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776年3月，瓦特制造的第一台实用性蒸汽机，在英国波罗姆菲尔德煤矿点火，照亮了人类生活的一个新时代。成全了瓦特的大英帝国，凭借“瓦特们”提供的能量，在全球殖民时代称霸两百年。
为追赶隆隆作响的蒸汽机的脚步，欧洲列强们以不同的态度谱写了自己不同的命运。在人类工业革命的战场上最终凯旋的法国，曾经以高于英伦岛数倍的薪金，同时雇用近2万名英国技工；创造了弱国跻身列强奇迹的德国，不仅开创了以国家力量培训新技术人才的先河，也曾经有组织地针对英国盗取图纸和零件，在人类国家竞争史上创生了工业间谍的词汇。
高举着哥伦布的风帆，在全球贸易中曾经独占鳌头的西班牙，却在拥有人类一半以上黄金和白银的富足中迷醉了，虽然与英伦三岛近在咫尺，却在远隔大西洋的美国铺筑商业铁路20年之后，才在巴塞罗那铺下第一根铁轨，始终不曾跨入工业强国的门槛。
瓦特的蒸汽机，作为一项划时代的新技术，是试金石，是镜子。它甄别了人类所有生存集团参与竞争的品质，也映照出态度不同的国家此后数百年的兴衰沉浮。
20世纪中期，人类发明创造的舞台上，降临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新事物。众多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另一项可以与蒸汽机相提并论的伟大发明。这项可能创生新时代的事物，叫作互联网。
一
夏威夷、马尔代夫，风情万种的海湾里，风情依旧。
这些众人向往的人类休闲胜地，休闲者依然在休闲，但在温柔绚烂的光影里，它们同时成为人们向往的购物店、阅览室、会议室、写字间。
今天，那些可以在自己喜欢的任意地方和时间工作的人们，正描绘出新时代的工作样态。在美国，不在特定场所工作的人，已经占到整个美国工作人口的1/3，并且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着。
这些静态中的奔忙，这些与娱乐、游戏难以区分的专注的时光，这些孤独中深处世界的人生，远离我们曾经关于远近、多少、有无的经验，建构着我们辨别他人和了解自己的新认知。
在温柔的冲刷下正在消退的老常识，是一个时代的力量塑造的。
蒸汽机和它的后代们开启的大工业，将人类从徜徉万年的田野和山泽中召唤出来，在特定的地点汇聚为集体共生的大都会。200年，仅仅200年，世界人口增长了6倍，而世界城市人口增长了将近60倍；英国首都伦敦的人口从96万增长到接近900万；韩国5000万人口中的20％，生活在首都首尔；在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5.6亿人成为城镇新增人口，首都北京常住人口2100万，是35年前的近3倍。
人类和人类创造的财富，构成了约束每一个个人的时代性汇聚。一个时代的生存意志与效率追求，也将所有人的人生做了不由分说的规定和区分：在确定的地点集中，在确定的地点工作，在确定的地点和时间学习、娱乐、消费……
人类用个人只能仰望的财富力量，用钢筋铁骨铸造了这恢宏的聚合。今天，一个时代的理所当然，动摇了。
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曼纽尔·卡斯特尔说：“网络的形式将成为贯穿一切事物的形式，正如工业组织的形式是工业社会内贯穿一切的形式一样。”
《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作者凯文·凯利则认为：“我们通过结合把自己变为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物种，互联网重新定义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目的及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那山重水复的遥远就在眼前，距离消失了；那钢浇铁铸的分割依然矗立，遮蔽崩解了。新的个人、新的自由、新的生活，扑面而来，在海滩、在居室、在街角，在每一个你注意或没有注意的地方。
将一切联系起来，为所有人铺筑坦途，为整个人类开拓无限空间的力量，是从57年前，北美大陆的一个早晨开始酝酿的。
二
1957年10月5日，星期六，美国人的黎明如期到来，但美国人这天的早餐却注定不同于往常。习惯在这个时候同时来到餐桌的报纸，送来了一个震惊全美国的消息。
“我们美国人非常震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说出了当时美国人的普遍心态，“俄罗斯人竟然向太空发射了轨道卫星，而我们却不能。哦，天哪！”
前一天莫斯科时间22点28分，在苏联的拜科努尔航天中心，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被送入太空。这颗名叫“史伯尼克”、意为“旅行同伴”的83公斤的小星星，成为人类居住地的第一个人工伙伴。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那天）我父亲没有睡觉，当时已经很晚很晚，接近深夜。秘书敲开门说，赫鲁晓夫同志，有您的电话。他去了另一个房间，回来的时候脸上满是笑容。他说：‘瞧瞧，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大秘密，我们发射了史上第一颗“史伯尼克”人造卫星，它正在环绕我们的地球。’”
在地球另一端，“史伯尼克”顷刻间汇成国家安全危机的阴云，笼罩了整个美国。美国的恐慌有着一个时代事关生死存亡的理由。在已经壁垒森严的所谓东西方对立中，酝酿热战的冷战正在一步步被推向高潮。“史伯尼克”卫星则意味着在争霸全球的竞赛中，苏联人终于先行一步。
5天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统艾森豪威尔公开表达了对国家安全和科技水平的严重不安：“这个国家必须在国家生活中给予科学技术以优先权。”
两个月后，美国总统向国会提出建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简称“阿帕”，办公地点就设在五角大楼内。
新生的“阿帕”即刻获得了国会批准的520万美元的筹备金及2亿美元的项目总预算，是当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的3倍。今天，网罗了每一个人的互联网就萌芽在这项拨款中。
日后成为互联网之父之一的罗伯特·泰勒，作为阿帕信息技术处理办公室的第三任主任，当年走进五角大楼三层国防部长旁边的办公室，就立刻被他的富有困扰了：阿帕资助每一个科研项目，都会为研究者提供功能不同的计算机，它们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美元，泰勒的写字台旁就环绕着3个功能不同的终端。这些庞然大物互不兼容，造成经费的极大浪费。
罗伯特·泰勒回忆说：“我想要做的事就是实现这些系统的在线连接。那么你在国内的某个地区使用一台系统时，你还可以使用位于国内另一地区的其他系统，就像这台系统也是你的本地系统一样。”
将孤独的计算机连接的念头，在美国科学界酝酿已久。曾经参与发明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1945年就提出了记忆延伸的概念，展望了关于信息检索、网络建设的可能前景。泰勒的前任利克里德，也在1960年发表了题为《人机共生》的文章，预言人们通过机器的交流将变得比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更为有效。
泰勒迈出了实现设想的第一步。1966年春，泰勒走进阿帕署长赫兹菲尔德的办公室，提出由阿帕出面建构一个小型的实验网络。经过20分钟的简短交谈，泰勒离开署长办公室的时候，手中已经握有100万美元和送行的尾音：“太好了，干吧！”
谁来花这笔钱？泰勒心中的人选是唯一的。
被誉为计算机天才的拉里·罗伯茨，时年29岁，不善交往，却声名显赫。泰勒以优厚的条件发出邀请时，拉里·罗伯茨正在为林肯实验室两台不同的计算机之间的沟通进行试验。
但出乎泰勒意料的是，拉里·罗伯茨拒绝了他的提议。拉里·罗伯茨认为：“它是一个管理职位。我当时并不想做管理，我想留下来搞技术。”
罗伯特·泰勒说：“他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认为他到阿帕来的话，也就成为了一名政府官僚。”
在接下来的10个月中，泰勒每个月都给罗伯茨打一次电话，他得到的回答总是相同的。
不过，自由的罗伯茨也不是没有枷锁，这个枷锁就是他所在的林肯实验室。
罗伯特·泰勒说：“我逐渐了解到阿帕为林肯实验室提供了51％的资助。我请求老板：‘你能打电话给林肯实验室，告诉他，拉里·罗伯茨能来阿帕任职的话，将会为林肯实验室和拉里·罗伯茨本人带来最大的好处。’”
虽然拉里·罗伯茨认为自己是被“胁迫”过来的，但他觉得“最后的结果是不错的”。
两周后，被“胁迫”到五角大楼的罗伯茨，是这样体现泰勒的眼光的。罗伯茨用秒表对五角大楼内部所有走廊进行了测量，计算出各个办公室间“最快的行走路线”，人们戏称为“拉里路线”。
“我可以对每个区域的每个部门进行计时。这样我就可以从计算机那里找到最短路径。那只是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日后被称为“互联网之父”的拉里·罗伯茨回忆说。
为了寻找连接计算机的拉里路线，罗伯茨和一个时代的人类精英们，在平坦和曲折中跋涉了一年半的时间。
保罗·巴兰来了，他带来了能够网罗地球的一张渔网；罗伯特·卡恩和温顿·瑟夫来了，他们将成为人类史上涉及面最广的一份文件——TCP/IP协议的起草者；伦纳德·克兰罗克也来了，他已经怀揣着信息块——也就是日后分组式交换的智慧的钻石……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授、互联网之父伦纳德·克兰罗克对当时场景的描述是：“他们径直走到研究员面前说：‘聪明绝顶的人啊，我们提供的资金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你们放手做吧。我们既不会控制，也不会下命令，你们自己把握灵活度。开放即可，自由即可，好好干。’”
这些杰出的大脑在碰撞中迅速达成了共识：中心是靠不住的，他们必须在革命性的分布中寻找前景。他们描绘自己构想的形象，来源于人类经验中存在了数千年的渔网。
拉里·罗伯茨说：“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分布式网络。因为如果你建立一个中心节点，把所有机器连起来，那么中心节点总是会出问题，中心节点会过载并崩溃，因为流量过大，支持不了。我们不能建造那样的网络。如果今天的互联网是中心节点式的，那么我们的中心节点需要美国整个国家这么大。”
这是怎样的一张网呢？每一个交汇点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交汇点到达另一个交汇点，有着一张网——为所有的连接提供了无限途径。于是，每一个点都是重要的，而每一个点又都是不重要的。
这是怎样的一张网呢？伴随节点的增多，网络的扩张，每一个新加入的都会让已有的节点和网络的能量得到相应的扩张。所有的你都让我变得更强，所有的我都让你变得更加有效。
这是怎样的一张网呢？在人类信息交流的世界里，处于特权地位的中心被解构了，每一个普通的个人与每一个恢宏的机构划时代地拥有了平等的地位。当然，所谓社会结构扁平化的未来还没有进入创始者们当时的视野中。
光有这张网当然是不行的，期待在这张网上无阻碍奔跑的货物——或长或短的信息，必须被切割加工，如同将一盆水化为无数个水滴那般。于是，另一个概念——“信息包交换”伴随着诞生了。
在这张“渔网”上，信息不再是点对点的整体传输，而是把不论怎样规模的信息分切成一个个轻巧的碎片，让它们在网状的通道里自由选择最快捷的路径，在到达目的地后，自动组合、汇聚，还原成完整信息。
重要的系统性创造从来不是浪漫的，从设想、理论走向实践，注定会充满连当事人也感怀的曲折和艰辛。
“我们一直努力让这个房间看起来就像当时的样子，”伦纳德·克兰罗克说，“旧桌子、旧椅子都还在，黑板代替了当时的白板。”
比较一下今天一个普通人手中的智能终端与当时科学家守候的庞然大物，我们就能对互联网的先辈们处理庞大数据的处境领略一二：现在一款普通手机的运算能力是阿帕最大的计算机的7000多倍。
为了减轻节点计算机的压力，他们设计了专门的机器在网络中分配数据。这台著名的“小精灵”，就是日后伴随所有网民的路由器的前身。
“在这个房间里，最重要的东西是那台机器。这里，这台机器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台互联网设备。”伦纳德·克兰罗克自豪地说，“它是军用加强面板。它内部这么丑，但又很漂亮。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它有中央处理器、存储器、调制解调器、电源和逻辑处理单元。”
1969年10月29日晚上10点30分，聪明而辛勤的人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刻。克兰罗克和助手在洛杉矶的这个房间里落座，另一端，斯坦福研究所研究员比尔·杜瓦在500多公里之外等待着他。
事实上，落座历史关头的人们表达的雄心极其有限。他们只准备以新时代的方式，从洛杉矶向斯坦福传递一个包含5个字母的单词——LOGIN，意思是“登录”。
伦纳德·克兰罗克回忆说：“我们就键入‘L’，我们对比尔说‘L’有了吗？他说有了。输入‘O’，有‘O’了吗？有‘O’了。输入‘G’，有‘G’吗？‘啪’，死机了。”
仪表显示传输系统突然崩溃，通信无法继续进行。世界上第一次互联网络的通信试验，仅仅传送了两个字母“LO”！
“第一条意想不到的互联网上出现的消息是‘LO’，就是‘呦，您瞧’里面的‘呦’。现在你想一下，‘呦’和‘您瞧’碰在一起了，这真是注定要发生的妙事啊。”伦纳德·克兰罗克兴奋地说，“我们没预先设计这条信息，但它呈现的东西是这么有先知的意味，有力而简洁，纯凭运气。我想我们大概为互联网的开端，传出了一条最佳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