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设想，不仅有更多的国有企业上缴税费，而且作为公有制经济，还会上缴更多的国有资本收益，更加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
中国是花了36年时间，通过渐进式的、持久战式的国有企业改革来医治国有企业这条“腿”，使其逐渐变得更加健康、更加强壮、再次复兴、兴而越强。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国有企业数，从1990年1家到2014年的83家。有此前提，中国才能够用1%的全国实有企业总数，创造34.4%的全国税收收入、29.4%的全国财政收入，为13.6亿人民所分享。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市场，激活民间活力，迅速成长出“另一条腿”，即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到2013年底，私营企业已经达到1229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4436万户，总计接近6000万户，大大超过了美国（500万户）和欧盟（2070万户）的中小企业总和，在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创造了1.44亿人的就业岗位，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就业总人数。
总之，中国经济技术不够发达、发展不平衡、各种差异大、多元化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逐步形成了各具优势、优势互补、共生共荣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形象地讲，中国是东方巨人，是用两条腿走路，总是比一条腿走路要稳得多、快得多、好得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今世界，中国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成为世界企业数、创业者、就业人数成长最快最多的国家，也成为世界商标注册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
（本文选自2014年8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胡鞍钢）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
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前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滞胀”困境有所缓解，一些拉美国家也一度恢复了短暂的经济增长。然而，与有限的成绩相比，它带来的问题更多、矛盾更严重，并很快以不同形式先后在各国爆发。
名词解释
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新自由主义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因而成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应让所有人采取自己的方法，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二是私有化。认为公有制天生效率低下，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要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经济增长减速甚至陷入衰退
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恢复经济增长，结果却令人失望。20世纪90年代后，拉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逐步衰退的态势：1991—1994年，经济增长率不足4%；1998年后由于接连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动荡，1999年和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5%和0.3%。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公布的数字，拉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在1960年为8%，到21世纪初仅为4%。
在原苏东地区，俄罗斯实行转型的10年里经济大幅下滑：1989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中国的两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到2003年，在26个原苏东地区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GDP超过了1990年的水平，其中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2003年的GDP只有1990年的40%左右。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不得不承认，这次“转型萧条”要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战争。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尼曾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干预，可在这一年却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负增长达到12.8%。泰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家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蒙受重大损失，有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倒退了十多年。
作为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的始作俑者，英美两国的经济也在世纪之交走向衰退。互联网虚拟经济泡沫破裂不久，美国似乎走出了经济低谷，一度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最佳范例。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再次遭到致命性重创。
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经济主权削弱
大规模的私有化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1993—1996年为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而这一期间私有化的收入只占其GDP的0.02%～0.04%、政府预算收入的0.13%～0.16%。据统计，俄罗斯在私有化期间的损失总计约合1.7万亿美元，相当于其1996年GDP的4.2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失的2.5倍。
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迅速的自由化、市场化，使那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国家的产业很快向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集中。1992年，阿根廷由外资控制的银行资产仅占12%，到1997年就上升到52%。伴随着金融自由化，阿根廷的外债迅速增长，金融主权受到削弱，最终导致2001年爆发金融危机，进而发生波及全国的社会动乱。在外资的控制以及进口商品的冲击下，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遭到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大为削弱，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大大降低。曾被标榜为推行新自由主义典范的埃及，随着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集中出售，以及对国际资本流动监管的放松，民族工业日益衰退，成为名副其实的“依附经济”，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这些经济问题成为埃及动荡、穆巴拉克倒台一个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和银行业也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丧失了主导权。在匈牙利、波兰、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这7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外国资本占银行业资本的65%以上；外资对这些国家工业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有3个国家超过了50%。外资的涌入并没有为东欧带来经济繁荣，以匈牙利为例，在私有化运动期间，经济增长不进反退，尤其是在1990—1993年间，GDP下降了近20%。
失业问题凸显
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许多国家以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经济和市场化为由，限制工会权利，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结果出现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比如，英国的失业率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时为4.5%，到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更高达13%。美国失业率在1948—1973年间平均不足4.8%，而1974—1999年间则为6.6%。在拉美，高失业率与经济萧条相伴：20世纪90年代后期，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等国失业率平均都在7%以上，到21世纪初，拉美平均失业率达到9%以上，其中阿根廷2002年失业率高达23%。
全球范围结构失衡和金融泡沫膨胀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世界范围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减少，进而出现严重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现象。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1948—1980年间平均为82.9%，而在新自由主义泛滥时期平均只有78.1%，到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9年更是下降到66.2%。欧洲的情况和美国类似。拉美的产能利用率在20世纪最后20年也在低位徘徊。过剩的生产资本为获利而转入非实体经济领域，催生了大量资产泡沫。
在新自由主义泛滥时期，经济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使世界经济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从国外大量进口，产生了愈演愈烈的贸易逆差。从2003年开始，其经常账户赤字超过5000亿美元，2006年甚至高达8000亿美元。而顺差国家则积累了大量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为保值增值又回投到美国金融市场，推动美国资产价格上涨。
随着全球资本过剩和经济失衡不断加剧，金融泡沫加速膨胀。金融自由化解除了对金融部门的管制，更为各种金融欺诈、投机铺平了道路。在新自由主义泛滥时期，几乎所有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国家都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现象。比如，美国金融业在国内总利润当中所分割的比重越来越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21世纪初一度达到45%，而同期制造业利润的比重则大幅下降。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发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发生了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以拉美为例，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1998—1999年，巴西在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严重货币危机；2001年，阿根廷因经济衰退和债务问题引发了金融危机；2002年，巴西和乌拉圭又陷入金融动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近30年时间里，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出现过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破产。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也不时发生。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甚至使欧洲国家也普遍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危机爆发后，全球GDP在2009年下降了2.2%，失业率为6.6%，失业人口总数近2.12亿人，比2007年增加了3400万人。
在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经济总量跌幅达到了4.2%，失业率从4.4%上升到10%，失业人口从673万上升到1535万。危机中，大量家庭失去住房。据估计，从危机爆发到2014年3月，已经有500万套住房被银行收回。按照美国官方统计，美国贫困人口在2010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618万，大约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处于贫困之中。
很多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利用金融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繁荣的国家受到沉重打击。冰岛人均收入一度排世界首位，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其金融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货币大幅贬值，外债高筑，国家濒临破产。危机还广泛波及亚洲、东欧、拉美、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原苏东地区，2009年整个地区产出下降近6%，拉脱维亚、乌克兰、立陶宛、亚美尼亚甚至出现了超过14%的经济大倒退。
（本文选自《求是》2014年第16期，作者为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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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陶杰，杨明，廖伟径：《国有企业在各国经济中的重要角色》，《经济日报》2014年6月13日。
6.陆文强：《剥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面纱》，《求是》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