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扩大内需的根本性出路
有人说，教会一只鹦鹉说“供给与需求”，这只鹦鹉就是经济学家。这道出了“供给与需求”这两个词在经济学家口中使用的频率之高，也说明了这两个概念对解释经济事件、制定经济政策的作用。
用常识来认识供给和需求，常识告诉我们，供给与需求是“永恒”和“同一”的。“永恒”是指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与市场经济相伴的现象，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就像5%的失业率和5%的资金利润率一样，都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同一”是指供给与需求是一个问题，相互依存，相互决定还相互创造对方。这些是经典作家说得很透彻的观点。为什么还要重复呢？这是由于出自学者、名人和政府文件中的大量的说法、思路、政策、措施违背了常识，无视常识来创新，脱离常识去言说。比如，把需求不足和失业看成是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所致，这是用暂时的观点理解永恒的问题。更突出的是割裂二者的同一关系，站在需求的角度，用需求的眼光孤立地看待需求，眼睛死死地盯着老百姓的钱袋，千方百计地挤出来，压出来，引诱出来。硬生生地忘记了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是与供给相联系的收入。没有稳定的收入或预期的收入，储蓄是不能用于消费的。总之，离开多数人收入的提高就不要谈论什么消费需求。
增加消费需求的着眼点只能是增加收入。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决定和相互转化，可以用这样一个链条来简单地表示：
个人需求→社会总需求→价格变动→投资激励→个人收入→个人需求
既然是一个圆圈，就可以从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断开。如果从单个人的需求开始，那么个人需求的总和就是社会总需求。个人需求降低，决定了社会总需求降低。总需求降低决定了价格总水平降低。价格总水平降低决定了投资激励的减弱。投资激励的减弱决定了居民个人收入的减少。个人收入的减少决定了个人需求的减少。如此循环往复呈螺旋下降趋势。该从哪里入手来遏制这个循环运动？向循环的逆方向看，个人需求被个人收入决定着，个人收入又被投资决定，而投资又被……可见，解决问题的思路必须用圈子之外的力量来打破这个循环。这时，想到巨额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把它弄出来增加投资和增加收入，进而增加消费和增加总需求是一种思路，更重要的是来自民间的创业投资。唯有创业投资才是从外部进入循环圈的可持续的、不产生通胀压力的力量，唯有创业投资才可能使循环圈内的价值总量增加，才能大面积地扩大就业，增加多数人的收入，扩大需求，制止螺旋下降，最终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发生积极的作用。
增加收入的根本途径是产业投资。产业投资是增加供给和增加需求的统一，二者统一在消费——生产与生活消费之中。因为任何一笔投资于产业的资金，在增加对生产资料消费的同时也增加对生活资料的消费。《南方周末》刊登的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的文章说：“投资需求所形成的是经济增长能力，可能加大经济增长的后劲，但没有进入最终消费，我们需要启动的是消费需求。”意思是：投资可以加大经济增长，但对生活资料的消费不产生影响，因此，启动消费需求是与投资无关的问题。难道会有哪些投资仅仅是购买机器设备原材料，而不用人不发工资？难道所有的投资者都是赖掉民工工资逃跑的包工头？任何一项投资都必定产生对人力的需求，即通过工资产生对消费资料的需求，这不是常识吗？甚至可以说任何产业的投资最终都会全部转化为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因为所需求的生产资料本身都包含了工资。一直追溯下去，除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之外的所有财富都是工资。准确地说，投资在直接产生对消费资料需求的同时，经过中间环节最终变成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任何经济增长本身就是消费需求的增长，怎么可以把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分开，尤其是怎么能把投资同消费需求分开，而需要另外的什么启动呢？从来没听说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哪个流派的学说否定这个经济生活的事实：投资创造收入，收入创造需求。
扩大投资的症结和出路在金融体系。如何才能把银行里的居民储蓄变成产业投资进而创造需求？这是问题的症结。靠居民购买股票吗？这本来是一条路径，但是目前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就是在国有企业是上市公司主体的时间里，股票投资既不能分红以增加收入扩大需求，也不会使国企上市公司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以增加就业，进而增加居民收入。靠银行吗？国有银行同样是国有企业，是迄今为止仍然不会经营货币产品的“企业”。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困难是信用。信用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国营银行不具备经营货币——放贷的本事，根源是放贷的单一对象是国企，国企与银行不是产权相互独立的实体，而是一个爹的两个儿子，从根本上决定银行业务不具有真正意义的经营性质，当然也就不会产生经营的压力和经营的本事。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出路在哪里？一是靠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二是靠建立包括民间投资银行在内的民营金融体系，三是对国有银行进行产权改造。
四、造就企业家的必由之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与企业家数量少、质量低之间的矛盾，是决定创业大趋势的第三个矛盾。
矛盾的存在。中国人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从现在起的几代人肩负着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此，国人有足够的共识。而国家强盛的根基是经济，构成经济内容的是企业，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家。企业家是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我们最稀有的资源。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与企业家资源的匮乏，二者构成一对矛盾。同样是长期发生作用的矛盾，其作用的结果必然导致创业的持续和扩大。
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的缺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看看我们身边的东西，有哪件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在现有的高端产品中，我们拥有多少自主的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掌握多少标准？在世界500强中，有几家中国企业？在世界级企业家的行列中，有几个中国人的名字？缺少是严重的事实。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在发展与衰退两种可能中走向何方？在日益严酷的国际竞争中有多少胜算？能否逐渐解决人口和就业的巨大矛盾？能否在不依赖出口的情况下持续地扩大内需？一句话，能否抓住民族复兴的千年（自宋朝开始走向衰落）机遇使其变成现实，取决于我们拥有企业家的数量和质量。企业家的作用何以如此重要？有两点是明显的。一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是政治体制优劣，综合实力强弱之争。这种竞争在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下，经常是以企业之间的竞争来表现的，而在这种竞争的背后是企业家胆略和智慧的竞争。二是人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人才的重要，而在人才或人力资本中，最具活力的是企业家，因为他们处在人才和人力资本的核心位置，起引领和主导的作用，对包括人力在内的资源起创造性组合的作用。
造就企业家的必由之路。面对伟大复兴的世纪使命，我们需要数以万计的企业家。企业家从哪里来？靠学校教育吗？如果学校能够教育出企业家就再好不过了，这样，我们可以像制造产品那样，每年以几十万的规模批量生产企业家。学校教育在培养理工专业基础，在用哲学和人文科学训练思维能力方面是有作用的，但在培养企业家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为什么呢？人们可以用许多词汇来描述企业家，但是，最本质的概括非“创造”二字莫属，这正是学校教育的无奈。企业的活动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面对强手如林的市场，面对生死存亡的竞争，要的是好功夫和真功夫。这功夫是“练”出来的，没有什么能够代替“练”的过程，没有什么能代替“练”的实践。企业中的任何问题都是具体的、特殊的，企业中的任何方案都有多种选择，因此，解决任何企业问题都需要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决策，没有创造就没有企业的存活，没有创造当然也就没有企业家。创造，靠学校教育不行，靠一纸任命书更不行。靠什么呢？靠创业实践的熔炼，靠市场的研磨锤打。所有这些都起源于、开始于创业。不懂得创业的艰难怎么会珍惜企业的今天，不知道企业如何孕育、出生、发育、成长，怎么知道企业的前路该怎样走。创业是造就企业家的真正大学，是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复兴与企业家缺乏这个矛盾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