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带着90天的旅行签证进入香港，从法律上说，他可以停留到2013年8月18日，在此之后，他如果想继续留在香港，就必须申请避难。而在签证有效期内，他不能向香港政府提交避难申请，除非美方提出指控，对其发出通缉令，斯诺登才可以申请避难。
从法律上说，香港可以选择主动移交斯诺登，或者在美国发出通缉令，而且中央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斯诺登遣返回国。因为早在1996年，美国政府就和香港地区签署了引渡协议，允许美国从香港引渡刑事案件嫌犯回国。香港曾经将一些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如涉嫌金融欺诈、内幕交易、恐怖主义、虐待儿童的嫌疑人遣送回美国。此时，如果美国政府向香港提出引渡要求，香港可以拘押斯诺登60天，在此期间，美国需要为提出正式的引渡请求做准备。但是，如果美国的引渡请求影响了中国的国防、外交或公共利益，中央政府有权否决。
不管怎样，斯诺登选择了一个绝佳的战场和美国政府周旋。在香港，他不会立即被遣返，而且香港的媒体自由，有多家外媒驻港，可以随时发布最新消息。不过，他也可能面对国际刑警的追捕和美国政府的刑事问责。
就在奥巴马政府被斯诺登搞得焦头烂额之时，G8峰会即将在英国北爱尔兰举行。此时，斯诺登也紧跟形势，在G8峰会召开的前一天继续爆料。英国《卫报》在6月16日又公开了多项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2009年英国伦敦召开G20峰会时，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曾设立“间谍”网吧，吸引与会代表使用，借此读取各国官员的邮件，以窃取情报。除此之外，英国的特工人员还在电脑上安装了邮件拦截程序和按键记录软件，甚至潜入与会代表的手机，监听他们的电话和电子邮件。
“政府通讯总部”安排了45名分析师，全天监控峰会的动向，汇报谁参加了峰会，谁在峰会上打电话。这次监控很可能是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通力合作的项目，英国当时的监控目标有南非、土耳其，美国方面的目标则是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
文件显示，2009年4月1日，梅德韦杰夫到达伦敦的当天就遭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时间在梅德韦杰夫和奥巴马举行会谈后的两个小时。情报人员发现，俄方领导层的信号传输方式有所改变，于是，梅德韦杰夫打往莫斯科的一通卫星电话被监听。此前，美国一直辩解说，所有监控电话和互联网的行为都是为了反恐，这一消息的曝光让奥巴马政府难以自圆其说。
《卫报》的报道一刊出，英国随即将斯诺登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禁止他登上飞往英国的航班。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英国和美国在情报上的联系。有消息称，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早就已经参与棱镜计划，而G20峰会上的监控活动，也获得了时任首相布朗的批准。
在斯诺登新一波文件曝光之前，奥巴马原本打算趁着G8峰会的机会，向与会的各国领导解释棱镜项目导致的后果。结果，酝酿好的辩解词和解释气氛都被斯诺登破坏了。到G8峰会时，奥巴马只得死扛到底，坚持认为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活动没有侵犯美国民众的个人隐私，而是得到国会批准，符合法律程序的活动，其目的只为了收集原始信息，监听过程中既不会随意识别电话号码的归属者，也不会随意监听通话内容。
自从棱镜门事件爆发以来，极力为美国国家安全局辩护是奥巴马坚持的态度，然而，面对民意的变化和政府内部的不同声音，他不得不转变策略，从原本的强硬姿态改为和平商谈，甚至通过他的新闻发言人表示，可以就安全和公民自由的取舍展开讨论。很显然，棱镜门让奥巴马陷入了囚徒困境：如果他一直坚持棱镜门的合法性，很可能失去那些主张个人自由的民众的支持；如果借此机会修改国内安全政策，一旦发生新的恐怖袭击，奥巴马同样难辞其咎。
国内的麻烦已经让奥巴马一个头两个大了，国际关系的变化也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随着斯诺登的一次又一次泄密，欧盟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纷纷质询美国，欧盟司法委员会也致函美国司法部，要求对棱镜项目可能给欧盟公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出说明。如果说，斯诺登会像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一样，名义上被审判，实质上获得自由，那么，美国的困境会一直持续下去，让奥巴马陷入两难的困境。
二 英雄还是叛徒？
斯诺登到底是英雄？还是叛徒？自从2013年夏天，斯诺登因为泄密一事而声名大噪后，这是围绕在他身边最有争议，也是炒得最热烈的话题。《纽约时报》评论斯诺登在没有学历的情况下被政府委以重任，却选择以告密的形式宣扬自己的价值取向，违背了社会道义；《赫芬顿邮报》则认为，政府和承包商可以花钱购买他的技术，却不能买走他的言听计从。在网络上，在民间，讨论也是针锋相对、众说纷纭。在评价斯诺登是英雄或是叛徒之前，还是先来认识一下这位不做“沉默的大多数”的勇敢者吧。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1983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伊丽莎白市，父亲朗尼·斯诺登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居民，是一名美国海岸警备队的官员。母亲伊丽莎白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居民，是马里兰区美国地方法院的办事员。斯诺登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他还有一个做律师的姐姐，居住在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
1999年，斯诺登举家搬迁到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市，斯诺登中学辍学，后来进入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学习计算机专业，以获得必要的学分拿到高中文凭。可惜，他后来没有完成课程，只获得了普通教育发展证书。
斯诺登的父母在他少年期离婚，父亲住在宾夕法尼亚州，母亲则住在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市的一幢公寓里。斯诺登16岁时离家，曾经独自在这座公寓里住了几年。有时候，斯诺登的母亲会带日用品来看他，女友也在周末和他相聚。住在公寓里的邻居说，他们经常能看到斯诺登在电脑前不分昼夜地工作，他看起来就像个“计算机怪才”。
斯诺登从小到大的玩伴布拉德回忆说，他只记得斯诺登有着大嗓门和柔软的金发，对电脑游戏异常痴迷，至于他当年的模样，则无法回想起来。在同学、老师、邻居的眼中，斯诺登身材瘦削、安静羞怯，他喜欢保持神秘，避免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他擅长的网络世界，他用假名隐藏自己的行踪，甚至讨论如何确保自己没被“跟踪”，他对个人隐私的重视似乎超过常人。不过，长期沉浸在网络世界里，让他和现实多少有些脱节。
2004年，斯诺登加入美国陆军，希望能够参加特种部队，参加伊拉克战争，斯诺登觉得自己“有责任解放那些受压迫的人”。不过，军队中的培训让他对美国参与战争的目的产生了怀疑，教官们每天鼓励他们杀戮阿拉伯人，而不是帮助别人，这完全颠覆了斯诺登原本的战争信仰。
巧的是，在几个月后的训练中，斯诺登折断了双腿，随即被解除兵役。后来，他曾经在美国国家安全局设置在马里兰大学的一处隐蔽设施担任警卫。他虽然没有学历，在计算机方面却非常有天赋，凭借这一点，他得以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担任和信息技术安全有关的职务。凭借卓越的网络知识和电脑技能，斯诺登获得破格晋升，在中情局占据了一席之地。
2007年，斯诺登被中情局派到瑞士的日内瓦负责维护计算机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并且用外交身份进行掩护。在三年的时间里，斯诺登一直在中情局官员身边工作，同时，他有机会接触一些机密的文件。工作中接触到的一切让他对美国政府和它对世界造成的影响感到幻灭，他开始怀疑这份工作的正当性，甚至严重怀疑自己也是作恶者之一。
他亲眼看到，中情局的特工用制造事故的方式招募一位瑞士银行家，目的是从他身上获取银行的秘密信息。当时，特工故意让这位银行家喝醉，然后怂恿他自己开车回家，当他因为醉驾被捕之后，另外一名卧底特工便以交朋友的名义帮他摆平了官司，银行家对其感恩戴德，于是，招募成功。中情局的这些行为，让斯诺登觉得不寒而栗，那时，他就曾考虑公开那些秘密监视项目。
不过，中情局中的秘密大多是关于个人，一旦揭发出来，就会有具体的人受到伤害，这并不是斯诺登想见到的，于是他决定放弃。此外，奥巴马在选举中获胜也让他看到了一些希望。斯诺登曾对奥巴马的政策抱有一线希望，他希望新政府能够做出改革，如果那样的话，就不需要非得披露出来。可惜，奥巴马并没有试图约束那些项目，而是继承了他前任的运作方式。
2009年，斯诺登离开中情局，为戴尔计算机公司工作，随后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家合同承包公司，职务是在夏威夷的国家安全局设施内担任系统管理员。在离开夏威夷之前，他在那里工作了不到三个月，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是他的安全级别很高，按照斯诺登个人的说法，他有权限看国家安全局所有工作人员的值勤表、整个情报圈、世界各地的卧底干员、我们拥有的每个工作站的位置、目前有哪些行动计划等。
除了工作之外，在生活上，斯诺登有一名做钢管舞演员的女友，两人交往四年多，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斯诺登的女友名叫林赛·米尔斯，今年28岁，曾经是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钢管舞演员，住在夏威夷斯诺登租住的公寓里。他们彼此非常相爱，感情非常稳定，还一起游览了世界上许多地方。
在斯诺登决定泄密之前，他们一起去了香港，亲戚朋友都以为，他们会在香港结婚。米尔斯的父亲也见过斯诺登，他觉得斯诺登人非常好，害羞，不善言辞，但是非常稳重，更重要的是，斯诺登具有非常强烈的是非观念。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决定抛下一切，将所掌握的秘密公之于众。
按理来说，斯诺登年薪20万美元，生活舒适，爱情甜蜜，即使觉得在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不合适，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是，美国政府的监控项目让他感到良心不安，在看到奥巴马政府一点改变计划的意图都没有的情况下，斯诺登决定将所掌握的真相说出来。在国家安全局的办公室里，斯诺登拷贝了最后一批文件，并且告知管理人员，他需要离开几周，治疗癫痫病。
在只身前往香港之前，斯诺登对米尔斯说，他需要离开几周。对于在情报领域工作了近十年的人来说，这是件稀松平常的事，米尔斯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计划，无论是家人还是女友，因此，他们像世界上的所有人一样，都是通过媒体才知道斯诺登泄密的消息。
当媒体开始报道斯诺登的泄密事件时，米尔斯突然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她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我的世界突然敞开，又突然关闭。我像是迷失在海上，身边没有指南针。我流着泪水，一边打着字，一边回想一路陪我走过的人，那些和我一起欢笑、一起牵手的人，那个我最深爱的人以及那些我来不及说再见的人。”很显然，米尔斯对斯诺登的突然离开感到非常痛苦，由于泄密事件，他们的婚事也没有希望了。
斯诺登之所以会选择藏身香港，一方面，香港法制完善，承诺保障言论自由，而且，香港人一直有街头游行、表达自己观点的传统，网络、媒体也非常自由。某种程度上，香港特区政府和许多西方国家政府的关系是独立的，他相信，香港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并愿意违抗美国命令的地区。
公开材料后，斯诺登藏身在香港的一家豪华酒店——尖沙咀的美丽华酒店（The Mira Hotel），抵港之后，他只外出过三次，连吃饭都在房间里，不过，酒店的费用让他身上的现金所剩无几。没过几天，他就收到了一张大额催款单，这些只是房费和餐费的数额。由于担心美国的情报人员对他进行窥探，斯诺登用枕头堵着酒店房间的门缝，防止被窃听，他还用一个红色的罩子罩在他的头和笔记本电脑上，然后再输入自己的密码，以防止任何隐藏的摄像头拍摄到它们。
滞留酒店期间，斯诺登陷入了极度焦虑不安的状态，即使是酒店的火警响了，他都躲在房间里不敢出去，害怕是情报人员为了抓他制造的陷阱。在常人看来，斯诺登的行为有些像妄想狂，只有他自己知道，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和拥有最庞大监视网络的国家安全局，想要找到他并非难事。在此之前，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已经两次前往他在夏威夷的住处，并且和他的女友联系，尽管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旷工而不是文件泄密。
当他公开的文件成为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电视、网络、报纸上都是关于他的信息时，相信特工们的工作效率会更高。相比自己的安危，他更担心自己的家人。斯诺登说：“我的家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最大的担心就是他们会跟踪我的家人、朋友、我的合作者，任何与我有一点点关系的人……我将带着这种担忧度过我的余生。”
担心归担心，从斯诺登决定向公众披露绝密文件的那天起，他就决定要公开自己的身份，他说：“我没有想要隐匿自己的身份，因为我没有做错。”这一公开也让斯诺登的名字加入了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布拉德利·曼宁等美国历史上的告密者行列。为此，斯诺登表示，“如果联邦政府的秘密法律、不公平的赦免和不可阻挡的行政权力被公之于众，我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