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自由，要么死。我们说着莎士比亚说的语言，守着弥尔顿守着的信仰与道德。
——威廉·华兹华斯[6]，1807
在美洲，由英国开拓的殖民地和西班牙拓殖的地区之间，实力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但我们没理由相信，西班牙人在16世纪初有任何一方面是输于英国人的。唯一可确信的是，北方的文明与繁荣很大程度上是新教改革结出的道德之果，而欧洲南部国家的衰落则主要归因于天主教的复兴。
——麦考莱勋爵，1840
伟大的时刻
这也许是他总统生涯中最漫长的一段路。20年来，富兰克林·罗斯福一直在美国公众面前尽力掩盖他的脊髓灰质炎：照片上，他总是站得笔直，不需要任何扶助；要不，他就坐在椅子上。然而，这一次，总统受邀登临英国皇家舰艇“威尔士亲王号”与温斯顿·丘吉尔会面，他坚持自己走上去。助手们试图说服罗斯福放弃这个举动：万一甲板突然颠簸，总统摔倒了，这是何等狼狈？但是总统决意亲自出席。罗斯福拄着拐杖，一侧由他儿子搀扶，另一侧是一位海军军官。他缓慢地走上“威尔士亲王号”，那里，英国首相丘吉尔正等着他。此时，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
时间是1941年8月10日。这一天见证了两大英语强国的历史性会晤。地点在加拿大纽芬兰岛的普蕾森莎湾。丘吉尔对加拿大的评价，一如他对自己的评价：“它是统一的盎格鲁圈的活的化身。”几个月后，他在渥太华对加拿大首相说：“加拿大在大英帝国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因为它与不列颠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同时又与美国保持着长期友谊和亲密关系。”
罗斯福在美国是否维持中立问题上一度举棋不定。建国者们定下了中立原则，1930年代通过的一系列法案更是强化了这一原则。但即使美国没有参战，罗斯福也一直在支持盎格鲁世界的兄弟国家。
罗斯福告诉他的国民，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兵工厂”。他向英国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资，用以交换军事基地九十九年租借期。此举至少让胜利的天平倾向了英国。他发布指令，允许皇家海军使用美国军事设施，开启了两国空军正式合作的先例。其后，他以更令人信服的方式为英国政府提供了最可靠的支持，那就是众所周知的《租借法案》。
大西洋两岸对于这段历史过往从不陌生。尽管托利党人还在抱怨美国在帝国的地盘内建立政权，大多数不列颠人都接受了英语民族圈的利益格局现已永久地改变了这一事实。其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在2001年打击塔利班的军事行动中，执行任务的美国飞机起起落落，他们的军事基地就建在英属印度洋领域内。可是两国人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这样的合作实在是太正常不过。想当年支持《租借法案》的美国人不也是一样么？他们不也一心希望英吉利在战争中获胜么？
当然，就某种程度而言，英美的交情正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对另一个民主国家的同情。德国和它的卫星国结成了法西斯独裁集团；丹麦、挪威、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曾有过自由国会，但那时全都处于纳粹的占领之下。然而，英美两国政治的相似性还有更深层的基础，这个更深层的联系正是丘吉尔要竭力阐明的。
这是一个星期日的上午，罗斯福乘坐的“奥古斯塔号”与“威尔士亲王号”正列队举行宗教仪式。丘吉尔希望“每一个细节都能做到尽善尽美”。祈祷文和赞美诗事先精心挑选过。牧师念诵起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中《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经文：“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勇敢。”在场人闻之无不对彼此的国家肃然起敬。礼拜仪式对于英美两国的海军军人来说，都是如此熟悉亲切，借用丘吉尔私人秘书的比喻，“就像一场婚礼仪式”。
首相本人也为之振奋，他说，“大家使用同一种语言，齐唱同一首颂歌，而且拥有几乎同样的观念！”他补充道，“经历过那场仪式的每一个人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以及在那个早晨拥挤在后甲板上的景象：讲坛上飘扬着英美两国国旗，每一句话都撞击着在场人的内心。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战争以其独有的方式使得同宗同源的两个民族忘掉了他们过去的恩怨。自从1895年克利夫兰政府介入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领土争端后，英美两国就再没红过脸。事实上，1820年代后，可能爆发战争的阴影烟消云散，两国交好，晴空万里。美国借助门罗主义，得以在其势力范围内屏蔽掉来自欧洲国家的所有干预。而这一外交政策的推行，正是靠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支持；对此，两国政府心知肚明。
英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巧妙地帮助了美国。而在布尔战争中，尽管国内爱尔兰裔选民提出抗议，麦克兰和罗斯福总统还是回报了英国。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终于结成同盟。德国凯泽政府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总是捆绑在一起的，因此怂恿墨西哥入侵它的北邻，从而刺激美国参战。
其实，无论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没有意识到，希特勒也有同样的判断，否则，不可能有其他理由来解释他为什么在珍珠港事件后宣布对美作战。盎格鲁国家圈的民众，可能非常看重他们的内部差异；但对于圈外人而言，则完全不那么敏感。
丘吉尔的母亲是美国人，他花了三年时间写出皇皇巨著《英语民族国家史》，其第四卷因为战争而中断，直到1950年才出版。这位美国人的儿子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大西洋联盟的建立不仅仅是暂时的利益结合，它的根基来源于一种共同的认同感。
产生这种认同感的三个关键元素在纽芬兰岛的那个周日上午表露无遗，这就是丘吉尔所说的三件法宝：同一种语言，同一首圣歌，以及几乎相同的观念。
让我们挨个看看这三件法宝。
同一种语言
语言是民族性的公分母。当然，肯定还有别的特征。民族很多时候是基于历史、地理或宗教而形成的自我认知。然而，语言一定是较之其他特征更易识别的要素，因为它是人们互相理解的前提条件。正如被封为“盎格鲁帝国先驱”的鲁雅德·吉普林[7]所写，
站在门口的陌生人，
他或许真诚又友善，
但他不和我说话——
我便不懂他的想法。
我只能看见脸、眼和嘴，
看不到藏在后面的心。
英语民族在过去大部分时间里，都已星散于不同国家了。以一个基本完整的语言群组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依靠武力强制推行，时间从1653年到1660年。第二次存在于1707年到1776年，比一个人的寿命还短。这一政治体的破裂并没有使它的子民在一夜之间变成陌路人。后来的总统约翰·亚当斯，当时作为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第一任大使，在拜见国王乔治三世时，说过的那番感人至深的话差点让以前的敌人掉下泪来：
如果我能有助于如今隔海相望、生活在两个不同政府下的人们恢复信任和好感，或者再乐观一点，重拾那些古老的美德与善念，那么，这必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无论如何，我们两国人说着同样的语言，信奉同一个上帝，有着相同的血缘。
共同的语言创造出了人类关系中心领神会的玩笑、细腻的差异和微妙的默契。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增进了同胞之情。在布尔战争[8]中，一个前拉夫骑兵从南非写信给他的老长官西奥多·罗斯福（那时他已是美国副总统了），信中写道：“亲爱的泰迪，我到这儿来，本打算加入布尔人的，因为他们告诉我这是共和国对抗独裁君主的战争。可是我来了以后发现，布尔人讲荷兰语，而英国人说英语，所以……我就参加英国军队了。”
语言创造了跨越国界的同仇敌忾之情。1982年马岛战争[9]发生的时候，恰逢西班牙世界杯足球赛。西班牙球迷在每一场英国队的比赛中都高喊“阿根廷！阿根廷！”而美国人则刚好相反，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英国一边：国会迅速通过动议强烈谴责阿根廷，要求阿根廷立即撤军。这一决议只有一位议员投了反对票，就是那个永远说“不”的杰西·赫尔姆斯先生。[10]
1995年，西班牙卷入与加拿大的渔业纠纷。英国各个城镇，尤其是渔村社区，到处挂起了加拿大的枫叶旗。尽管欧盟在这场风波中一致倒向西班牙，德国甚至向该海域派出了海军舰船；然而，两个盎格鲁成员国——爱尔兰和英国，还是力挺加拿大。
上述两个事例，语言战胜了地缘。人们不是根据他们在欧洲或者美洲，在欧盟或者北美组织，在旧世界或者新世界来选择站边的。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甚至不是根据争端本身的是非曲直来作决定。事实上，说起来很平淡，他们不过是支持说同一种语言的老乡，反对那些他们听不懂的人而已。
现在我正用来写书的这种语言文字，它的独特之处可能出乎人的意料。英语并不仅仅在下述意义上影响它的使用者：读同样的书，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唱同样的歌，它似乎携带着形成某种世界观的遗传物质。
相信任何一个会多种语言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你从用一种语言转为用另一种语言思考时，视角就会随之作出微妙调整。不同语言文字之间并不是逐一对应的，有一些意思在翻译中可能不知不觉地被改变了。即使某个句子被一字不落地转换过来，其隐含的意义也可能发生变化。
举一个例子。“民主”这个词在几乎每一种语言中都有相同的字面含义，即一套由多数投票来做决定的机制。但在英语中，这个词的弦外之音实在太美妙，以至于它现在成了一个万能的词儿。比如，人们在说“私立学校不是民主的”，实际上，就是想表达“我不赞成私校”的意思。但在俄罗斯或别的什么国家，“民主”这个词儿就没那么多丰富的联想了，它仅仅是指几种相互竞争的社会管理理论中的一种。
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与借助英语来理解、表达的思想观念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语言学家罗伯特·克莱本曾说：“语言（英语）与哲学可不是毫不相关。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不受限制的权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无论从语言中还是在生活中，都可反映出来。”曾经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中心负责人、现印度曼尼帕尔大学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系主任的马达夫·纳拉帕特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说，“英语教育的普及有效地阻止了极端主义的扩散”。
他说得对吗？过去60年间民主制度与自由贸易的胜利与英语作为世界第一语言之间有联系吗？
英语是从帝国扩张的前沿阵地奇迹般脱颖而出的。在伴随移民和征服过程一路得以传播的众多语言——阿拉姆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俄语、荷兰语、法语、西班牙语——中，英语无论如何算不上第一语言。但是，想想殖民化之后的情形？能够幸存下来的语种只有那些被众多人口当作本土语言来使用的语言。印度尼西亚青年人现在说英语多过荷兰语。西班牙语在中南美洲国家一向地位巩固，但几乎也快被集体驱逐出菲律宾了。优雅的法语如今只有在老一辈儿叙利亚人和越南人口中才能听到。实际上，“脱法入英”正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政治维度。举例而言，卢旺达实行种族屠杀的政权被推翻后，新政府下令学校不再使用法语，全面教授英语。这一政策的推行，明确地释放出新政府决心实现自由的信号。
1492年，英语还是蛮荒海岛上使用的方言。西班牙学者安东尼奥·德·内夫里哈[11]觐见伊丽莎白女王时，使用的就是精妙的西班牙语。在这次会晤前数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开始了他的航行；数月后，他带回的消息改变了世界。然而，内夫里哈对西班牙正走在帝国扩张的大道上深信不疑。在献给帝国的致辞中，这位学者总结了一句在任何时代都足以振聋发聩的话：“我非常肯定，语言是王权之友。”
这句话抛出了一个线索，可以部分解释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为什么走上了与英帝国殖民地不同的道路。拓殖时期的讲英语者并没有意识要去规范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那个时候人们所讲的英语听上去很像是现在盎格鲁-撒克逊口音和诺曼底-法兰西口音的混合体。后来，投向哪国语言就投向了哪国政府。
讲英语的美洲人当时是散居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既不采用教会制度也不实行贵族统治，而是组织起他们的本地自治政府。但讲西班牙语的美洲人从一开始就组建了由王室和耶稣会联合统治的政权。在1887年后，政权由王室单独执掌，耶稣会因被控“图谋建立国中国”而遭到镇压。顺便说一句，在任何独裁制度下，权力总是充满了妒意。
对于西班牙殖民者而言，控制语言和控制墨西哥或者秘鲁的政府一样，都是统治棋盘上的一步棋。而这样的控制，无论是语言的还是政治的，都阻碍了社会正常发展。在这种中央集权的思维模式下，西属美洲从来没能实现它的全部抱负。这就是为什么南美人总在流向美国而不是相反；这也是为什么西班牙语覆盖的人口和领土虽然大大占优，而且是对入门者来说最主流的欧洲语言，但它从来没有成为重要的国际化交流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