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地记得，我从连襟家出来，心里真的有点舍不得自己的那辆自行车。那些年，它帮了我多少的忙啊，驮煤气罐，搞对象，带孩子上学，上领导家送礼，去火车站接样子古怪的文人朋友，跟一些不着调的人郊游，等等，等等，唉，送过自行车之后，那其业是：“一步一远兮，足难移”哟……
把爱恨交加的自行车送走以后，我开始改坐“大汽”和“大辫儿”。由于中国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坐车的人越来越多，使得“大汽”十分拥挤，乘客之间经常因为拥挤过度或者拥挤不当而相互打仗。我本人就差一点儿打过一仗，主要是对方挑衅，欠揍，需要教训他一下，他应当理性地活着，我想让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为所欲为的世界。另外，那个时候我的个人修养不太好，我早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少年。不像现在，人家怎么欺负我，我都不吱声，老老实实地，笑眯眯地听着，看着，并不断地点头（过来人嘛），以至于不少人都认为阿成是一个可以欺负一下的人，可以用欺负阿成来彰显一下自己的牛皮与“正义”。这是非常有趣儿的事情。此为笑谈，及时打住。还说打架，我正准备要教训一下对方，对方立刻说我骂他了，显然他是软了。我轻蔑地说，狗屎。便放弃了武力训诫对方的方式。另外，那时候我刚刚到文联工作，是文人了，再打架就不合适了。
坐“大辫儿”时代的故事很多的。
记得，有一次，我坐“大辫儿”回家的途中，在车中间的交接处，看到一对老年婚外恋者。在拥挤的乘客当中两个人默默无言，彼此传递着深情的眼神儿。看着这种情景真是让人同情，让人心酸。我当时就想，如果他们有一辆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大辫儿”该多好。毫无疑问，那属于我当时的幻想。什么是幻想？就是别一种心理抚慰。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国家改革我也改革了，上下班改为坐小巴了。
这里还要扼要地回顾一下。
七十年代末，我是开过面包车的，那时候我在市城建局工作，职务：驾驶员、司机、“车豁子”（之为俗号），开一台崭新的熟蟹子壳色儿的面包车。开着这台车在哈尔滨行驶非常特别，相当招摇。当时，这座北方名城只有两台面包车，因此车一上路，每天都能牵动很多人的眼球，甚至有人在我的车前摄影留念。
我毕竟还是一个社会人，自然有一些杂七杂八朋友的人，所以，在那个让人笑个倒仰的年代里，有许多新娘就是坐我的这台面包车嫁到婆家去的。粗略地算一下，坐我车的新娘至少不下五十位。而今，城里的面包车海了去了，而且已经“降格”为私人营运的车了。
乘坐这种私人营运的小巴比乘坐“大汽”和“大辫儿”贵一块钱，但是，它方便，快，保证人人有座。可以这样讲，2000年之后坐小巴的乘客，大都是一些正走在致富征途上的个体户，或者小额受贿者及其家属，当然，也含着极少数的像我这种靠稿费贴补生活的业余诗人（那时候我主要写古体诗——即未老先衰矣）。
属于私营性质的小巴车和“大汽”、“大辫儿”是同一个站台。所以，同样等在站台上坐小巴走的人就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优越感、牛皮感，显出一副得意的样子——要知道，这种庸俗的状态是许多人毕生的追求啊，特别是那些处处仰人鼻息的人、俯首帖耳的人，不得不阿谀奉承的人，人下人的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就更是如此。那么，我有没有优越感呢？没有，我觉得我属于那种不会过日子又大手大脚、贪恋舒服的人，一句话，属于没有出息的人，瘦驴屙硬屎的人。我也跟着上述这些人一块儿登上了小巴车。
在小巴车上我了解了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那时候已经有移动电话了）、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粗话、他们的不要脸、他们的仗义、他们的不拘小节、他们出类拔萃的智商、他们把握机会的能力、他们的满嘴谎言——尽管小巴车里绝对没有爱情——为什么小巴车里不产生爱情呢？是金钱作怪还是行程太短的缘故？还有，小巴车上，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司机还是女乘务员，都瞧着不美，而且都很邋遢，都有一股汗泥味和廉价的刺鼻的化妆品味儿。这真是咄咄怪事。
有一阵子，城市的居民管这种私营的小巴叫“疯狂老鼠”。它们的确像发了疯的老鼠一样在城市的街道上乱窜。随着伟大祖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个人创作热情的高涨，稿费标准的小额提升，个人收入的增加，我决定改坐“的士”。这倒不是什么虚荣心，而是小巴车的车况也越来越差，而且，经常超员行驶，加了不少小凳子，像塞满了各种杂物的逃难车，人在里面几乎透不过气来。特别是当一爿异常肥硕的臀部像一面张开的降落伞似的罩在你那张由于熬夜而变成绿豆色的窄脸时，你就彻底地灰心了。再加上阿成同志的年岁也逐渐地大了，耳边已经响起了“大叔”、“大伯”、“大爷”、“老家伙”、“老东西”这样的称呼了——尽管对文学创作而言，这一年岁才刚刚开始进入最佳、最妙不可言的时期，思想的ageing，笔力的experienceand force，艺术的perfection（真不好意思，但这是事实。其实，作家一共拥有两段创作旺盛期，一个是青年时代，另一个就是老年时代——中国人没有中年时代），相当美妙。但是，这可并不意味着其身体也同样充满活力与张力，朝堂的明镜之前，新添的华发就是一个证明，就是一个迷人的微笑。
的确，2000年以后，本人虽然还不算极其地老，但也绝不能说还极其地年轻。于是，我开始重新思考：如果自己不是纯粹的葛朗台的话，那就应当改乘“的士”了，该换一种新的代步工具了。当然，我非常清楚，每天20元的出租车费可以买750克猪肉和一只三黄鸡（据说哈尔滨的牛肉马上要涨到20元1市斤了）。但是，这样的盘算与换算是有问题的。我们当中的很多同志，很多家庭，一直被这样不道德的换算与盘算欺凌与蒙骗着。同志们，这是一道伪命题。我们不应当这样算计我们的欲望与生话。算计倘若必须，如果控制不了，驾驭不住，那是对恶人而不是对自己。一天到晚总是在低着头算计自己的人，那样的日子也太他妈的了。我和我的父辈们曾经历过那样的日子，我们应该告别那样的日子了。孟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不是让大家一块儿算计自己，每天都把自己搞得灰溜溜的，像个罪原体似的，一副谁都对不住的样子，而是要尊重生命，告别自欺，走向健康的、阳光的、幸福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要学会原谅自己。
一句话，“打的”上下班，坐着更舒服一些。
人坐上“的士”了，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侧过头来，看到那些仍然在坐“大汽”、“大辫儿”，或者小巴的同胞、同伙（过去，我们常在站台上一边等车，一边聊天儿——他们都非常关心世界形势，喜欢拿一些国家元首开涮），心想，王阿成同志不行了，累了，有疲劳感了，坚持不下来了，恕我先走一步去坐出租车了。
——这也是我自坐出租车以后为什么给报纸的随笔写得愈来愈多、越来越认真的缘故。说白了，就是为了多挣一份打车钱。我算了一下，每天按20元的车费计算，一个月打车费需要600～700元。还可以，我可以把这笔钱挣回来。这样还可以少写一点小说。坦率地说，小说太难写了，特别是短篇小说，想想看，用一个筐装一列火车显然是太难了，如果用一列火车装一筐桃子，那就绰绰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