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认真研究欧洲和美洲通史，尤其是海权对欧洲和美洲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历史学家往往对海上情况知之甚少，他们对海洋既缺乏专门的兴趣，又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往往会忽视海权对重大事件的深远影响。他们有时对海权发展的总趋势还比较了解，可对独特时间的海权作用没有特别的认识。一般我们比较容易知道，对海洋的使用与操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但是，能够找出并且能够说明海权在一段特定时期的确切意义，却是比较困难的。然而，除非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只泛泛承认海权的重要性，那这一概念将仍是模糊不清的，也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种承认，不是像本来就该做的那样，即基于搜集一些特定时期的特殊事例，通过分析来明确地说明海权的作用。
我们可以举两位英国作家轻视海权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作为例证。这两个例子看上去让人很费解，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强大更多的应归功于海洋。英国作家阿诺德在他所著的《罗马史》中写道：“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两次，独具个性的天才人物与一个大国的各种资源和组织机构对抗。但每次都是大国获胜。一次是汉尼拔[1]与罗马对抗了17年；另一次是拿破仑与英国对抗了16年。汉尼拔的斗争在扎马结束；拿破仑的斗争在滑铁卢告终。”另一位英国作家爱德华·克里西爵士在引用《罗马史》时补充道：“需要指出，对两场战争中的相似点，几乎都没有进行足够而详尽的研究。这就是最后打败强大迦太基的罗马将军西庇阿[2]和最后彻底击败法国皇帝的英国将军威灵顿异常相似。他们都担任非常重要的战区指挥官多年，但他们都远离战争的主要战场。他们各自最重要的戎马生涯都在同一个国家——西班牙度过。正是在西班牙，西庇阿同威灵顿一样，在反对主要的对手和征服者本人之前，连续不断地遭遇和打败了他几乎所有的部将。西庇阿和威灵顿都在使他们的同胞遭受一系列败北之后，重新对军队恢复了信心，他们两人都是在完全彻底地打败了选定的敌军指挥官和选定的有战斗经验的敌军后，才结束了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战争。”
上述两位英国作家都没有提到那种更惊人的巧合，即在这两次战争中，胜利者都掌握了制海权。罗马人控制了水路，迫使汉尼拔不得不经过高卢[3]进行危险的长途行军。行军途中，老兵减员过半，从而使从罗讷河向西班牙派兵的老西庇阿[4]，既能够截击汉尼拔的交通线，又能够返回本土，并且在特雷比亚对付入侵者。整个战争期间，古罗马军团不受干扰，精神抖擞地经水路在汉尼拔的基地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往来。在梅陶鲁斯河的决定性战役中，相对来说，罗马人的部队处于内线位置，面临被哈司德鲁巴尔和汉尼拔的军队两面绞杀的危险。但是由于汉尼拔的弟弟哈司德鲁巴尔不能从海上，而只能经高卢从陆路运送援兵，最终让罗马军团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后来，在决定战争胜负的时刻，迦太基的两支大军被狭长的意大利分开，其中一支被两位罗马将军的联合行动歼灭。
另一方面，海军史学家们很少考虑通史与他们自己研究的海军史这个特定课题之间的联系，通常只把他们自己局限在编撰海军的简单编年史料上。与英国人相比，法国人不是这样，天才而有教养的法国人能够比较认真地调查产生不同寻常的结果的原因，以及各种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就我本人所知，还不曾有一部著作讲授过我们这里探讨的这种特定课题，即评价海权对历史发展和对国家繁荣、兴旺的影响。至于其他一些论述各国战争、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历史，也只是偶尔顺带地提到一些海上事件。本书的目的在于，把海上利益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但是，又不使它们与整体历史中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周围环境脱离，并且试图说明周围环境又是怎样影响海上利益，而海上利益又是怎样改变周围环境的。
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是有独特特点的帆船时代，从1660年开始，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1783年为止。虽然在这本书里以一系列海上事件为基础的通史的连贯性不是很明显，但是这本书已经尽力提供一个准确、清晰的梗概。作为一名热爱自己本职工作的海军军官，我在撰写本书时毫不犹豫、毫无拘束地离题论述了海军政策、海军战略和海军战术问题，而我尽量避免使用海军技术术语，希望本书所提出的这些简单问题，将会引起非专业读者的兴趣。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1889年12月
注释：
[1]汉尼拔，迦太基军事统帅。
[2]西庇阿（公元前236—前183），古罗马统帅。西庇阿家族先后有多人参与罗马政治，这位一般被称为大西庇阿。
[3]高卢，历史地名，领有今意大利北部及法、比、荷等国，共和国时代成为古罗马一部分。
[4]大西庇阿之父，当时罗马的两位执政官之一，后来在西班牙战败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