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柱《加快协商文化ECFA正当其时》，认为两岸文化ECFA可仿效经济，先谈框架后补充细则；应设立政府部门主导由双方技术官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协商、共同整合经营“孔子学院”与“台湾书院”，两岸共同推动“识正书简”。
台湾学者对两岸文化交流的研究不如大陆多，王玮琦、张蜀诚、吴建德《中共对台文化交流协议之规划》，在分析文化交流与中共对台政策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大陆对台文化交流协议的具体规划，包括个体文化层面、国家文化层面与国际文化层面内容，认为文化交流对大陆而言是两岸统一进程中，由经济、文化、社会而政治的第二个重要环节，是ECFA签署后大陆亟欲达成的下一个目标，而民进党的反对与国民党当局政治的偏安心态使台方对文化交流协议显现出谨小慎微的态度。叶怡君的《两岸文化交流协议相关问题研析》，在回顾两岸总体文教交流情况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大陆对文化交流协议的主张及两岸签署文化交流协议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两岸对文化内涵及签署协议的条件是否具备的认知上存在差异等。吴庆烜《以大中华文化创新创意思考模式以建构推动两岸合作之机制》，在概述与比较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现状基础上，提出两岸合作的模式是从文化创新创意的利基建构：建立业者参与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展览会的整合平台、建立大中华文化创新创意品牌等。
2.关于两岸之间的认同问题。
朱爱莉的《浅析马英九执政后台湾社会的中国认同危机》一文，在列举马英九执政后台湾社会的“中国认同危机”状况后，分析其中主要原因有历史因素包括两岸长期以来隔绝与敌对以及李登辉、陈水扁主政时期的“去中国化”政策与现实因素包括选举现实与政党竞争以及两岸实力对比落差加大以后的心态失衡。提出台湾社会的“中国认同危机”已严重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巩固与深化，如何化解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而当前两岸形势则又是进行该危机化解的历史机遇，包括两岸执政者在政治上有一定的交集，两岸具有形成“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共识的客观条件，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将使两岸拥有越来越多的利益认同，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使两岸在价值认同上不断进步，大陆对台政策的包容性有助于加强两岸的凝聚力。化解危机中面临困难则有国家认同的拨乱反正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以及两岸存在不同政治体系与理念的冲突。
郭艳《台湾“年轻世代”国家认同的现状及成因分析》，提出台湾“年轻世代”的国家认同与其父辈不同，逐渐由“中国”转向“台湾”，而其原因则在两岸长期的隔绝对立生活经验“台湾化”，台湾政权的本土化、民主化转型与国家认同问题的伴生现象成为其国家认同对象改变的深层土壤，民进党执政时期的“去中国化”与“文化台独”政策成为其国家认同对象指向台湾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两岸在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使得他们无法建立起国家认同对象指向国际上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周丽华《重构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基本路径》论文，在列举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虚无化”与“模糊化”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中原因在：国共两党过去的历史恩怨是台湾民众对中国认同疏离客观原因、台湾“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反向强化台湾认同、李登辉陈水扁的“去中国化”教育削弱并动摇“中国意识”的根基、台湾岛内政治斗争的现实使得国家认同议题持续发酵，文章最后提出近、中、长的三阶段的路径选择，即循一个国家的认同到一个中国的认同再到统一中国的认同的路径来重构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
陈孔立《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与群体认同》文章，应用历史记忆与群体认同的相关理论，结合台湾实际，研究台湾当局制造历史记忆与群体认同的过程、手段、目的及其对建构群体认同的影响，指出台湾社会现有的历史记忆与群体认同是可以改变、必须改变的，而重构历史记忆与扩大群体认同是有利于两岸人民的一种选择，“双重认同”的观点是可取的，应当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成为两岸共同重构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的过程。
刘相平《两岸认同之基本要素及其达成路径探析》，提出两岸认同的基本要素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三个层面，相互依存，逐次递进，应从易到难，循序渐进，以实现两岸认同最大化。
林红在《和平发展形势下台湾民众的“中国意识”》一文中，提出4年来两岸关系中出现的困惑是两岸和平发展但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认同在继续流失，其因一是在制度与政策层面上台湾民众认同退缩是一以贯之过程，二是在社会心理层面台湾民众患上“中国认知分裂症”，认为出路在“建立认同连结、回归中国主体性”。
严峻：《两岸文化交流整合再思考：国族认同的视角》，提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来增进两岸的民族与文化认同，需要注意中华文化与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辩证关系，包括避免中华文化中的负面因子，在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时，也需要将中华民族观念与现代主权国家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弱化台湾社会中存在的分离主义倾向，增强台湾民众的统一向心力。
李鹏《从两岸大交流看两岸民众共同认同的建构》，在辨析“交流”与“认同”概念基础上，考察了经济交流与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经济交流与两岸共同认同的建构的关系，认为两岸各领域、全方位的大交流可以为两岸带来更多的共同利益基础，有助于发展两岸之间的功能性合作与两岸同胞强化共同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缩小制度认同的差异，但大交流只是两岸建构共同认同的必要条件，很多认同分歧或差异难以仅仅靠交流来解决，需要两岸当局与人民能相互理解与包容，探寻双方在利益上的共同点与一致性，产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集体身份认同。李鹏《民族认同、利益联结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信任深化》，作者认为要使两岸命运共同体得以巩固，就必须把握民族认同、利益联结与增进信任这三个关键性因素，而深化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包括从情感型信任到认知型信任的深化、从防范型信任到理解型信任的深化、从自利型信任到合作型信任的深化及从关系型信任到制度型信任的深化。
刘奇的《台湾民众认同异化问题初探》，作者认为台湾民众的认同异化已经成为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从历史层面与现实政治层面分析台湾民众认同异化原因后，提出了建构两岸重叠认同的路径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建构两岸重叠认同，方法是通过文化交流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型”。
王茹：《“两岸族”台胞的社会身份认同——本土文化心理机制角度的阐释》，文章在考察了“两岸族”台胞的基本状况的基础上，论述了“两岸族”台胞与两岸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认为“两岸族”在两岸之间所起的联结与沟通的作用，就是消解或弥合了由于过去长期的隔绝和政治-军事对峙以及两岸政治僵局所造成的两岸间的某些断裂及对立对抗的心态，其积极作用会有利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台湾学者对认同问题的研究更偏重理论与实证。如汤绍成《台湾的政治认同问题探讨》，从一般的政治认同着手，探讨台湾在认同问题上的特质，提出“台湾的政治认同问题实以其文化认同问题为基础，先有文化认同然后产生政治认同，但当本土意识兴起之后，政治认同则加紧形塑文化认同”。王信贤《两岸交流与台湾民众认同变迁：2008年以来的分析》，在汇整“原生-本质”论、“情境-建构”论、“感性认同”与“理性自利”等相关理论、概念，并与各种实证数据进行对比，认为，2008年以来台湾民众在“我是台湾人”比例增多及对大陆认同上加速疏离的要因一是马英九上台后积极开放政策引发部分民众焦虑，使原本隐蔽于“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隐性者转变为“显性”，二是部分民众未能在两岸交流中获利而影响认同；三是可能因交流增多而更加区分“你”、“我”。台湾高雄市空中大学助理教授许文英《两岸经贸交流与国家认同：台湾县市经验比较》，探讨全球化下城市“公共外交”理论及台海两岸之间台湾县市与大陆交往进程，认为：“台湾县市政府各具特色的两岸城市交往经验”显示，城市交往存在着正当性与效益性的困境，前提是上级在政治与法律权力上的释放。
（十）关于两岸社会整合与一体化问题
陈先才、刘国深的《两岸社会一体化的理论架构与实现路径》，在辨析一体化、社会一体化及两岸一体化概念后，考察了两岸社会一体化的现状与内涵，认为两岸社会一体化已呈现不可逆转趋势，但也带来负面冲击与影响及挑战，最后提出两岸社会一体化实现的顶层设计与路径选择，认为在两岸社会一体化过程中以“融”为主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路径选择则是一要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二要推动两岸社会制度的一体化进程建设，同时必须大力加强其保障基础的建设力度。
杨剑《论促进两岸民间交流的目的、动力和原则——台湾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回顾》文章，认为大陆促进两岸交流的主要目的：一是实现统一、防止两岸社会分离的永久化，二是为现代化建设与中国和平崛起创造新的时空环境，三是形成防止台湾当局推行“台独”或拒绝统一的民间压力；而源自两岸间亲缘与血缘、90年代全球化浪潮及市场力量是推进两岸民间交流的三大驱动力；大陆处理两岸民间交流的基本原则包括一个中国、以民为本及承认两岸体制差异与促进交流等。作者认为，和平发展形势下，两岸民间交流能够得到充分发展，但不足以建立一个新的共同认同，更不会自然导向统一。
陈凌雄与顾锦康《两岸持续性合作机制思考——基于社会整合理论的视角》，在概述“社会整合”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两岸持续合作的社会整合机制：两岸社会整合的主体、制约因素及方式等，认为两岸社会整合有利于两岸持续交流合作，有助于化解两岸社会间心结，促成更多民族认同与利益联结，但要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整合机制尚待时日。
刘国奋《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台湾民意的探讨》，认为台湾的民意具有多元性、变动性、效用性等特点，而影响台湾民意的因素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经济因素，而政党斗争、媒体以及大陆与国际因素都对台湾民意产生综合性影响，最后提出塑造两岸共同民意的路径与方法，包括掌握民意脉络主导两岸“转型正义”、突出两岸经贸互利性、回归中华文化本源、重建两岸民众的共同价值观。
王鹤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事机制探析》，作者基于两岸关系的政治与社会互动逻辑，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存在着权力制衡、权力规范与社会支撑等多种构建机制，而社会机制是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与基础组成部分；社会机制的内容涵盖社会动力、激励、整合、协调及保障等方面；提出确立两岸关系的多元主体多维定位、深化两岸交流沟通范围与层次、注意各项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化与协调、注重社会资本的积累等。
严志兰《促进大陆台商社会适应与融合，构建两岸人民和谐共处的生活共同体：基于福建的田野调查》，运用田野调查、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对福建台商的社会适应情况进行了调查，从移民社会学角度对在闽台商的社会适应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十一）关于两岸政治军事安全互信机制
大陆学者基本上是近几年才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陈孔立《两岸“信心建立措施”（CBMs）的起步》，作者在考察世界各地建立“信心建立措施”的经验后提出三点看法：一是把高标准的政治互信作为协商军事互信机制的前提是一种过高的要求，二是只要双方都有谋求相对安全的需要，并有一定的互信基础，协商“信心建立措施”的前提就已存在，三是构建“两岸信心建立措施”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应当及早策划、及早协商、正式起步。
陈先才在《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中，在探讨了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理论架构：概念、内涵与功能后，分析了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建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机遇有长期以来两岸双方都希望建立机制、国际社会对此抱有期待及马英九上台后条件的不断成熟，挑战则包括两岸在军事互信机制建立的目的与意图上差别、台湾社会中的分离意识及外部势力的负面影响等，最后重点剖析了实现路径，除了必须坚持两岸同属一中的基本原则外，两岸可从先建立高度的政治互信的“政治路径”入手，同时推进“军事路径”，并提出措施与步骤分“近期”、“中期”与“远期”三阶段规划。
赵黎青的《再论先军后政实现胡马会》，提出了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再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实现“胡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