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稷不务兴畜牧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增多，氏族内部财产分配出现明显差别。社会财富集中到以部落头领为首的少数人手中，私有制取代了氏族公有制。夏建立后，各氏族部落首领仿效夏人，建立以氏族徽号而命名的方国。在夏朝建国前后，气候处于恶化时期，气候干冷，气温降低，雨量减少，使正在兴起的原始农业受到严重威胁。今固原境内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耕部落，因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气候环境，或者南下，寻找适合种植的地方，继续农耕生涯，或者转营畜牧业。这个时期正是夏王太康“去稷不务”，放弃农耕生产，改以牧猎为主的时期。
夏朝中期，气温转暖，生活在陇东地区的周人“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开荒耕种，恢复农业生产。由于遭到游牧民族反对，南渡渭水，进入关中，整个陇山区域成为发展牧业的地方，畜牧业经济迅速发展。然而，古代以游牧为主的畜牧业经济取决于自然条件的好坏。游牧民族希望占据更多土地作为轮流放牧的草场，同时以便就近与农耕民族进行农产品交换。而农耕民族则尽力扩大耕地，将农业界线推移，从而导致双方为争夺土地而发生战争。
夏朝时期，居住在固原地区土著部落转入游牧后，畜牧业发展很快，形成有一定实力的部落，他们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结成联盟，经常进攻夏国边境，夏人也积极展开攻势。相征伐犬戎部落，7年后才臣服夏人。
二、伐鬼方三年克之
商朝建立后，气温进入第一个温暖期，生物群落随气候带的北移而北移，成为固原地区畜牧业经济发展壮大的天赐良机。游牧民族依赖广袤的草场，使马、牛、羊、驼等牲畜迅速发展。
“夏族”虽然被商征服，但并不是被消灭，他们大部分与融族融合，其余则向三个方向转移，一部南徙吴越，一部奔徙荆楚，“其原住山西及河南本部的夏族，则大批地退回西北一带，是为后来之鬼方”（《中国全史》39页）。传说中“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正暗示夏族向西北方向转移的事实。退到西北的夏族鬼方与原居土著民族合流以后臣服于商，正如《诗经》所述，“昔有成汤，自被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经过商初的稳定发展，生活在宁夏南部的鬼方成为足以和商对抗的民族。鬼方不断向商和臣属于商的周人农耕区渗透，掠夺财物、粮食及其他产品，并俘获大批劳力作为奴隶。殷商中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商后期，“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两次战争，商联合周人，各用3年时间，打败鬼方。
殷商后期，戎族与鬼方杂居相处。直至周人灭鬼方后，戎人尽有鬼方故地，融合鬼方遗民，占地广牧，发展畜牧经济，部落势力逐渐强大。
这里应该说明两点。其一，夏朝建立前后，青铜工具逐渐进入生产领域，金属农具开始替代石制工具。但固原地区地处黄土高原，铜矿缺乏。当时铜是贵金属，社会产量低，大量的铜被奴隶主贵族铸造兵器和礼器，通过商品渠道流入境内的铜有限，工具制造行业因缺乏必要材料而难以发展。同时，由于夏建立前后气候变化，游牧业成为社会经济主体，客观上不需要大量引进先进金属工具，部落与内地交换的铜多被制成武器而装备族人，从而使青铜器时代落后于中原地区。其二，传说中的商汤时代，商族可能已形成中国的最初种族国家，氏族社会转向古代社会。但固原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各部落虽臣服于商，仍保持着原始公社制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氏族社会组织。
历史告诉我们，征服者是被限制于被征服者的社会机构，他必须依照被征服者原来的社会经济组织，才能行使方便的剥削。同时武装的征服，只能改变政治的关系，而不能一下子使对方社会经济向更高形式转化。自然，政治的力量也可以反作用于社会经济的改变。当鬼方成为商代的隶属时，“来王来享”，变成了繁荣商代经济的养料，反之商代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加强了对鬼方等其他氏族部落的影响。因而商代最繁盛时期，鬼方等部落经济也同时得到发展，成为其劲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