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出于欧美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需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对中国采取什么态度便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中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中国模式自然成为重点研究对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05年5月与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说：“我总是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们，那就是让中国自主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基辛格说，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顽固地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苏联模式，“一提到共产主义，他们头脑中便出现了根深蒂固的消极形象，而且从不允许这种形象向好的方面转变。但是我不能同意”。显然，这是从中美关系的战略选择角度看待中国模式问题。
3.出于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影响的关注
前述默雷“北京共识”的观点即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2007年1月曾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这显然是从中国模式对世界和未来的影响角度看问题。
发展模式研究是与人类社会发展模式选择直接相关的，是一种大战略研究，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000年，《财富》论坛在我国上海举行，主题是：未来中国50年。这样的论坛主题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欧美国家对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视程度也可见一斑。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国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高度关注中国模式问题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和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由此可见，中国的发展早已引起发达国家的重视，出于发展战略考虑，他们早已把中国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二、有无中国模式：国内中国模式问题研究
国内专家学者如何对待中国模式问题研究呢？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模式问题研究在国内远比国外平淡。在这里，所谓“平淡”，主要是指缺少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和有意回避中国模式问题研究。这是我国理论界必须面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一）中国模式的中国解读
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解读存在很大分歧。关于这种分歧，有学者作了如下归纳：总的来说，在中国内部，对“中国模式”存在着很大分歧，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认为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并且这个模式较之西方模式优越；第二种，不承认存在着“中国模式”。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尽管中国市场转型的发展策略有自己的特点，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在大的方向上与90年代全球市场化改革进程基本一致，只是实施方式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而已；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未定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提出中国模式具有局限性，大致表现在：第一，模式本身的局限性；第二，中国模式一词被青睐，如果仅仅因某些所谓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难以满足学理研究上的诉求，这种理论“创新”与中国改革发展现实不相符合；第三，中国模式对中国长远发展的不利之处在于：首先，拔高中国阶段性的发展经验，将制约中国的持续发展；其次，将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显性对峙，不利于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再次，中国模式的国际示范，可能会因国情差异导致水土不服。
笔者认为，关于中国模式问题，国内的研究或解读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缺少独创性的一般性研究或解读；另一类是出于政治谋略且缺少自信力的应答式研究或解读；第三类是从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角度来研究中国模式问题。
1.缺少独创性的一般性研究或解读
国际上兴起中国模式问题研究热以后，国内有一些学者开始重视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文章。综观这些文章，除了一般性地介绍中国模式问题、讨论中国模式内涵外，缺少自主研究、缺少科学研究精神，没有什么创新观点，基本上是模仿了国外学者的基本观点：一种是认为存在中国模式；一种是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如上所述，认为存在中国模式的，往往有一种民族自豪感，甚至存在一种简单的社会主义优越感。而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的，则往往有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卑感，甚至还有一种“假洋鬼子”的腔调夹杂其中。这方面的文章较多但很平淡，不一一列举。
2.缺少自信力的应答式研究或解读
这方面的研究或解读集中于被称为“官方”解读的相关文章。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在2009年12月7日发表4篇探讨“中国模式”的文章，对“中国模式”基本持消极评价。4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可简述如下：
李君如在题为《慎提“中国模式”》的文章中认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他并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而是主张“中国特色”。“邓小平曾经希望我们到2020年，中国各方面体制能够定型。但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
赵启正在《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一文中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所以，我们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就得十分小心，我更倾向于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
施雪华认为：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中国特色发展经验和道路，简称“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比提“中国模式”更加科学、合理，也给未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可能上升为“中国模式”留下余地和空间。
邱耕田认为，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并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如果这种发展的高代价性被“中国模式”所包括，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应当是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的；如果不被包括则又说明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片面性和不符合实际性。
2010年12月23日《中国教育报》第五版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李慎明和中宣部理论局何成、宋维强的文章：《“中国道路”的六个内涵》。作者认为，“‘北京共识’是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中的提法，本质上并不存在。‘中国模式’的提法，一是给人有完成式和不再发展的凝固之感；二是有加强、推广和扩张之嫌；三是我国经济已高速发展30余年，但仍有1.2亿贫困人口，其发展方式亟待转变，也很难说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并且这一发展方式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而采取的举措，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但很难‘复制’。因此，我们认为提‘中国道路’为宜。”
此五篇文章的观点，是典型的出于政治谋略且缺少自信力的应答式研究或解读。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回应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另一方面是告诫国民不要盲目乐观。但从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角度看，其观点既缺少客观事实依据，又缺少应有的理论勇气，难以让人信服。试想，所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等等，都是发展成熟以后才正式提出并在全世界流行的吗？绝对不是！理论研究受制于政治谋略的学术研究环境和“不敢为天下先”的文化背景，是我国鲜有理论大师的症结所在。联想到中国经济学界鲜有关于中国经济总量在多少年后将超过美国的专家学者论点，难免让人心生中国人是否失掉了自信力的疑惑。
3.从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角度来研究中国模式问题
与上述两种研究态度不同，国内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对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发表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中共中央党校著名科学社会主义问题专家赵曜教授认为，中国模式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美国，也挽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致前所未有的“大挫折”，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出现“新局面”。
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在近年来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格外关注，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吴海江在《“中国模式”实质、普适性及挑战》一文中提出，正确辨识“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合理评价“中国模式”的普适性，对于推动“中国模式”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论自觉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认为；在“中国模式”的意义问题上，强调“中国模式”只是一种地方经验或强调“中国模式”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都是非辩证的观点。实践证明，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仅解决了本国的问题，也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
2010年9月15日《人民日报》以问答形式发表了《如何理解“中国模式”》一文。在此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认为，“中国模式基本成熟”。“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四主型制度”，在政治建设上体现为“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在文化建设上体现为“一个体系、两个主体”，在社会建设上体现为“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这可以说是关于中国模式内涵最完整的表述。在这篇访谈文章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在回答如何看待“中国模式”这个问题时认为，“中国模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在印度和中东一些国家，“中国模式”受到高度肯定。就是在美国，也有学者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从实践意义看，“中国模式”也许不完全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毕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值得他们思考；从理论意义看，“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论点以及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论。[9]
201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包心鉴的文章：《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体现》。文章虽然没有使用“中国模式”而用“中国道路”，但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肯定中国模式。这是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