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第五纵队》这部剧作因为篇幅巨大而引发关注，而《首辑四十九篇》则在体量和品质两方面均属上乘。这两部作品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戏剧是作为“人”的海明威的作品，而小说则是作为“艺术家”的海明威所作。这种区分很少得到批评界的重视，但偶尔有些作者，例如海明威，他们能为我们奉献的作品可以属于如此迥异的两个类别，以至于我们做出的上述区分能有一定的效度，而且无论如何它都增加了我们判断的便利性。一旦作出这种区分，我们就更容易对它进行详细阐述，但定义和辩护工作却更显艰难。作为“艺术家”的海明威是有意识的，而作为“人”的海明威却是自卑的；“艺术家”具有某种天真的因素，“人”却略显幼稚；“艺术家”客观公正，“人”却如同一把愚钝的斧头，需要打磨；“艺术家”具有完美的表达媒介，即使只是他个人所认为的真理，他也能和盘托出，但“人”却言不达意，谎话不断。埃德蒙·威尔逊曾写过一封信，题为“关于海明威：致俄国读者”，这是我所知道的评论海明威的最优秀的文章。他写道：
……只要海明威开始用第一人称进行创作，他就似乎会遭遇某种可怕的事物。在他的小说中，他个性里的矛盾因素以及一直困扰着他的情感境遇都得到了外化和客体化的处理；结果便创作出冷峻、紧张，而且非常严肃的艺术作品。而一旦他用自己个人的语气来表达，他就似乎丧失了所有自我批判的能力，显得愚蠢而自怜。
威尔逊先生考虑的是那些非常具有自传特征和争议性的作品，例如《非洲的青山》（而且，很明显，他所说的并不是小说叙事中运用的第一人称技法），但既然他这封“信”写于1935年，那么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作为“人”的海明威其实已经干预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小说创作。在《有钱人和没钱人》以及《第五纵队》中，“第一人称”叙事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构成了导致这两部作品创作失败的原因。
当然，我们本可以将这些失败归咎于海明威创作才华的枯竭。但我认为，其中还有别的因素。因为当我们将海明威短篇小说的高深造诣与他最后一部小说以及第一部剧作的弱点进行比较时，尽管我们可以意识到作者本人应该承担的所有责任，但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导致最近这些创作出现滑坡的文化氛围。如果我们可以将一位作家的失败归咎于批评传统的失误，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一定能责备美国的文学批评，认为它导致了作为“人”的海明威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进而导致了他最近两部重要作品出现质量低下的情况。
毋庸置疑，形形色色的批评意见的确在海明威的创作生涯中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也许没有哪位美国人的才华能像海明威这样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如此多的公众关注：他所得到的审视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都多，他仿佛总是被放在放大镜下，被人观察、检验、预测、怀疑、警告。在他的读者当中，有一部分人从他那里学到了新的写作风格、新的情爱技巧，以及新的为人准则；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但这种痴迷的模仿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某种批评方式。然而，他的另一部分读者却产生了负面的反应，指出海明威作品的经络中充斥着残酷、宗教、反知性，甚至是原始法西斯主义的成分，并将他视为邪恶行径的得力干将。这两种读者都一定会对作家本人产生影响。海明威知道自己兴起了一种时尚，自己也成为了传奇人物，这一点也许令他感到颇为得意，但肯定也成为了他的负担，令他感到颇为沮丧，而且一定产生了不小的诱惑力。不过，有一点令海明威更加难以平静地去面对，而且，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也更加重要，那就是有人不断地指责他诋毁了善良的人类价值观。他们将即将结束的十年里所有高雅的社会情感都引向了海明威，连同所有高尚的情操，所有不顾一切的乐观主义，所有极端的理性主义，所有针对反讽和无绪的鄙视——在自由主义和激进思潮盛行的年代里，所有这些态度都成为了我们在文学领域里的主导思想。人们要求海明威具备真诚和怜悯心态，富有社会意识，正如当时所谓的具有“积极”、“建设性”，以及自由主义特征的态度。原因很简单：难道生活不正是如此简单的事实吗？如果哪个作家胆敢不这么认为，他/她岂不就是个反面人物或反革命分子？
这种批评传统顽固地将“艺术家”的身份和“人”的身份混为一谈，仿佛正是由于它的压力，海明威似乎才愿意证明他作为“人”的属性，其方法也是表明自己也能以社会认可的方式生发出必要的“社会”情感。无论如何，他却将自己作为“人”的属性所具有的所有矛盾和冲突带进了小说之中。但“他关于生活的思想”——我再次引用埃德蒙·威尔逊的话——
不如这样说吧，他（海明威）关于世事以及事理的感知存在于他的短篇小说之中，深深地潜入表面之下，且并非通过论辩或说教的方式来传达，而是借助直抒胸臆的感情来表现：它被转变为某种水晶般坚硬、伟大抒情诗般令人揪心的东西。然而，当他详细阐述这种生活观的时候，他采取了恩内斯特·海明威这样的个人身份，来自佛罗里达西礁岛的年迈大师，这时他便显得有些愚蠢。
然而，如果这种批评传统的践行者一眼就能看出海明威在采取“个人身份”时所造成的失败，那么这些人根本就不在乎海明威的种种优点：就是那些“坚硬”而且“令人揪心”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所代表的批评传统根本就不需要艺术家；它只需要“人”，需要能干活的伙计，而这种思想的辩护者则很乐于将海明威以其个人身份纳入自己的阵营，利用他的困惑和幼稚；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海明威已经宣布自己采取了右倾立场。
因此，当《有钱人和没钱人》出版之时，一位左派批评家纠缠着作为“艺术家”的海明威已经失败这一明显的事实不放，同时却决心为海明威作为“人”的属性辩护到底，因为海明威成为了他的新盟友；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手段，就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也能变成成功，因为海明威在艺术上的拙劣表现恰好说明他正试图处理现代生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过于宏大，以至于他的艺术才能还不足以将其包容在内。同样，另一位左派批评家也看出了海明威首部剧作在美学方面所暴露出的弱点，但他却通过表扬其中的个人辩解来为作者开脱：他指出，作为“人”的海明威通过“采取反法西斯的立场”为自己作出了澄清。换言之，作为“人”的海明威是个失败的案例，一直需要获得新的活力；思想和感情的松散，针对社会情感的随意而无趣的理想主义，以及海明威对它们所进行的突然而刻板的表现，这些都被视为个人改造的可喜表现。
但是不带派系偏见的读者无需进行深刻的分析便能发现，无论海明威的社会情感将会如何发展，它都成为了供人们滥用“人性”的借口。海明威最近的两次不成功创作不仅是形式上的失败，而且是情感上的失败；人们会注意到《有钱人和没钱人》和《第五纵队》；人们会注意到这些作品的自夸成分以及令人不快的煽情因素，还有其中彻头彻尾的卫道士色彩；人们也会注意到批评的意见，在我看来，正是出于这种批评的需要，海明威才可能出现这些失败，并正中批评者的下怀；人们不禁也会颠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整体文学观。人们禁不住要对海明威这样的作家说：“你没有这种义务，也没有责任。从政治角度来看，文学根本就不具有重要性。刀戎相见之时，笔墨就显得苍白无力。作为人，你可以功成名就，但作为艺术家，你却赢不了任何一场战争。”
很明显，这种说法并非全然正确，但它能抵制那种原始而简单化的艺术理论，而我们在过去十年里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方面的训练。我们一直认为艺术家应该永远参与世事，必须永远向读者汇报自己精确的道德和政治立场。我们之所以这么想，并不是因为要依据艺术家的思想来形成我们自己的思想；相反，我们当然会去报纸、理论家或历史学家那里寻求政治上的指引，而我们另一方面却又创造了一种小说，供成千上万的人——当然，这些人并不包括我们本人——等候有创意的艺术家来对他们产生影响，我们则静观一旁，评价艺术家是否按照我们的意愿对我们产生引领作用。于是，我们自认为这样便能抬高艺术的重要性，而且也许的确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在此过程中忘记了艺术的高度复杂性和微妙性；而且，倘若我们想“利用”艺术，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其难度是何等的艰巨。
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即如果海明威没有被迫在文学的权威观点面前证明自己的话，他就不会创作出最近这些劣质的作品。左派的批评传统坚持表面文章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海明威笔下的种种象征皆是他本人的意图，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只能看出残酷、暴力，或处心积虑的冷漠态度，随后便对他进行貌似高尚的口诛笔伐——这种集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于一身的高尚语气正在那些“进步的职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当中日益取代思想的地位，同时，它眼下还以“善意”的名义将半个世界闭之门外。如果这种传统能发现海明威作品的真正内容，那么它就不会逼迫海明威放弃艺术家的话语模式，转而进入寻常人士的话语模式，对他而言，后者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无法体现真理。
有一点始终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海明威是一位作家，当他用“艺术家”的身份来写作的时候，他以满腔的热情和进取心来关注真理，甚至包括社会真理。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通过与伍德罗·威尔逊的对比来考虑海明威的优点。海明威曾说过，美国所有的现代文学皆源自描写哈克贝里·芬在密西西比河漂流历程的小说，而他本人的文学起源当然也在于此。不过哈克这部作品是某种道德的象征。它构成了针对寡妇道格拉斯的斗争——同时反对那些虔诚的教徒、受人尊敬的名流，以及能言善辩的道德家。这部小说的语言出自那些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的自由人之口。我们可以说，伍德罗·威尔逊就如同海明威眼中的寡妇道格拉斯。对那些上过战场的敏感者而言，导致军心涣散的恐惧感也许并非源自死亡和破坏。或许真正的原因在于那种优雅而庄重的说辞所产生的死亡和破坏，而伍德罗·威尔逊的讲话则堪称最具优雅和庄重性质的典范。这里存在着一个有关自由主义理论的问题；在那些肿胀而零落的尸体里存在着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话语的结果；这也许就是所谓具有善意、学识渊博、温文尔雅之人的工作。这个世界由报纸所主宰，听命于国家大报和各种纪念演讲。话语在我们的舌头上平稳滑过，发出沉重的声音——柯勒律治很久以前就曾说过——
恰似纯粹的抽象之物，这些空洞的声音
我们毫不动情，也不为其赋形
仿佛士兵战死沙场，却身无伤痕……
升入天国，灵魂超度，永生不灭。
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有感情，即他们所谓的感情；正如今天的每个人也都有“感情”一样。在我看来，海明威想做的第一件事似乎就是要摆脱那些“感情”，那些舒适的自由人文主义感情，并用真理来取代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