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功将军说：秦基伟能打、善学、会玩。上山打猎，开车兜风，打扑克，下象棋，样样都会。当支队长玩迫击炮，当分区司令玩照相机，当纵队司令玩汽车，当军长玩无线电，在上甘岭战斗中玩“喀秋莎”。秦基伟认为：“好玩也就是好学，学习新鲜的东西。”
解放郑州后某日晚，秦基伟穿便衣赴中原大剧院看豫剧。恰遇邓小平政委打电话找他，邓小平闻之火起，次日通报全中原野战军批评。秦基伟晚年忆此事曰：“小平同志善抓苗头，一抓一个准，矫枉必过正，敲山可震虎，我心服口服。”
1949年3月，秦基伟率15军为二野渡江先遣军，先期向长江北岸跃进。其时阴雨连绵，部队于雨中浇、泥中滚，长驱一千五百里，历时二十三日。为鼓舞士气，减少疲劳，他弃马与士兵同行，并帮士兵扛机枪。当时，行军队伍中立时传开两句口令：“向前传，军长扛机枪！”“向后传，军长扛机枪！”全军上下一片沸腾，无不奋然前行。
秦基伟夫人唐贤美说：秦基伟喜打篮球，年轻时闻打篮球声即坐立不安，心痒手痒。建国初，秦基伟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曾组织军区领导与女话务兵赛篮球。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即给体工队下死命令：全军比赛一定要拿到名次。为此，他早起即到体工队，高喊：“抓懒汉了！抓懒汉了！”晚上散步常到篮球场双手叉腰“督战”。在那一年的全军运动会上，成都军区篮球队首次获得第三名，秦基伟大喜，组织军区常委至机场列队迎接。“文革”期间，秦基伟下放到湖南汉寿县西湖农场“监督劳动”，早上打着电筒出工，晚上打着电筒收工，曾一日挑大粪三十二担。他拜老农为师，悉心钻研种植技术，曾种植出37斤重的大冬瓜，一时传为佳话。
“我死也不离开红军”
秦基伟参加红军时就立下誓言：“跟着共产党，永远干革命。”从这以后，无论战斗多么危险、环境多么艰苦，无论是身负重伤、身陷囹圄，还是受到冤屈、遭到迫害，他的革命意志从没有动摇过：“既然参加革命，就要革命到底。”
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开始西征转移。部队要转移，伤员太多随队走的话很困难，只能就地安置。当时，担任连长的秦基伟右臂受了伤，一发子弹打在他的手臂动脉上，伤及骨头。部队出发前，上级首长去看望秦基伟，发给他两块大洋。秦基伟等大部队出发后，就悄悄地远远尾随部队，跟了很长一段距离后，觉得即使被发现了也不会被撵回去，他才贴近些跟着走。宿营时，他在一边等大部队吃完饭后，过去帮助炊事班收拾锅碗瓢盆，有什么剩菜剩饭就吃一点儿。
当时，手臂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伤口化脓，发出阵阵臭味，里面又长蛆，疼得不得了：秦基伟便解开绷带，让脓流出来，把伤口里的蛆弄掉，再用脏的绷带缠上。就这样跟了一个多月后，秦基伟被部队领导发现了。上级见他伤势严重，在部队行至陕西境内时，想把他留在一座寺庙里养伤。秦基伟当即提出：“我死也不离开红军！我是胳膊负了伤，不是腿负了伤，我知道部队转移作战，伤员对部队来说是包袱，但我绝不给部队添麻烦。请首长放心，我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只要求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就是爬我也要爬过秦岭去！”部队首长被他的顽强精神所感动，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派了一名小通信员一路照顾他。
小战士随身带着一袋盐，一路帮秦基伟用盐水洗伤口消毒。就这样，他和战士们一样，身着单衣，脚蹬草鞋，攀越冰峰雪岭。寒冷、饥饿、疲劳和伤痛一起困扰着他。疼痛有时使他几乎晕倒，可他依然咬紧牙关，坚持行军，硬是爬过了9座海拔两三千米的大山，越过秦岭，进入四川。抵达通江时，秦基伟因为治疗不及时整个胳膊大面积溃烂，人也骨瘦如柴。后来，他的伤虽被治愈，但胳膊溃烂的地方再也长不齐，一直都残缺不全。
秦基伟康复后，被分配到红江县（今四川通江县平溪区），指挥县独立团及其他武装。此后又调任31军92师274团团长。
1935年春，张国焘搞起了“肃反扩大化”，秦基伟蒙受不白之冤，被免去团长职务。秦基伟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当时的情况：“我调来（274团）没多长时间，一仗都没打过，又把我调走了。这次是张国焘亲自接见，搞得我很紧张。当时张国焘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么大个人物亲自跟一个小团长谈话，非同小可。表面上看，张国焘还是很和蔼的，问这问那，家庭状况、参军后的经历、对党的认识，等等。实际上，这就是审查。那时候，四川在肃反，不知道是谁检举了我。张国焘找我谈完话，我就被调出了274团，到总部当参谋。他也没说我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把我的团长拿下了；我也没想到要去问个明白。干革命不在乎当官。”
1936年冬，西路军失败后，秦基伟率领一支小分队进入甘肃、青海边界的祁连山打游击。一次战斗中，因弹尽粮绝，不幸被俘。在国民党的监狱中，秦基伟和几位战友秘密组织党支部。党员们相互约定：“要千方百计找机会逃跑，跑出去继续闹革命。如果敌人要杀害我们，我们就一起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绝不当孬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