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误读问题
在现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论述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内容：社会的本质、结构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的动力与规律以及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是对人类历史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解读。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在解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文化）的关系时，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观念），经济基础是文化观念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源泉和内在根据，它们之间是原生和派生的关系，而忽视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这种错误认识源自于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里，马克思非常缜密地阐述了唯物史观，明确提出并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带来上层建筑的变革。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并不完全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它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人们完全有能力通过变革上层建筑来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冲突。而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只看到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变革对上层建筑变革的决定作用，而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对上层建筑变革作用的阐释，忽视了上层建筑变革对经济基础变革作用的准确把握。因此，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不完备的。
实际上，一方面，经济起基础的决定作用，文化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受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另一方面，文化又不是简单的附属现象，它内在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深层制约和影响经济、政治活动。尽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但是，任何原理命题的意义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要充分理解此命题提出的语境和历史背景。马克思提出这些思想时是有具体的语境和历史条件的：他一方面肯定经济必然性对于人的存在的制约作用，但同时又强调这种历史存在状况的特定历史背景，即属于人类历史受制于盲目的经济必然性而呈现的一种异化状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从经济的社会形态而言，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样论述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特指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特性。他所强调的“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是泛指人类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而是特指“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运行。马克思认为，人不可能摆脱这些具有盲目特征的经济必然性的制约作用，但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又可以对经济必然性进行驾驭和控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针对当时人类所遭受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异化环境提出上述理论的，而经济决定论者却把这个理论加以抽象化和普遍化，制定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必然规律。其实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实质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在何种意义上与自然历史过程相似？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特殊性和整个经济规律的基础的特殊性来谈这一问题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人类异化的阶段），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才是“自然历史过程”。如果“……把社会形态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关系的发展，把生产关系的核心归结为静态的所有制关系，又把静态的所有制关系归结为生产力水平。……其结果是把生产力与所有制的中介环节——‘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过程抽象掉了。于是，历史规律被抽象化、预成化，历史被片面化，社会人的发展就也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被悄悄地抹掉了。”
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和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只是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主的社会形态中，这种“决定”才会以一种严格的、强制性的方式发挥作用，文化观念才会仅仅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伴随现象和对于经济运动的一般性反作用。而随着人类自觉的活动对盲目的经济必然性的控制，随着人类知识积累和文化自觉的提升，先进文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会越来越增强。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内涵。马克思当时主要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的批判，他认为，在商品拜物教条件下，人类历史就像自然界的历史一样，是一个物的必然性过程。在此条件下，主体的人屈从于物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人类历史过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确切意思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物化历史过程”。例如，霍克海默这样解释道：“这个过程不是在自觉意志的控制下完成的，而是作为一种自然的过程实现。日常生活是以盲目的、偶然的、片面的形式，从各个个人、各种工业、各个国家的混乱而无秩序的活动中产生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上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和胜利，但是最终的胜利者并非是人，而是物。经济决定论对于唯物史观的误读是把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社会发展特征解读套用到一切的人类社会中。
恩格斯晚年在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补充说明。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
另外，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虽然承认文化要素及其结构的能动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夸大它们的功能。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认为，精神文化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能导致整个时代的覆灭。马克思批判了这个观点：“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现实中，意识的这种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决定政治文化的强调，主要是出于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思想文化领域所宣言的“绝对精神”或是“道德情感”至上性的批判。黑格尔把“精神原则”文化观念看做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内在源泉，忽视了物质经济基础，从而陷入了唯精神文化论错误的窠臼。为了克服黑格尔理论的这个缺陷，马克思恩格斯把探讨的重点放在“物质的生活关系”上。马克思认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关于这一点的认识，是我们理解和界定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概念的基本原则，也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前提和基础。应该说，马克思关于文化概念的这一维度是他对文化理论的独特贡献，也正是他超越黑格尔文化理论的伟大之处。无论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能动作用的理解，都是片面的文化理论，都是不能成立的。
2、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维关系
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多维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基本思想所作的经典概括有一个理论前提，那就是，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在这个有机系统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是基本的构成要素，在这些要素之中，经济结构是决定的力量。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上层建筑”应该被定义为文化实践的相关范围，而不能仅仅被看作是经济结构的派生物。上层建筑涉及的是人类意识问题，具有多样性和历史性的特征，既包括对过去历史的延续，也包括对现存社会的反映。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绝不是一种消极的惰性因素，它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是外在的机械反应，而是一个统一体的内在互动作用。这种内在的互动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经济基础的决定力量里面就渗透着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因素。文化对具有决定性力量的经济基础作出自主的能动的反作用，进而使这种能动的反作用转化为积极的对经济基础又有决定力量的作用，从而引起经济基础更高层面的反作用。经济基础与文化都是在同一个有机社会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耦合互动作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解读的最大问题是，离开了社会有机系统，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成两个孤立的事物，片面、机械地谈论二者之间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问题。这势必会导致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单向化和单维化，预先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目标，把经济基础当作是终极的“实体”，文化等上层建筑则被看成是附属性的要素。实际上而言，在有机的社会系统内部，每一种要素对系统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经济基础的前提地位，是必然性的主导因素，但是这种主导因素的形成不是经济要素自己独立作用的结果，它离不开内部其他要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曾经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时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描述：“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实际而言，我们应该把“经济基础”从固定的经济或是技术抽象观念体系中抽出，把它推向人类真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因而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总是处在运动过程状态中，而不是呈现出一种封闭的终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