变成了刽子手。大家都成了仇恨和实施酷刑的行家里手。四年间，这些行家里手在从事着他们的行政工作：在到处制造孤儿村，当面对着人开枪，以使别人认不出死者是谁，用脚把孩子们的尸体踢入狭小的棺材中，在其姐妹们面前对人实施酷刑，制造着胆小鬼，毁灭着最值得人们引以为傲的灵魂。在国外，人们似乎都不相信这些故事。但在四年中，这故事的确曾在我们的血肉和苦恼中得到了印证。四年中，每个法国人在清晨都会收到一份仇恨和一份侮辱。这正是每个法国人打开报纸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必然还会留下一些痕迹。
仇恨还留给了我们。这种运动还留给了我们，某一天这运动将一位十四岁的少年，推向了一个被私刑杀死的通敌分子面前，让他去撕破他的脸。我们还留下了狂怒，这狂怒使我们一回忆起某些景象和某些面孔就令我们的灵魂受到震撼。对于刽子手的仇恨，回之于受害者的仇恨。而一旦刽子手离去，法国人便只有同他们尚未发泄出去的部分仇恨待在一起。他们彼此互相看着，那剩下的愤怒还积蓄在心中。
那么，好吧！我们首先应该战胜的正是这个。应当治愈这些受到过毒害的心灵。而明天，我们要打败敌人取得最艰巨的胜利，正需要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把仇恨的心理变为对正义的渴求，需要我们去战胜我们自己。不应当在仇恨面前退让，不要对暴力作丝毫的让步，不应当使我们的热情带着盲目性，这正是我们为了友谊和反对希特勒主义而能够做的。今天在某些报纸上，仍有人在鼓吹暴力和进行谩骂。而这样做正意味着是在敌人面前退让。相反，我们永远也不应让批评变成谩骂，我们必须得承认，持和我们相反观点的人也可能是正确的，且在任何情况下，他的道理即使很坏，也可能并不出于私心。最后，我们必须重新建设我们的政治思想。
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应当保护智慧。因为我深信，这正是问题的所在。一些年前，当**刚刚上台时，格林曾对他们的哲学作过很准确的说明：“谁要是对我谈论智慧问题，我立刻就会拔出手枪来。”这种哲学当时泛滥于整个德国。与此同时，在整个文明的欧洲，过多的智慧和知识分子的缺陷都曾受到指责。
知识分子自己的反应很有趣，他们并不是最后才进行这场辩论的人。本能哲学到处都取得了胜利，而与此同时，一种更多是凭感觉去理解的低级的浪漫主义也在大肆泛滥，就像它们之间毫无关系一样。自此之后，智慧就不断地受到指责。战争来临了，接着是战败。维希政府告诉我们主要的责任要归咎于智慧。农民们看普鲁斯特的书看得太多了。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巴黎晚报》、费尔南戴尔和联谊会的宴会都是智慧的标志。可能会导致法国灭亡的精英们平庸的根源似乎是来自书中。
现在，智慧仍受到人们不公正的对待。这只证明，敌人还没有被战胜。而只需人们努力做到不带成见地去理解就够了，只要谈论起客观性来，人们就会揭露你的狡猾，就会对你的所有主张都进行指责。而我们要说不！正是这些需要进行改革。因为和所有的人一样，我很了解过多的智慧是什么，和所有的人一样，我知道知识分子是危险的动物，会很容易就背叛。但那是一种坏的智慧。我们谈的是建立在勇敢基础上的智慧，是四年来付出了巨大代价，应受到人们尊敬的智慧。当这样的智慧熄灭之时，接踵而来的将是专制的漫漫长夜。因此，我们维护这样的智慧，维护它的各种职责和权利。这样，也只有这样，法兰西的友谊才有意义。因为友谊是自由的人们的一门学问。而没有智慧和相互间的理解也就不会有自由。
最后，大学生们，我正是在对你们讲话。我并不是对你们进行道德说教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有很多法国人总把道德与贫血混同起来。我要是有某种权利，我更愿意要求你们有更多的热情。而我希望那些代表着法国明日智慧的人，能至少在一两个问题上决心永不退让。我希望，当有人对他们说智慧永远是多余的时候，当有人向他们证明为了成功可以说谎时，他们将不会退让。我希望他们不会在欺诈、暴力、懦弱面前退让。这样，也许法兰西的友谊就可能实现，而不会仅仅是一些无用的废话而已。这样，也许在一个自由而又热心追求真理的国度里，人会重新找到做人的感觉，否则，这个世界将永远无法摆脱巨大的孤独感。
两年以后
民主与谦虚
（战斗报，1947.2）
政治活动重新开场了。人们重又开始了交易、讨价还价和互相争斗的活动。两年来一直令我们厌烦的那些问题还将被引入同样的死胡同。而每当一种自由的声音要不带奢望地想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各种各样和各种政治色彩的看家狗就会成群结队地狂吠起来，以便压住这种声音使它无法传播。
很显然，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幸的是，只要人们心中充满着合理的希望，就会有坚定的信念。曾经历过整整十年磨难的法国人，至少已经学会了不再为自己而担惊受怕，却只为别人而提心吊胆。他们已经摆脱了厄运的纠缠。从此以后，他们已变得平静而又坚定，让我们平静而又坚定地，并带着别人一直熟悉我们的那种永远的稚气，重申那些唯一似乎能使政治生活被我们接受的基本原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