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院教的多为常态管理。进入高不确定性的环境后，我们更需要变态管理能力。常态、变态，一阴一阳，懂它不慌！
打车软件必须处理好“负外在性”，特别是对老龄乘客的影响，否则就会危机不断。
怎样看，影响怎样干！用什么指数去衡量，决定组织和个人奋斗的方向。有时，消除危机最简洁的方法是调换使用新的绩效指标。
危机就像一颗洋葱，层层相连。洞察力强，才能透视深，方可四两拨千斤。
世界没大变，为何更复杂？人变了！不了解千禧一代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动则必咎。
小数据藏在偏差里。新秩序初现边缘区域。危机的弱信号早就从边缘偏差发射出来。危机的预告常常是用容易忽视的小数据偏差形式发布的。
知识仍然就是力量，就像空气中的氧气一样，有值无价。不能兑换知识价值的工作者将面临一个艰苦的寒冬。
看见的，早已经发生，所以预判很重要。预判不是预测，是意念搏击。
NBA经久不衰，在于善于利用每次危机，巩固制度的精神，变化治理的手法。精神不变，手法万变。
小心，别给问题贴错标签。社会问题被当作政治问题后，解决的手法越凌厉，后遗症越严重。
面对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未来的社会梦想是妙方。危机管理，主观感受在前，有梦才有美的通灵感受，理性验证随后，社会梦想的验证地只有一个：人们朝夕相处的社区。
让男人想象女人的事，一辈子也通不了，思维方式不一样。让“效率为先”的常态思维去琢磨跨越式创新的事，南辕北辙，道理一样。跨越式创新必须用危机决策的思维模式。有了它，遇见危机不会慌！
时代企业需要“变态竞争能力”
微文今鉴
变态已经成为新常态，旧常态不过是我们为思考方便而做的假设，耗散结构论如是说。
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的“第五环”成为冬奥会场内外最扣人心弦的一环。当它绽放的时候，大家共同欣赏了一出俄国式的冷幽默。开幕式上的技术失败转换成闭幕式中的艺术幽默。从问题形态切换成欢乐形态，它不仅超越了老套的危机公关，也代表着一种有时代价值的形态转换能力。商业生态的前身是合纵连横、割据争霸的市场形态。没有在不同的形态之间来回变换的能力，企业只会成为稳定后的商业生态中的附庸，并最终被边缘化。
变态竞争能力既不同于变革管理能力，也有别于核心竞争能力。沿用张瑞敏的概念，它是“时代企业”亟需的灵活适应能力。漫画故事中，“口袋怪兽”（Pokemon）和变形金刚能够随战斗需要蜕变。在跨界竞争成为主流的市场中，时代企业也需要这样的变态能力。
没有产业，只有形态
产业（industry）属于传统工业概念。以汽车制造和家电生产为例，它们的背后是相互不兼容的工业技术。不兼容的结构差别助长了市场区间和竞争屏障。对应之，就有了产业经济理论和核心竞争力学说。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丽塔·麦格拉思（Rita McGrath）指出，产业概念不再符合跨界竞争的市场现实。产业的概念有害无益，它为企业自我设限提供思维基础，柯达胶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取代产业的是类似“引力场”（field）一样的形态竞争。
汽车、家居、教育、小批量智能制造，它们都像太空中的星云变幻组合形成星系一样，处在商业形态的转变过程中。其中，各股力量积极试探新的联系效果，企图树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价值分配模式。在形态竞争中，一切皆有可能，一切仍然处于流动的液体状态。例如，传统的照明企业飞利浦尝试把商场里的电灯泡变成发送广告的定位发射器。灯泡向智能手机发送类似二维码的信号，提供即时的折扣券。美国加州的黎亚实比公司（Legaspi Co.）收购改造衰落的大商场，把它们变成拉丁裔的生活中心，将教会、医院、文化主题活动等汇聚在一起。观察大企业面向未来的兼并与收购，它们更多地显示出跨界竞争的企图，例如微软的X-box想控制智能家居环境，摩托罗拉瞄准硬件兼容平台，谷歌在尝试智能安保，百事可乐在琢磨养生餐补市场。
用“消费者需求”来定义“形态”太狭隘，因为许多新的市场起源不是来自消费者主动的需求，甚至不是潜在的需求。用“跨越性技术”性质去解释也比较片面。新生事物的可塑性拒绝单一概念化。商业形态有类似“引力场”的特征，它是商业生态的前传，但还没有固化的定性。例如，微信群有“引力场的形态”的潜质，但我们还不知道会是什么。“广场大妈”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圈。她们有沟通和消费的时间，愿意替亲友做消费决策，可以解决最后100米的物流。可是，与大妈结盟的商业形态目前还不清楚。
产业结构崩溃了。在稳定的商业生态尚未出现之前，到处都是形态竞争。要做时代企业，先得有变态竞争能力。
变态竞争能力
在形态之间来回切换的能力不同于所谓的“变革管理”。“变革”暗含新旧替换与进步的概念。“形态切换”没有预设的先进与落后，一切因缘而起，顺势而为，来回逡巡而不患得患失。就像飞利浦的灯泡可以有新功能，拉丁文化能够引发新市场一样，变态竞争能力强调穿梭运营的灵活性和快速适应。变革突出的是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
欣赏变态能力的价值，这也是最近的现象。在刚出版的《竞争优势的终结》（The End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一书中，麦格拉思进一步破解了“核心竞争力”的迷思。她的研究表明：
（1）所有的优势都是暂时的，不可维持；
（2）能追求的是新业态下的短暂优势；
（3）业态风水轮流转，保持期权一样的变态能力很重要；
（4）灵活转型、业态切换能力是王道。她的理论见解与中国企业家的“时代企业”实践观相类似。
培养变态竞争能力，要向大型社会活动取经。大型社会活动中所包含的变态特征和能力元素在企业常态经营中很难发现。以冬奥会为例，它们：
（1）会聚各种意图的参与者；
（2）让管理能力处于极端高压下；
（3）技术、环境、人、组织等子系统的交接处高度模糊；
（4）公共性和公开性强，失误没有解决的缓冲期；
（5）管理人员要快速切换到不熟悉的新角色互动中；
（6）核心团队成员的功能在不同状态之间切换；
（7）成败往往为0或1的选择，不成功便成祸！
在以色列的“奈斯”（NICE）安全系统支持下，冬奥会极大地提升了俄罗斯的变态管理能力。
核心竞争能力适合结构型的产业竞争，时代企业要开发变态竞争能力。建设新能力可以从下面5项开始：
（1）创造和利用“极限演习”的机会。新泽西举办超级碗决赛时，美国军队海陆空一起出动，警察全城戒备，场内外50万人一起经历了一场高度控制下的体育盛会。借此，美国政府完整、系统地演习了一次社会安全的总动员。企业也应该把每一次重大社会事件当作排演变态能力的背景。
（2）建立可伸缩的变形金刚组织。Farfetch网站以半独立联盟的方式组织全球22个国家的“服装精品屋”，成为独特的百变服饰零售企业。
（3）养成任务时态观。印度外包企业Infosys（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要求各个业务中心以季度为单位，评估任务的策略价值，然后申请资源支持。
（4）设计有意义的策略目标。受诺基亚衰落的刺激，芬兰的UPM（芬欧汇川集团）不再用单一经济指标衡量公司表现。多元的目标包括：找致命弱点、优化流程、技能升级、解决系统配合和发现新业务等。
（5）测试极限任务能力和编排“敢于胜利的团队”。利用极限演习的机会，让每个人的极限能力和极端无能都充分暴露，为今后的超限任务挑战做组织准备。
今天，我们为Netflix的《纸牌屋》喝彩的时候，别忘了它是一家网上影片租赁企业。9年前，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言之凿凿地说，我们是邮寄租赁企业，不做网络下载。现在，它的流量占美国网络流量的30%。当它的网络受侵后，Netflix把自己与黑客的关系推到极限：欢迎攻击，最成功者获奖100万美元。领奖的“黑客”帮他们找到网络中最薄弱的环节。Netflix的一系列做法体现出它极其高强的变态竞争能力。它是真正的时代企业。
关注外在性
微文今鉴
负外在性潜含竞争的劣势，是危机的温床；正外在性孕育竞争的优势。关注外在性，兼顾核心竞争力和危机管理。
打车软件刚刚火起来，“不公正、无公平”的指责就紧随其后。因为技术排他性和扭曲市场价格，2014年3月起，上海市政府规定，在早晚交通高峰期，禁止使用“滴滴”和“快的”打车软件。寒风中白发苍苍的老人无力打车的画面成为行政禁令最有说服力的支持。
完善打车软件的“补丁”在技术中找不到，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寻求。创业者必须理解，在带来效率的同时，新技术一定隐含着社会外在性，而技术效率的方程式可能没有包括它。但是，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让老人打不到车，只此一条“外在性”就可能废掉打车软件的“先进性”。这样的“外在性”一旦发酵，就会摧毁新技术的合法性，化先进为腐朽，直至消亡。所以，关注“外在性”是每个企业的必修课。只有想不透的问题，没有找不到的方案。打车软件需要的“补丁”得先从理解“外在性”开始。
正负外在性
什么是外在性？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单个企业对社会造成了额外影响，但却没有承担责任或分享获益，这样的额外影响就是外在性。延伸庇古（Arthur Piguo）的论述，科斯（Ronald Coase）把经济活动的社会“外在性”（externality）运用到对个体收益与成本和社会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中去，并建议用明晰的产权来解决它带来的问题。
经济理论是群居社会的互动协议。那些能够提出更好群居形式的人往往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家。他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旧理论核心概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这样，科斯用“外在性”代替了“边际成本”，用制度经济学补充了古典经济学。
外在性有正负两种。比如，抽烟的人不会为二手烟造成的危害支付治疗费用，但他们会给社会带来“负外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又如，邻居种花给隔壁的养蜂人带来额外的收成，却不会因此获得分成，而蜜蜂的授粉也会促进花的生长。花农和蜂农之间互相产生了社会的“正外在性”（positive externality）。“正负外在性”没有包括在传统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计算中。早先，“正外在性”的效果包含在传统文化的社会互惠价值观中。同时，“负外在性”的概念也没有建立起来。例如，人们只是本能地知道二手烟不好，但没有正式的说法让吸烟的人负责任。而社会治理污染的成本唤醒了人们。人们认识到，商业的损人利己行为有理论界定，可以合法维权。比较分析企业成本/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正、负外在性的经济账是能够计算出来的。随着技术企业社会影响的扩大，正、负外在性的矛盾就成为每个企业都必须回答的问题。
企业不思考，政府替你回答。高峰期禁用打车软件，就是监管部门对企业“负外在性”行为的回应。
开发“外在性”
技术越强大，市场越普及，企业就越躲不过外在性。在没有可口可乐之前，碳酸饮料市场并不存在。现在，可乐企业必须思考高糖的碳酸饮料所造成的负外在性：它助长了糖尿病和肥胖症。多起校园暴力事件后，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成为立法机构的议题。转基因农产品潜含的“负外在性”已经成为孟山都等企业的策略脆弱点。从传统到新兴，打车软件所暴露的“负外在性”也是所有商业公司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爱默生说，没有限制的创作就像在没有栏网的球场上挥拍，既没有意义，也没有意思。同理，因为存在“外在性”，企业的技术创新才更有意思和意义。
补偿是造成负外在性企业的一般做法。对开采造成的植被破坏，加拿大石油公司都有“再植”计划，以恢复地表原貌或者生态资源的替换为解决方法。“再植计划”也促进研究快速生长的树种，鼓励森林拥有者、造纸企业和矿产公司之间的联盟。如果类似的策略用在山西和内蒙古，我们也许就不用痛苦地直面那么多山川破碎的景象。
追求成为“良知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的好企业是更加策略的做法。全食（Whole Foods）和久商（Trader Joe's）等连锁超市大力推广“良知”策略。从高管自动限制薪酬，到与供应商之间的“不作恶、只扬善”的文化默契，这些企业试图通过自发、自愿的社会价值追求来摒弃商业生产中的负外在性。良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每个行业都能轻松启动的，能够坚持的企业就更少了。企业文化、领导力和供应链环境是重要的因素。但西索迪亚（Rajendra Sisodia）的比较研究显示，能够坚持下去的企业可以获得9倍于同行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