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政治市侩化，人们又自觉无力纠正它，嘲讽适时地流行起来，它在道德上是愤世嫉俗的。但与此同时这种愤世嫉俗消解了自身的任何真正的批判性。无论坐上了权力宝座的市侩与邪恶，还是社会各个阶层由此事件一明目张胆地屠戮社会伦理情感——得到的权力真谛之明示，罪恶积累得越多，似乎改变它的可能性越小，罪恶被私下讲述的越多，似乎罪恶本身越是成为司空见惯之物，成为合理的、至少是符合常态的存在，似乎罪恶以及底层人们的痛苦积累地越多，越常见，改变的愿望越是淡漠。对罪恶的私下叙述成为对市侩与罪恶的合理化的一部分，似乎这种嘲讽式的叙述在试探和增大人们对它的接受程度而不是相反。接着，人们似乎完全可能以讲述为乐，而且无形中，如此之多的市侩故事为一切小的、具体的、每个人身边发生的非正义作了免罪证明。就像人们能够敏感于细节上的痛苦，而对巨大的、频繁的灾难会习以为常。
这种社会叙事由微弱的批评渐渐更多地转化为合理性论证：人皆如此。市侩、专制没有被批评，渐渐地成为人们一切生活领域的样板。似乎真理与正义的情感冲动在失败的民主运动中全部释放了，接下来所释放的只是市侩与自私的合法化情感。从极权制度那里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的暴力与蛮横，使所有人原则上都被允许使用暴力、特权、欺诈来获取自身的利益，而不至于有深深的罪恶感。极权主义的专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私人暴力在对抗中结盟，它允许人们把从自己现实处境中获得的任何利益与快乐都当作合理的，是绝望的人性的唯一作为，对弱者也是憔悴的心必须的安慰。与此同时，它也渐渐承认其他人的痛苦和苦难看上去既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这样，获得既得利益的阶层就不需要对他人的处境特别关注。它使人们甘心接受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与势力范围，所谓中产阶层的存在的倦怠无聊，以及下层的痛苦。这是一种极端的、心灰意懒又得意洋洋的利己主义。
学术界愿意明智地归顺于权力阶级，以谨守学术边界的方式不僭越特权阶级的雷池，并且心安理得地对他人的苦难与痛苦置之度外。学术界的所谓学术成为自身以及市侩生活方式的间接辩护者。面对它自身曾经认定的理想，不得不为其行动的失败寻找某些理由；面对先前谈到的进步和启蒙，他也必须为拒绝进一步改革的可能性寻找一些理由。学术界总的世界观完全没有触及到在任一特定时间碰巧发生的任何事情，它消损了出于任何真实的思想动机采取行动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