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荒诞，加缪所主张的是第三种态度，即坚持奋斗，努力抗争。他把这种奋斗抗争的人生态度，概括浓缩为西西弗推石上山的神话。《西西弗神话》中的一个国王，招惹了众神的恼怒，被判处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由于本身的重量，巨石总要滚下山来，于是，他又得把石块再推上山去，如此反复，永无止境。众神以为，再没有什么惩罚比这无效的、没有尽头的劳役更为可怕的了。然而，西西弗却不断推石上山，周而复始，坚持不懈，永不停顿。
西西弗的故事，源于古希腊神话，加缪加以改造，用它构成了他的名著《西西弗神话》中的中心形象与最最重要的一章，它是整个人类生存荒诞性的缩影。命运的判决，永无止境的苦役，毫无意义的行为，热烈愿望与冷酷现实的对立，主观理想的呼号与客观现实的冷漠沉默，没有祖国、失去故土、永被流放的个人，所有这些都蕴藉在这个形象里；但同时，它又是人类与荒诞命运抗争精神的突现。人在荒诞境况中的自我坚持，永不退缩气馁的勇气，不畏艰难的奋斗，特别是在绝望条件下的乐观精神与幸福感、满足感，所有这些都昂扬在《西西弗神话》的精神里。是的，在荒诞绝境中的幸福感与满足感，简直就是一种精神奇迹，但加缪明明是这么说的：“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因此，与其说《西西弗神话》是20世纪对人类状况的一幅悲剧性的自我描绘，不如说是20世纪一曲胜利的现代人道主义的高歌，它构成了一种既悲怆又崇高的格调，在人类的文化领域中，也许只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品位上可以与之相媲美。
从《反与正》到《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话》，已经出现了一个内容丰满、形态完整的哲理主题，在加缪的创作历程中，成为一条强有力的主线或轴承，在这里形象的文学创作与抽象的理论论著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其在两种不同作品之中，形象与哲理又水乳交融：文学作品中体现了荒诞哲理，荒诞哲理论著中又突现出西西弗的形象，这已经足以构成法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一个令后人难忘的重大现象。何况紧接着，加缪又更进一步上升到新的高度，把他的荒诞哲理与人类20世纪重大的正义斗争使命结合起来，创作出《鼠疫》与《反抗者》，把人类存在的这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阐述得最为完整深刻、最为充分酣畅、最为鲜活生动，以至他作为一个哲人作家，在同一个思想领域里，其影响大有超过一代宗师马尔罗、萨特之势。
六
《鼠疫》完成于1946年，1947年6月在巴黎出版。一问世，它就取得极大的成功，深受读者欢迎，并获得了当年的文学批评奖，两年之内重印八次，总共将近二十万册。
作品完成、出版于战后，酝酿创作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早在1941年，加缪即已经开始研究瘟疫流行病问题，但对于他来说，这只不过是对荒诞不幸的世界加以一般审视的一部分，真正引发小说创作的，是1939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祸一起，德国***势力即席卷西欧，法军溃败，加缪被迫离开巴黎，先到里昂，后又流亡到阿尔及利亚的阿赫兰，直到1942年夏才结束流离的生活。而1941年到1942年期间，阿尔及利亚正广泛流行瘟疫。正是在这种时代与环境的背景下，加缪在1941年完成了《西西弗神话》后不久，即开始酝酿《鼠疫》的创作，沿着原有的荒诞哲理观，战争灾祸、恶势力猖獗，自然就和可怕的瘟疫、鼠疫联系在一起了。
《鼠疫》是一部象征小说，在加缪那里，促使时代历史的基本内容与鼠疫故事催化在一起的，是美国作家麦尔维尔著名的长篇小说《白鲸》。其中白鲸是邪恶的象征，人与它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加缪曾深受这部作品的影响，特别赞赏麦尔维尔“根据具体事物创造象征物，而不是全凭幻想来进行创造”[6]的才能，他便是“以现实的厚度为依据”写出这部象征小说的。这里，“现实的厚度”表现在两个层面：在一个层面上它是以严格真实的细节描绘构制出一个鼠疫流行、即将毁灭全城的象征故事；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个象征故事则明确而具体地影射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势力在全欧逞凶肆虐的严酷历史现实。
小说与时代历史的贴切程度犹如影之随形，不论是在历史的真实上还是在历史的走向上都是如此。瘟疫狂袭，人大批大批死亡的阿赫兰城，是**阴影下的欧洲的真实写照，阿赫兰城里的人们在面临毁灭的危机中奋起与瘟疫作斗争，团结一致、齐心合力的篇章，是20世纪40年代国际民主阵营与法国抵抗力量全力抗击***侵略奴役的斗争的生动反映，最后，阿赫兰城的人们战胜了鼠疫则昭示着反***战争的胜利。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说，《鼠疫》是人类20世纪一次命运攸关的严重历史斗争的缩影，它是一个时代人性力量战胜恶势力的史诗，加缪自己就曾明确指出：“《鼠疫》显而易见的内容是欧洲对**主义的抵抗斗争。”
对于《鼠疫》来说，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与如此重要的现实指定，就足以在20世纪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但也许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它所具有的哲理深度。清晰明确的历史意识，固然有其社会进步的借鉴价值，而在一部文学作品中，隽永的哲理则更有其持久的人文启迪意义，《鼠疫》就具有这种双重的力量。而以《鼠疫》的哲理价值而言，它显然来自对加缪荒诞哲理的发展与突破，特别是关于人类该如何对待荒诞世界的哲理的发展与突破。
如果要对哲学上的荒诞世界作一个典型的、形象化的比喻，那么，一个鼠疫肆虐、人的生存面临着极大威胁的城市也许就是最有表现力的比喻了。加缪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象征深化了他对荒诞世界的阐释，如他所说的那样，“我试图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承受的威胁着人、将人流放的环境”。在这部小说里，荒诞不再只像《西西弗神话》中所概括的那么抽象，不仅仅是“人类呼唤与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人与其生活的离异、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无可挽回的放逐”等这些费解的词语，而是活生生的形象的现实生活，是违反人的愿望与理性的痛苦不幸的生活。在这里，加缪特别突出了三种生活象征性的境况：一是分离的境况，包括亲属的分离、夫妻的分离、情人的分离，这些意味着隔离、封锁、囚禁、流亡、集中营，小说中对种种生离死别的描写是着力而动人的，构成了感人的人道主义的篇章。二是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女性的境况，这意味着失衡、畸形、苦涩，没有生机，没有激情，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当然，小说中最恐怖的氛围与境况还是死亡，它不言而喻意味着极度的痛苦，完全的黑暗，彻底的毁灭。这种种境况就是加缪在小说里所认定、所描绘出来的荒诞世界图景——与人的生存愿望、正常人性要求合理的社会理想完全相反的反人道的荒诞世界图景。这种荒诞正是恶势力鼠疫所造成的。而鼠疫象征着什么，加缪又有明确的社会指定性与政治指定性。特别是他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塔鲁与里厄分别指出：“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鼠疫杆菌不会灭亡也不会永远消失，它可以沉睡几十年，也许有一天，鼠疫又要制造人类的苦难。这样，加缪在《鼠疫》中也就把他关于荒诞世界的哲理大大拓宽了一步，加深了一步，并将荒诞的根由指向人类自身的过失与人类社会。
在《鼠疫》中，关于人应该如何面对荒诞的哲理，显然比加缪以前任何一部作品都表现得更为明确、清晰、有力度。小说中阿赫兰城人团结斗争、战胜鼠疫的整个故事框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了把《西西弗神话》中艰苦卓绝与命运抗争的哲理更深广、充分、透彻地阐释与发挥出来，加缪在《鼠疫》中安排了一系列人物，让他们在互相辨析中、在自身的发展变化中，将这个哲理展示得淋漓尽致。
小说的主人公贝尔纳·里厄医生，是加缪反抗哲理的形象载体，是他理念的诠释者，这个人物鲜明而突出地体现了对荒诞命运坚挺不屈、奋力抗争的精神。他深知医学的力量有限，难以消灭鼠疫，但他仍尽医生的本分，忠于职守，医治病人。为控制鼠疫继续流行，他日夜奔波，不辞劳苦与危险，不在困难与无效面前低头，持续地与鼠疫进行斗争，其劳顿、其坚韧、其无畏犹如西西弗推石上山。如果他与西西弗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身上的抗争精神，与荒诞、邪恶进行斗争的精神更为突出，而且，他还是一个从个人抗争到集体行动的人物，他从精神上影响周围的人不放弃、不屈服、不投降，团结一致，齐心合力，一道投入对鼠疫的斗争。西西弗那种抗争的人生态度到这里发展成为了明确的反抗意识、进击的反抗行为，甚至集体的反抗事业。
与贝尔纳·里厄相对照或相补充的人物则有帕纳鲁、塔鲁与约瑟夫·格朗、雷蒙·朗贝尔等。帕纳鲁是个善良而正直的神甫，他从宗教世界观出发，认为鼠疫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切听凭上帝的安排。他代表了依赖虚妄的神而放弃现实抗争的消极人生态度，正是《西西弗神话》中所批判的那种面对荒诞世界而采取的“哲学自杀”。但最后，在事实的教育下，他也投入了反鼠疫的斗争。塔鲁是与贝尔纳·里厄并肩向鼠疫进行斗争的战友，他认为鼠疫与人性中的原罪有关，他一直致力于社会政治斗争，但以非暴力的方式抗恶；约瑟夫·格朗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对鼠疫的斗争中坚守岗位，埋头工作，要算一个默默无闻、无关紧要的英雄，堪称“榜样与模范”；雷蒙·朗贝尔是一个追求个人幸福生活、热恋中的青年，但面对着鼠疫的猖獗，他毅然把个人的爱情与幸福放在第二位，而担负起自己崇高的责任，与大家共同战斗。小说中所有这些人物描写都突出了整个小说中面对鼠疫，人唯一的口号是反抗的精神，而这些人物也补充了贝尔纳·里厄这个主人公而共同构成人类反抗荒诞、反抗恶的精神风貌，使这个抗恶的故事具有了一种崇高的格调。
令人深思的是，《鼠疫》这样一部主题极为肃穆、缺乏个人化生活内容、毫无文学作料的作品，在20世纪中竟达到了畅销书广为流传的程度，其发行量将近五百万册，在法国小说中，与《局外人》皆居首位。这两部作品是加缪文学创作中光华闪耀的双璧，也成为了20世纪世界文学中不朽的经典。
加缪反抗荒诞、反抗恶的主题，在《鼠疫》后，又有一次引人注目的延伸与发展，那就是迟于两年出版的剧本《正义者》。如果说，《鼠疫》中对荒诞的反抗与斗争还带有某种抽象性、象征性，那么，到了《正义者》中，这一斗争已经成为社会历史范畴里的问题，带有十分具体的历史确定性。
这个剧本取材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以革命党人一次真实的刺杀事件为蓝本，甚至保留了这个事件真实主人公的姓名。在这里，荒诞就是黑暗的沙皇统治，就是充满了奴役、追捕、压迫的暴政；人物对荒诞的认识是清醒而明确的，对荒诞的反抗斗争也是具体而坚决的，那就是要通过投炸弹、刺杀与革命，推翻旧制度，解放俄罗斯。剧本表现的重点并不是刺杀事件的情节，而是人物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力量。加缪力图描绘出新型的英雄，作为特定阶级的革命者，他们具有理想主义、革命激情、献身精神与某种悲剧性的崇高格调；作为对抗荒诞的一般意义上的人，他们有坚毅刚强的素质、美的情操、同情心、尊严感与友爱之情。这种英雄带有西西弗的色彩，而又比西西弗更高、更充实、更具体。这种新人形象在法国20世纪文学中显然是不可多得的，他们肯定会大大缩小加缪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读者的思想距离。
还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剧中围绕刺杀事件，提出了革命与人道、斗争与同情、行为与道德准则的问题。他先让这两对关系在主人公的身上尖锐对立、激烈冲突——卡利亚耶夫因见到了儿童而不忍心扔出炸弹，致使革命党人的行动计划完全失败；而后，他又把这两对关系在同一个主人公身上统一了起来——卡利亚耶夫终于还是胜利完成了革命党人的计划，并且以一种崇高的精神英勇就义。这样，加缪就表现出了一种精神境界更为宽广丰富、更为深刻动人的革命者形象，在这形象上寄托了他自己将革命与人道结合在一起的理想，这种理想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深思，且必然会引起深思。
七
正如在荒诞的主题上，加缪创作了《局外人》与《卡利古拉》这两部形象性的作品之后，又写了一部理论专著《西西弗神话》来全面阐释他在这个方面的哲理；同样，在反抗的主题上，他创作《鼠疫》与《正义者》这两部形象性的作品之后，也写了一部专题理论著作来全面阐释他关于反抗问题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他的《反抗者》。而他的第二主题以及第二个作品系列，则又明显的是第一主题“荒诞”以及第一个作品系列的延续与发展。正如《西西弗神话》早已宣示的，先是荒诞，接着就是反抗；既然有了荒诞，就必然要进行反抗，也只能进行反抗。
《反抗者》一书酝酿了十年之久，早在1943年就已写了初步的提纲，写作一直持续到1951年，出版于该年10月。这是一部洋洋大观的理论力作，它从对“反抗者”加以界说，到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反抗与历史以及艺术中的反抗进行较系统的考察，最后针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特别是20世纪的社会政治现实，论述了反抗与革命的区别。全书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政治等各个领域，视野广阔，内容丰富，是加缪思想的全面展现。
17世纪法国大哲学家笛卡儿，曾提出一个举世闻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把思想提高到人之所以成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唯一标志、唯一条件。加缪在《反抗者》中，则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把反抗视为人之所以成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是的，既然世界是荒诞的，对人的理想、人的愿望、人的呼喊只有冷漠的沉默与恶意的敌对，那么，人如果没有反抗，又何以为人？又与蠕虫何异？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借用笛卡儿的“故我在”这一“曲调”，填进自己的“歌词”，如萨特在他1964年出版的《文字生涯》中就提出了“我写作故我在”。同样，处于各种存在状态，选择各种生活方式，从事各种职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各种地位身份的人，都各有其“我××故我在”的自得。但是，哪一个命题像加缪这个命题这样从最基本的意义上，从最高的概括程度上规定了人面对着世界所持有的存在方式？哲学的发展也许将证明，加缪的命题是对笛卡儿思想最富有创造性的发展——两者同为关于人之存在的经典性的哲理命题，而加缪把反抗提到更高的角度，显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反抗问题的哲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