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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知道，围绕珍珠港事件许多可笑的事情之一是，罗斯福当局在整个1941年内把许多未告知金梅尔和肖特的机密情报毫无保留地给了英国。日本最安全的密码，亦即东京用来和各驻外使馆联系的密码，已被陆军通讯部队威廉·F.弗里德曼领导的一个小组破译，弗里德曼当时是首席破译专家。美国参照日本的密码机原型仿造了八台，四台在华盛顿，其中陆、海军各两台；在菲律宾的卡维特有一台；其他三台在伦敦。但夏威夷一台也没有。日本正是用这种美国人称作“紫”的密码，把有争议的14部分电文于12月6日发给了在华盛顿的野村将军。金梅尔或肖特哪怕是在日本发动进攻前几小时得悉它的内容，便能减少美国的损失，日本的进攻兴许就会严重受挫。当金梅尔的情报官得悉卡维特有“紫码”机后，便要求华盛顿提供一台。
1941年4月22日，海军情报局远东处处长阿瑟·H.麦科勒姆中校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如果你们掌握了外交密码，你们每天的判断工作可能会大受裨益。然而这将会带来难以解决的保密等问题……你们肯定能得到想要的材料。但是，在政治领域中采取行动总的说来取决于政府，而不是由海军舰队来定……换句话说，纵然你和你的舰队对政治饶有兴趣，但你影响不了它。”
英国人一获悉“紫码”已被破译，便要求华盛顿的英美联合陆海军委员会提供一台密码机。英国参谋长会议同意送一台德国的“谜”密码机作为回报。
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两台“紫码”机于1941年元月送到了伦敦。然而，英国拒绝交付“谜”密码机，理由是英国情报机关隶属于外交部，因此，由英国参谋长会议签订的任何协定都是无效的。
当这件事向海军通讯局局长利·诺伊斯少将报告后，他大发雷霆，指责作战计划局局长里奇蒙·凯利·特纳少将与这一骗局有关。特纳虽然细瘦，但有着长下巴和浓眉，让人看来可怕。他是个好斗的爱尔兰人，脾气火暴，人称“暴君特纳”。他用刻毒的话语反唇相讥。这样，在海军大楼第二层里便结下了怨，在那年初秋达到了高潮。诺伊斯温文尔雅，网球打得很棒，颇受海军圈子里女士们的青睐。他跟恼人的特纳对着干，使旁观者大吃一惊。诺伊斯在海军学院时就以“小题大做”著称，还有个藏电报的习性，只让收电人一瞥了之。甚至当收电人正在电报上签阅时，诺伊斯就会因过分热衷于保护机密材料而将电文抢走。这种行为使特纳更为恼怒，他会公然蔑视地怒骂：“这个诺伊斯！去他的！去他妈的机密！”
特纳与诺伊斯的冲突因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而加剧。这件事发生在特纳与海军情报局新任局长、原驻伦敦的海军武官阿兰·柯克上校之间。柯克是少数几个级别低于特纳而敢于顶撞他的人之一。特纳对这种做法极为不满，令他特别愤怒的是，他获悉柯克以让金梅尔经常了解到有关日本外交的动向为己任，给他送过一份截获的“紫码”电报。特纳认为这是难以容忍的干涉。于是向斯塔克告状说海军情报局妨碍他工作。他本人的任务是对敌人的意图作出评估报告，并对有关可能的敌国的所有情报作出解读、评估和发送。海军情报局不过是一个情报收集机构。斯塔克十分敬重特纳，有人在私下里说他被特纳所左右。在这件事上，这位笑嘻嘻、好说话的海军作战部部长站在了特纳一边。
纵然特纳走了上层路线，柯克仍然认为应当让金梅尔不断了解情况。1941年7月，他把10份译自“紫码”的电报给了金梅尔。马歇尔将军怕这样做会让日本人察觉到绝密密码已被破译，便硬要斯塔克不再散发这种情报。
更为糟糕的是，这样做并未向金梅尔进行说明，以使他以为没有什么重要的情况了。相反，还不允许他看檀香山和东京之间用日本领事的密码源源不断拍发的电报。
9月24日，一份马凯电报公司的电报送到檀香山努阿努街的日本领事馆。收件人是总领事喜多。尽管电报上署名丰田，表示是外相丰田贞次郎发来的，但喜多知道这封电报是海军情报局小川上尉打来的。电报上标有“特急”字样。
破译后的内容是：
今后如可能，请报告下列航线过往船只的情况（要是你喜欢用缩写词，我们不反对）：
1.（珍珠港）水面大致分为五个小区。A区：福特岛至军火库之间的水面。B区：福特岛以西及以南水面。（这个区从A区看是在福特岛的背面。）C区：东海湾。
D区：中海湾。E区：西海湾和航道。
2.关于军舰和航空母舰，希望你能报告锚泊的（这些不是很重要）、系泊在码头、浮标边和在船坞内的。（简要标明型号和等级，如果可能，希望你能说明一下何时在同一码头的同一边停泊有两艘或更多的舰只。）喜多把海军少尉吉川猛夫叫来。此人冒充领事官员，实际上是夏威夷的日本海军的唯一间谍。吉川解释说，小川正建立一套珍珠港的坐标系统，以便向轰炸机驾驶员和鱼雷机飞行员提供舰只的精确位置。
这份电报当天就被美国陆军最近在谢夫特堡设立的MS-5监听站截获。但肖特将军未被批准阅看“魔术”电文，他甚至对该监听站的存在也一无所知。负责该站工作的少校并没有得到破译设备，他的任务仅仅是把截获的电文原封不动地空邮至华盛顿。由于原定两天后起飞的下一班泛美班机因天气恶劣而取消，这份重要电文是由船运送的。10月6日，电报送达华盛顿，三天后被陆军通讯情报处破译。
当天这份情报就转给了海军。柯克意识到这可能是空袭珍珠港的轰炸计划，便敦促发给金梅尔。正如过去几个月里经常发生的那样，特纳反对这样做，甚至当国外情报局局长H.D.博德上校支持柯克时，特纳也不发慈悲。特纳告到斯塔克那里，这位海军作战部部长再次支持了他。这份截获的电报，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轰炸计划”的电文，从来没送给金梅尔。几天后柯克和博德被调离情报部门，另任新职。
接替柯克上校当海军情报局当年第四任局长的是西奥多·“平”·威尔金森，他1909年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时便是尖子。他个子高，仪表堂堂，在墨西哥战争中因“靠技巧和勇气带兵”而于1914年在韦腊克鲁斯获得荣誉勋章。他文质彬彬，聪明睿智，但在情报方面完全是个门外汉，跟特纳和睦共事的希望立即便烟消云散。特纳对他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或许特纳因自己在08级中排第五名而威尔金森却是低一年级的第一名而耿耿于怀，他公然控制海军情报局，毫不客气地欺负这位新人。特纳趁威尔金森缺乏经验，把他的权力抓到手里。海军情报局和海军通讯局原来直送斯塔克办公室的密码译件现在须先经特纳批准，这实际上使他具有生杀大权。同时，也给了他机会：只把他让看的情报送给威尔金森和诺伊斯。1海军情报局低层人员的命运因他们跟通讯局局长诺伊斯有分歧而变本加厉。萨福德中校像柯克和博德一样，也对“轰炸计划”电报感到关切。他认为，显然应把电文通知珍珠港第十四海军军区通讯保安队队长约瑟夫·J.罗彻福特少校，而且也应把日本领事密码的破译密钥告诉他，以便今后当场破译截获的信息。他起草了一份给罗彻福特的指示，但是诺伊斯将军干脆给否决了。诺伊斯愤愤地说：“军区司令官该怎么干得听我的！”
几个星期后，罗彻福特的10月份月报来了，最后一段要求给予指示。萨福德再次想照办，又遭到诺伊斯拒绝。
尽管二楼上由于竞争和目的相左造成了混乱，但由于一批富有才能的下层军官的努力，工作仍干得很出色。其中一人回忆道：“那是一所古怪的疯人院，由疯子统治着神志清醒的人。”这批忠心耿耿的人包括萨福德、弗兰西斯·雷文上尉、普里斯科特·柯里尔少尉、乔治·林上尉和阿瑟·麦科勒姆中校。麦科勒姆是远东情报科科长，他在日本长崎出生，了解日本人，会日语。他之所以未卷入“轰炸计划”电报之争，是因为他当时在英国，在回家途中飞机失事，他是两名幸存者之一。然而，像萨福德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太平洋地区的指挥官们没有得到足够的情报。他在12月1日提醒特纳和斯塔克，认为“战争或者中断外交关系已迫在眉睫”。他问道，是否已让菲律宾群岛的舰队博德上校也被萨沃岛战役给毁了。在临时指挥“芝加哥”号时，他大意地从这场重要战役中消失了。他后来自杀身亡。
司令哈特“高度地警惕”？纵然立即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麦科勒姆也不放心。由于特纳盛气凌人地与人为敌，诺伊斯又天生爱保密，究竟给了太平洋地区多少情报还很难讲。12月4日，麦科勒姆因坚信与日本的战争迫在眉睫而起草了一份简明的电文，以向从加勒比海到菲律宾的所有司令官们发出警报。他拿电文去找威尔金森，就知道威尔金森会批给特纳，而特纳一看它便会动手修改。特纳见他时面带愠色，把11月27日发给金梅尔的战争警报拿出来给麦科勒姆看。
“天哪，”麦科勒姆说，“你用了‘战争警报’这几个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平淡的了。不过我希望把我的一份也发出去”。
“那好。你要么按我们改过的发出去，要么拿回到威尔金森那里，我们再辩论辩论。”
麦科勒姆看了一下他那份已经被淡化了的电文，泄气了。他拿回给威尔金森。威尔金森说：“把它放在我这儿等一等吧。”这份被阉割了的警报一直未发出去。诺伊斯碰巧看见了它，用带有自己特点的口气评论道：“我认为这是对总司令聪明才智的侮辱。”他是指金梅尔。由于自11月27日以来一直未收到任何警报，金梅尔觉得戒备可以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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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1日，萨福德被提升为上校。但两个星期后，在罗伯茨委员会到达华盛顿的那天，他被召到诺伊斯的办公室。诺伊斯告诉他，他的职业生涯实际上已结束了。诺伊斯解释道：金将军觉得他的工作太多，一个人处理不了，想把他的工作分成几份，萨福德保留最小的部分，搞密码破译研究。18年前他当上尉时就做过这项工作。萨福德在一份未发表的备忘录中写道：“诺伊斯没讲任何理由，对萨福德的工作表现也未提出批评。”诺伊斯的说法跟头天的一份书面指令相矛盾。这份指令责成约翰·R.雷德曼中校建立并领导一个无线电情报与欺骗处。这份指令明目张胆地置下列事实于不顾：这样的组织早在17年前就在萨福德领导下建立起来了，到1942年1月15日已有下属约一千人。
萨福德吃了一惊：“但是别无他法，只能认命。战争正在进行。美国由于最高官员们大大低估和不屑正视形势而使国家遭到严重打击。”威尔金森的助手同情萨福德，他说：“你跟我们的舰只被炸翻了个儿一样，也落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