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的计算方式由出生算起，像一条不知伸向哪里的数学线；年龄的另一种较迫切计算方式则倒过来，改由死亡处回推，时间封闭起来，算法不精确但毋宁更具实感，这来自人对时间的冥冥意识、对时间终点的感知，是人独有的，也较影响人的思维和行动。基本上，我们每朝死亡多走近一分，我们生命图像上的某些东西也同时剥落一分，每少一年，我们便清仓一般把装不下的那些较无用较不可能东西扔掉，以至于当我们以为死亡随时会到来（我们只能猜测，当然也会猜错），往往人会奇特地悠闲起来，因为和未来有关的部分全扔走了，生命图像只剩辽阔的逝去时光，剩那些早已完成、不再随时间变动的东西，这最多是童年回忆，纯纯粹粹的回忆，所以才称之为幸福时光。
四十几岁的伊莱娜急着说，五十几岁（姑且这么猜）的尤利西斯被动回应费埃克斯人的询问才说，而且只挑奇幻精彩、如好莱坞大成本大制作那部分（十分之三），很礼貌很节制；到了六十几岁的林至洁，就算你知我知有这段独特经历她也只是笑笑坐在那里——我不以为这是偶然，这比较像一道轨迹。
八十几岁的大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说：“我老了，早已学会谨慎从事，任何题材广泛的综合性大课题的研究任务我都不会再承担了。”——当然，列维-斯特劳斯猜错了，后来他又活了二十年，活到超出了一百岁，但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呢？
一般而言，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是人的外在态度变化，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它描述成一道从激烈到缓和、从不满到怡然、从有事到没事、宛如多普勒效应般愈远去愈低频喑哑的轨迹，不容易察觉其中的质变。事实上，质变的进行往往是深刻的而且激进的，人察觉出自己（被迫）变成不同的人，丢下自己最不愿丢下的东西，把某一个珍贵的希望判定为不可能，乃至于对思索守护一生的价值信念有了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背反的现实体认，这怎么可能都很平静很松弛呢？
米兰·昆德拉在《无知》的第三十四章跳出来这么写，很短但很冲的一章——《无知》是二〇〇〇年世纪交换时写成的，彼时昆德拉超过七十岁了，恰好嵌在林至洁和列维-斯特劳斯之间，他让我们果真看到一个激烈的老人，如卡尔维诺所说准备做一个“满怀怨气的死人”，这是非常珍贵的，尤其在老人愈来愈驯服的我们这时代。
“人的平均生命大约有八十岁。大家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想象、规划他的一生。我刚刚说的这事，众人皆知，但我们很少意识到，我们的生命可以分配到多少年，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数据，或是一个外部的特征（像是鼻子的大小，或是眼睛的颜色），这数字其实就是人的定义的一部分。如果有个家伙可以使出浑身解数，活到我们两倍的时间（也就是说，一百六十年），那么，这家伙跟我们就不会属于同一个物种。在他的生命里，没有任何东西跟我们会是一样的，爱情不同，抱负不同，感觉不同，乡愁不同，什么都不同。假使一个流亡者，在外国生活了二十年，之后回到故乡，而他眼前还有一百年可活，那他根本就不会感受到属于伟大回归的那种激动，说不定对他而言，这也算不上是什么回归，只能说是他生命的漫漫历程之中，诸多曲折绕行里的一次迂回罢了。”
以下，昆德拉挑衅了祖国这一概念，连同故乡、流亡、乡愁云云这更大一块；这其实也是自我挑衅，因为这样的命运、情感和思维原是他大半生之所系不是吗？因此这简短的话语有掀动一整个人生的力道——“因为祖国这个概念，在它高贵又感伤的字义里，与我们的生命相连相系，这相对短暂的生命给了我们太少的时间，以至于我们无法去依恋另一个国家，依恋更多其他的国家，其他的语言。”
接着是性爱和爱情，另外两个（或同一个）他珍视而且书写不绝的好东西——“性爱关系可以填满整个成年之后的生命。但这生命若是太过漫长，厌倦的感觉会不会早在体力衰退的许久之前，就窒息了兴奋的能力？毕竟第一次、第十次、第一百次、第一千次或第一万次性交之间有极大的差别。过了边界，重复若不是变成刻板印象，就是变得可笑，甚至无从发生，可是边界究竟在哪儿？一旦跨越边界，男女之间的情爱会变成什么？会消失吗？或者刚好相反，恋人们会把他们生命里的性欲期，当做真爱到来之前的野蛮时代吗？要回答这些问题还真是容易，就像要去想象一个未知的星球上，那些居民的心理状态。/爱情的概念（伟大的爱、独一无二的爱）应该也是在上天赐给我们极为有限的时间之中诞生的。倘若这时间没有极限，约瑟夫会如此依恋他的亡妻吗？我们这些早早就得死去的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米兰·昆德拉这一口气就停在这里，但高兴的话我们尽可谈下去，像《一千零一夜》的山鲁佐德那样，把我们珍视并认为是自身或人类自由自主发明的东西一样一样如法检视，比方道德比方亲情，只要我们有一颗够强到接近残酷的心，直到死亡打断我们为止。
死亡可真是巨大无匹，因为它不仅仅是时候到了的终点而已，它会不断以各种面貌各种方式提醒我们它的存在（病痛中、欢笑里……），它会逐步走近，如鹿群听着猎人的脚步声音；它负责划下无可逾越的界线，给我们就这么大的生命活动空间（“给了我们太少的时间”），以至于我们有很多事情其实由它决定，或至少因它而生并由它操控变化，我们在愈靠近它时愈发现此一真相。
八十几岁快到边界的博尔赫斯确信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不再相信人有自由意志”这东西。其实这个念头我们在他二十年、三十年前的书里就看到了，只是当时加了问号，为自己保持着模糊和希望。最后，它以肯定句（或否定句）的形式浮现，让博尔赫斯斩钉截铁地写下来，当然是非常激进的。
还有一样八十几岁时的歌德，他劝年轻的诗人记得在自己每一首诗、每个作品后头注记书写时间，×年×月×日云云——以前我以为这是意图存留和书写彼时现实世界的联系，存留一个巨大的现实背景，但刻舟求剑，现在我比较相信他是在算时间，记录时间的不疾不徐脚步声音。
人的一生装不下的东西
米兰·昆德拉这席话，我们也从相反一面来想，人类过去，是否也曾不经意地、或侥幸地、或英勇顽强地，发明过或从事过这太短生命时间装不下的东西？比方说，现在就去种下一小株红桧树苗，等它长一千年。
我们来看这一个愚人故事。曾经有一位神学家花了一辈子时间做了一件荒谬而且是残忍的事，那就是他用了不当的方式试图证明上帝的公义，结果神没得到证明，人却被他在尸体上狠狠加补一刀，比死更死——事情大致是这样，曾经在欧陆某地发生了一件吊桥断绝的意外，摔死了十来个天南地北、彼此并没相干的人，这样一桩令人难受但不难平息的寻常灾变，我们知道，如果硬拿来逼问上帝（以及算命先生）会很狼狈很麻烦。这位虔信到目中无人又不自量力的神学家，不容许这几人的不幸死亡有损上帝公义且无所不能的形象，于是他展开地毯式的寻访，深入到每一名死者的来历、身家、亲友仇敌以及其人格作为，结论先行地想证明，那就是这十几个人注定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走上这道吊桥，而且“必须”一起死去，没侥幸，不是意外，而是上帝的奇妙公义作为；换句话说，这些人“该死”。
最近，我自己则反向做了件不敬神的事，因为不当说了实话——汶川大地震当时，我一位虔信的朋友正好居住四川，她回忆那场天摇地动，当场跪下来祷告祈求：“主啊，救救他们吧！”我更正了她：“你应该讲，主啊，是你干的对不对？”
我说这名神学家不自量力，是包含他的极不用功，他不读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吗？他甚至不念《圣经·新约》吗？他不知道在上帝不容瑕疵的公义和我们荒唐可怜的人生之间，这一难以和解的紧张关系两千年下来已被讨论到什么地步了？他以为末日审判是为什么有、干什么用的？
《上帝之城》面对的同样是何以上帝让这么多人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疑问，但他处理的是西罗马帝国覆亡当时更巨额、暴烈而且直刺人心的死亡，不信神（或说还信其他神）的蛮族获胜，信神而且贞洁的人被屠戮、被强暴、被折磨云云，善恶一百八十度逆转（从基督信仰的立场来说），不处理不消化会持续构成信仰危机，遑论在尘世中建造神的城、神的国，不像我们的吊桥神学家没事找事。奥古斯丁的做法正一模一样，他要我们别短视，把目光从当下死亡移开，用更长时间、用受害者一辈子的来龙去脉来理解上帝的作为及其公义。
证明过程从略，只说结果。一千多年前奥古斯丁的此次努力完全失败，因为善恶果报这美好的东西在我们现实人生并不成立，一如我们的常识和生理感受；但我们何妨也可以说，善恶果报太巨大太耗时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很明显不够长，装不进去，如果我们非相信它不可，我们就需要下一轮人生，或传交子子孙孙好几代人（“家祭无忘告乃翁”），再不能，那就得把时间拉到成为永恒那么长，让仍不完成的公义，最终在末日审判一次结清——这当然有点赖皮了，但也许赖皮比虚无要好些。
由此，我们也很容易想起来，不只公义这一项而已，而是几乎每一样够好够有意义的东西，放眼望去包括某种信念的实践，某种专业技艺的大成，某个问题的解决，乃至于只是想种出一株够大够美如栖兰山那里活着的、庄子书里写过的大树，我们用一生时间大概都来不及等不到——这些年，京都人拼命在抢救他们圆山公园那株几百岁的老去大垂樱，帮它杀菌帮它保暖帮它补充“荣养”如加护病房插管（日本人营养写成荣养，这比汉文漂亮，而且荣字最开始就是花开满树的象形样子）。京都人大致已放弃希冀它四月天还能开成一整个天空华盖如梦、花瓣迎风雪一般飘降的模样了，但至少要它继续活下去吧。原地重种一株？当然可以也可能哪天非如此不行，这并不花钱，更不费工夫，但就是远比纽约人在九一一双塔原址复原一幢新摩天大楼还难还无可奈何，问题就是时间，必须耐心捱过少辄五代十代人的寂寞无解日子，尤其每一年四月樱花祭，冠盖满京华，每年这时候京都人都会触景悲伤一次憔悴一次，提醒你有某个最美丽的东西永永远远等不到了，每年，会真的像艾略特讲的，四月是最残酷的季节。
多年前（究竟是几年前我忘了），哈雷彗星再次造访我们太阳系，这个美丽但总被人类诬指为不祥的家伙守信地七十六年来一次，加减七十六很容易知道它上一次以及下一次来的时间。我永远记得有个朋友讲着讲着居然热泪盈眶，自己都不好意思起来，是啊，但就这一次了，我们在座没有人七十六年之后还能活着，这个奇怪的生离死别如此好笑，但却又千真万确。
似曾相识燕归来——
让时间恢复流动
“多年后，奥瑞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枪毙行刑队，总会想起父亲带他去找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马康多是一个小村子，只有二十幢砖房，建在一条清水河岸上，河水顺着史前巨蛋般又白又大又光滑的石头河基往前流。世界太新，很多东西还没有名字，要陈述必须用手去指。”这当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一开头，好些人已随时背诵得出来的一段话，这么自然，自然到唤得起每个人自身的经历，但又是这么美妙的时间魔术，简简单单两句话就把时间揉成一团，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全挤在一起，却忽然光一样退到最远处，时间完全安定下来，像个全然静止的画面，世界然后才缓缓开始。
林至洁的同学会，的确很像上校提前面对行刑队，某种提前的判决——同学会聚集起一群关系其实非常奇怪的人：过去，我们是干干净净的、从同一个点出发而且几近全然平等的人（同学校、同一身制服、同时间作息、考同一张考卷、依循同一个世界规则……）；现在，我们只能说是彼此相识的人，而且歪斜不一，要找个其他交集点出来还真难；而过完今天大家挥挥手再联络，未来，我们“世路多歧人海辽阔”（小学毕业歌的两句四字箴言，说得可是一点也没错），又是准陌生人了。时间断然截成这三块，由于失去了渐层的联系，遂成为各自独立、全然异质还难以化合的东西，数学函数般各自对应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内容。是的，你知我知同学会是没有明天的东西，事实上有部分人还真怕有明天得借钱或帮人找工作不是吗？因此我们光一样退回去，一起回到“当时马康多是一个小村子，只有二十幢砖房……”那最早时候，青青校树萋萋庭草欣沾化雨如膏笔砚相亲晨昏欢笑奈何离别今朝，于是，同学会遂更像判决了，是多年后我们宛如考同一张考卷的答案终于揭晓，对错成败，大家彼此打量探询你考几分我考几分，是不至于枪毙，但好像真有个老师在场给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