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书写只是为了即时及物表达,那么只需使用声音或电子媒介的口述就足够了,无需写下文字。声音是在场性的,声音要求解决什么。文字,严格地说,是不在场,是遗嘱式的。文字意味着书写与阅读的非共时性。文字自有其古老而异质性的来源。被记录的文字仍然是一种声音,然而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或来自深渊的虚构的声音。文字所记录的,不管是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还是现代文学经典时期的尽可能详尽的叙述,都潜在着允许一种过度,过度阐释或者过度书写。阅读经典著作,意味着我们阅读中的一切事态都已经解决,就像再次阅读《红楼梦》或《论语》。夫子所言及的事态早已结束,阅读他的叙述,意味着失掉现场回应。读者不在场,不提问不跟帖。要么一切回应转向自身,要么转向对文体或叙述的关切。文体与文字,同时放大瞬间、结构出世界的复杂性也发展出多重阐释模式。现代资产阶级也不喜欢文字,更不喜欢文体,文体和文字太多象征性,阻碍着将一切驱入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只要符号、或简单的近似于商标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