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于外国文论的引介和研究，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已经零星地展开了。但直到进入20世 纪以后，才逐渐形成规模。通过引介和研究而“在中国”的外国文论，在中国文艺文化的总体 格局中，发挥着多方面的功能。从历时维度上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外国文论引介与研究经 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1900—1917年为“奠基期”。这一时期 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处于相对分散的自在存在状态，其功能是推动包含在“经学话语”中 的传统杂文学理论向现代审美话语的纯文学理论转变。第二，1917—1927年为“爆发期”。这 一时期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进入自为存在状态，其功能是策动中国文论转向“五四” 启蒙话语。第三，1927—1937年为“过渡期”。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寻求 与中国文艺的多种维度和多个层面组合配置，其功能是促成启蒙话语向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主 的自由多元话语转变。第四，1937—1949年为“凝聚期”，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 研究集中于对民族救亡问题的关切，其功能是促使文艺理论从自由话语转向“救亡话语”。从 共时维度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可分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俄苏文论、 欧美文论和日本文论等四个主要的分支，各国各派文论间的交锋对话和相互竞争，共同构成了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的多姿多彩的景观。
本章以阶段特征为经，以分支流派为纬，采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 统一、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相补充的方法，梳理解放前中国对欧美文论、日本文论、马克 思主义文论和俄苏文论的引介与研究的历史状况。
第一节 欧美文论：引介渐成体系，研究趋于深入
一、1900—1917年的译介与研究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开始了一个直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并作出迅速反应的过程，中国传 统文化在异质文化的挑战面前开始分化组合和重新配置，举步维艰地转向“现代性”的轨道。 与之相应，中国传统文论也开始面临范式危机，文论话语的范式转换势在必行。在当时的语境 下，出现了两种途径：一种是对中国传统文论内部进行小修小补和局部调整；另一种是吸收、 利用甚至挪用西方文论和美学话语，加以中国式的解释和运用，或“援西释中”，或“移西就 中”，使传统文论自身发生变异。在当时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压迫下，后一条途径似乎更具 现实性和紧迫性。
通过具体考察欧美文论译介的历程，我们发现，20世纪初的十几年是中国小说及其理论变 迁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小说理论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代；同时小说理论的兴起也诱发了传统 文论对于文学的重新认识，并塑造了中国小说的近现代文体形式。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小说 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大约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蠡勺居士、王 韬、黄遵宪等人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一方面沿袭传统小说观的‘劝惩’说来论证小说 的地位，一方面也把一些新的时代内容引入了小说理论，例如外国文学的翻译（蠡勺居士）、 ‘言文合一’（黄遵宪）、‘穷而著书’（王韬）。第二期大致在戊戌变法前后，以1897— 1903年最为集中，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既援引了经学话语的知识框架，又应极富时代色彩的思 想启蒙的要求修正了小说的价值定位，为小说的社会价值和文学地位赋予了鲜明的近代色彩， 有选择性地发展了第一期小说理论。这一时期以梁启超、夏曾佑、狄葆贤等为代表。第三期即 1903年以后，以1903年《绣像小说》的创刊，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发表等事件为标 志，显示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延续了第一期小说理论中某些被强大启蒙 话语所中断、所掩盖的因素。”[14]中国文论尤其是小说理论在这三个时段的挑战与变革中开 始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转型，也为此后文论的发展变革与体系建构开辟了道路。
（一）林纾与欧美小说翻译
林纾是近代翻译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翻译文论史上的一个开启者 和先导者。在文论译介方面，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借助译介而对中国传统小说理论的修补与完善 ，且因他涉入小说理论的时间与启蒙派大体一致，因此其理论主张和启蒙派有一定的重合之处 。
林纾的主要成就在于翻译，被文学史家称为“译界之王”。但林纾本人不懂外语，其翻译 小说可谓机缘巧合。光绪丙申、丁酉年间，林纾在好友魏瀚的推动下，与通晓法语的王寿昌共 同译成《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古文言情小说的形式进行了转换叙述，文言较为通俗，对主人 公的刻画与临摹也委婉动人，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著名翻译家严复曾赋诗称赞：“可怜一卷 《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15]；陈衍在《林纾传》中也称此书为“中国人见所未见，不 胫走万本”[16]。此书正式出版后风行一时，好评如潮，林纾亦因此名扬千里。其后，林纾与 通晓外语的王寿昌、魏易、陈家麟等一道合作译书184种，多为欧美小说。在这些翻译著作中 ，最多者为英国作家的作品，其次为法国、美国，再次为俄国，此外还有希腊、挪威、比利时 、瑞士、西班牙、日本诸国作品的零星译介。
林纾小说理论的创作始于1901年为《黑奴吁天录》所作的“例言”和“跋”，以及为《译 林》所作的“序”，在时间进程上晚于其小说翻译事业。《黑奴吁天录》是根据美国作家斯托 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编译而成的。林纾译此书时，正值光绪辛丑年（1901年，《辛 丑条约》签订之年），因此翻译小说在他看来乃“爱国保种之一助”，他提倡翻译作品须“有 益于今日之社会”，并希望多译能使中华民族维新富强、防止列强侵凌的作品。在《雾中人》 “序”中，林纾写道：
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已 ，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其于白人蚕食斐洲，累累见之译笔，非好语野蛮也。须知白人可以 并吞斐洲，即可以并吞中亚……警告诸读吾书之青年、挚爱学生，当知畏庐居士之翻此书，非 羡慕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灭种者之盗也。[17]
同时，为了使翻译的小说能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林纾还常常通过序/跋、按语、剩语 、识语等评论文字来向读者解释原作的思想意义，或者加以引申，联系社会现实，宣传强国保 种意识，唤醒和启蒙民众。他在《黑奴吁天录·跋》中指出：
余与魏君同译此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 众一号。今年美洲厉禁华工，水步设为木栅，聚数百远来华人，栅而钥之，一礼拜始释，其一 二人或逾越两礼拜仍弗释者，此即吾书中所指之奴栅也。向来文明之国，无私发人函，今彼人 于华人之函，无不遍发。有书及“美国”二字，如犯国讳，捕逐驱斥，不遗余力。则吾华有国 度耶？无国度耶？观哲而治与友书，意谓无国之人，虽文明者亦施我野蛮之礼，则异日吾华为 奴张本，不即基于此乎？……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之既遗弃古纸，勤求新学，则吾 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海
内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18]
林纾的序跋中的很多极有价值的见解，对于中国小说理论的建构具有一定的意义。林纾极 力推崇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最欣赏狄更斯，且认为“独未若却而司·迭更司文字之奇特”，且 在狄更斯之前，“从未有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 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栏之观鱼鳖虾蟹焉，则迭更司 者，盖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19]林纾指出了狄更 斯在描写下层社会和刻画人物方面的突出成就与写实主义风格，对于小说的平民化倾向，特别 是“五四”以后的平民化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为近代小说理论确定小说的 体裁特征作出了贡献。除了对狄更斯写实手法的称赞以外，林纾也注意到西洋小说结构布局的 技巧，并且用古文的开阖之法、骨力气势进行阐释，将中西名著进行对比，指出中西的差别和 各自的不足，这在当时可谓颇具眼界，例如《块肉余生述》前编序指出：
此书为迭更司生平第一著意之书，分前后二编，都二十余万言，思力至此，臻绝顶矣！古 所谓锁骨观音者，以骨节钩联，皮肤腐化后，揭而举之，则全具锵然，无一屑落者。方之是书 ，则固赫然其为锁骨也。大抵文章开阖之法，全讲骨力气势，纵笔至于浩瀚，则往往遗落其细 事繁节，无复检举，遂令观者得罅而攻，此固不能为文者之病，而精神终患弗周。迭更司他著 ，每到山穷水尽，辄发奇想，如孤峰突起，见者耸目，终不如此书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 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者几复忘 怀，而闲闲著笔间，已近拾即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 得是文之来源。综言之，如善弈之著子，偶然一下，不知后来咸得其用，此所以成为国手也。 [20]
林纾在进行一系列中西文学的对比之后，逐渐认识到了中西文学的共同规律。在《利俾瑟 战血余腥录》中，他通过中外史传与小说的比较，总结出了一条小说创作的共同规律：“然而 小说一道，又似宜有别才也。”[21]这种将古今中外的小说、史传乃至诗歌进行比较，并能够 认识到小说创作的特有规律是在于“苛碎”、“周悉”地叙写“尺寸之事”（充分的细节描写 ），可谓独具慧眼。林纾在熔铸其传统知识背景与西洋文学经验为一体的过程中，始终以对中 国当时之社会、文化现状的关注为轴线。于是，当这一关注表现为对国势衰微、列强入侵的忧 虑之时，其小说理论则展现出鲜明的政教功利色彩，与启蒙派小说理论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当 这一关注集中于以西方文化之优势对本土文化之偏差的弥补之效时，林纾则表现出极力倡导文 化交流的开明精神；一旦其关注聚焦在古文势衰的时候，林纾就竭力在西方文学中寻找与古文 笔法的相似之处，甚至进行牵强附会地解说，企图为古文寻找发扬光大的契机。
林纾毕竟是古文家出身，有着很深的传统积淀，经学的思维范式对他仍有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而他从事小说翻译，乃出于偶然而终成为一种必然，从而塑造了林纾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 的地位。林译小说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使人们了解到那些与中国迥异的西 方伦理观念、人际关系与生活方式，以及不同于传统文学的西方文学经验。同时，在林纾身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那个急遽变动的时代中，近代小说理论的那种新旧杂陈、多种文化力量相 互交织、杂语喧哗的特色，以及当时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这一现实的时候那种焦虑心态和急于变 革传统、实现文化文论话语转型的努力。
（二）王国维与西方美学话语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介绍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第一人，他以深邃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传统 文论的经学话语方式最终转向美学话语，开拓了“援西释中”的先河，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和 文论史上有着深远影响。
王国维力图把中国古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与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结合起来，把“乾嘉学派” 的考据方法和西方逻辑思辨的认知方式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宗旨加以实践，在中国文论史和美 学史上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被蔡元培称为“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22]。王国维一生中 从事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02—1911年之间；但他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在中国文 论史上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文章有《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思想》、《 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与尼采》、《红楼梦》、《红楼梦评论》、《孔子之美育思想》、 《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论性》、《释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论 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美术家之天职》、《文学小言》、《屈 子文学之精神》，以及后来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大多以西方的哲学思想为指 导和参照系来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探讨和总结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审美经验，在美学 话语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现代文论体系。
王国维不同于林纾，他精通外语，有着深厚的西方哲学知识背景，对西方哲学和美学著作 有直接的阅读体验，并能将之整合进自己的文化经验之中。1900年底，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王 国维东渡日本求学。1903年，王国维初次接触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很快就产生了 共鸣，感受到了这些西方文化巨人的不同凡响之处。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叔本华与尼采》 一文[23]，开篇便称叔本华和尼采是19世纪德国哲学界的“两大伟人”，随后深刻阐述了二人 学说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比较分析了他们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