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模式，首先必须对其基本概念和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模式及其发展变化的基础。
第一节 华山论剑：中国模式的概念之争
关于中国模式的概念，目前仍然存在概念之争。我们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正面观点，作为中国模式概念的权威观点。
一、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概括
到目前为止，国外许多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概括“中国模式”。
1.雷默对“中国模式”的概括
雷默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和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称为“北京共识”。那么，他所说的“北京共识”是什么呢？雷默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有空想，它是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邓小平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雷默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重塑国际秩序，“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1]
深入分析雷默的文章，我们不难看出，他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与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同，与倡导“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即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同。这个模式是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它既具有获得现实成功一面，同时还具有赢得未来的一面。
在这里，有必要对“华盛顿共识”作一概述，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
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④实施利率市场化；
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
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⑨放松政府的管制；
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模式，通过对“华盛顿共识”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有更为全面清晰的理解。
2.郑永年对“中国模式”的概括
2010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的专著：《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在该书中，郑永年从如下13个方面论述中国模式：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人本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型和中国模式；民主化的中国模式；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模式；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放权改革：中国的中央、地方与公民社会；必须保卫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政策；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农民与民主：村民自治研究中被忽视的关键点；中国要从新加坡模式学习些什么等13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模式问题。郑永年认为，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显而易见，郑永年更多的是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角度来概述和研究中国模式。即现实地概述中国模式的具体运行及其鲜明特点。当然他也十分重视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认识和概括中国模式。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强调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要有历史感。他说，“中国模式需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个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
3.凡胡尔对“中国模式”的概括
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主席恩里克·凡胡尔认为，“中国模式”优势凸显：中国模式吸引人的地方有两点：其一，就经济危机而言，发展中国家遭受了毁灭性影响，但（中国）不应为其负责。危机发端于工业化国家，是其经济代理人贪得无厌和主管部门管理系统失效的结果。其二，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基于令人瞩目的数据。长期看，中国近30年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革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其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凡胡尔还指出，“北京共识”特点鲜明；北京共识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有如下几点：改革政策的循序渐进；面向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对外开放模式；面对意外情况极强的灵活应变和适应能力。最后，中国模式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最不为人知也很少被提起，那就是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
以上几位学者、官员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是典型的从中国取得的现实成就和实际做法角度来认识和概述中国模式。比较客观、直白。
总结概括目前欧美媒体报道的“中国模式”的主要观点，我们不难看出，所谓“中国模式”，准确而言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与“华盛顿共识”相比照的中国改革发展道路或发展路径的基本概括。在欧美媒体的报道中，“中国模式”概括起来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是解放思想与制度创新，以经济改革为先导；中国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中国模式在发展方式上注重渐进性、连贯性、平等性、艰苦奋斗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中国模式包含能够促进中国在政治稳定中发展且治理有效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发展模式。
二、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概括
近几年来，在关于什么是中国模式这个基本问题上，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模式概念进行了概括。
1.一般性概括
程恩富（2009）认为，中国模式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政治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中国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模式，中国文化模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中国模式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内容，但核心是中国经济模式，经济模式的发展受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影响。如前所述，程恩富于2010年9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中国模式作了新的概括。
张西立（2009）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这是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奋斗旗帜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完全新型的现代化道路。
蔡拓教授认为，“中国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回应参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一社会发展战略和模式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世界的胸怀，充分利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和参与国际机制，趋利避害，力争最大限度地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离开全球化来谈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就没有抓住核心。
2.侧重比较研究强调中国模式特点的概括
有一些学者认为，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中国模式内涵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是有着自身鲜明的制度特色。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虽然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内容，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发展既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选择的集中体现。所谓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30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战略和治理模式，它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统一。“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及其原因的描述与总结。“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从所有制角度来看，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从分配角度来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实行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的双重调节模式；从统筹国内外发展角度来看，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强调全方位开放的模式。这些学者还认为，从中国模式基本的概念内涵来看，以下几点是核心和保障：一是国家信用；二是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三是利益归属。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灵活创新模式，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最大政治特点就是有一个致力于现代化、致力于改善民生的强势政府；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模式，推动了大量的改革和创新；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所有的内容背后都有中国文化底蕴的支撑，传统文化价值和管理思想大多在中国模式中得到了体现。从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是中国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发展的基石，同时，中国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发展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提升与传播。
3.强调中国和平崛起的概括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中国模式”的新内涵。突破“中国模式”的纯经济内涵，提出“和谐社会”这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观念，表明了“中国模式”的和平内涵，点出中国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员，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展，还有社会的全面发展，更是全球的和谐共处。“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它所代表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但是，正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与她独特的政治、文化等模式相结合的，也是与中国其他领域中的改革同步进行的，因此，绝对不能忽视这个因素，否则无法完全认识“中国模式”的真正意义，也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根源。西方二元思维的结果必然是把“中国模式”当作一种困扰，总是在一边提倡中国模式值得学习之时，表明中国是“利益攸关方”时，不免在内心深处环绕着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是对的，那是否代表西方是错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会不会淹没西方的发展模式？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崛起必然压制西方的生存呢？突破“中国模式”的纯经济内涵，提出“和谐社会”这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观念，表明了“中国模式”的和平内涵，点出中国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员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全面发展，更是全球的和谐共处。
4.突出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的概括
吴海江认为（2010），“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另有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龙闪研究员）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对其产生、形成、理论渊源和内涵，以及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刘志明认为（2009年提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所谓“中国模式”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视这些基本事实的人，就会被中国主张利用外国资本主义、鼓励私营经济和允许小范围地区存在资本主义这些现象所纠缠，就会看不到问题的实质，错误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实质视作“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这类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