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是停止了，大量的军火是不用了，但是让这些从事军事生产的工厂去做什么呢？在战争时期，在一切部门，特别是生产部门，人民曾经紧张起他们全部的力量，他们虽然已经精疲力尽，但是他们还是尽力生产，努力工作；在战争时期，对于生活的要求，大家肯尽可能地减缩和牺牲；但是战争结束了，他们需要舒一口气，他们需要改善一下生活，假使不允许他们的要求，不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怎样呢？
前者的回答是失业，后者的回答是罢工。
在美国，也像在英国等其他同型国家那样，正澎湃着罢工的浪潮。今年年初，一月三日，纽约和新泽西州的电汽工人宣布罢工，工会领袖预料此次罢工将普及全美。康纳蒂克特州斯丹福市的工人也举行罢工，向耶鲁知唐尼的罢工工人表示同情。据美国新闻处旧金山一月四日电：“罢工之威胁现已散布至全国电话、电报、罐头业、钢铁业及其他工业”。纽约全国电话工人独立协会主席于一月四日表示对四十六州电话接线生的罢工表示同情，华盛顿电话接线生已举行一小时之罢工。电器工人五万曾预定于一月七日举行全国大罢工。芝加哥四大肉类打包厂准备，一月十六日罢工。电汽无线电机联合工会五日下令全国二十万工人于一月十五日举行罢工。克里富尔印刷工人罢工，致两家报纸不能出版。
据合众社消息，自对日胜利以后，全美物价继续上涨，而工人平均的周薪反而减低四元四十三分。
又盐湖城矿业和钢铁工业工会宣布决定于一月二十一日罢工，肉类工人二十万正在罢工中，一百四十七家肉类罐头工厂停顿中。承接美国发往国外电报百分之四十五的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已自八日起罢工，国际割麦机工人三百名定于二十一日罢工。
据联合社讯：美国罢工工人现有四十余万人（？），另有一百十万人受钢铁、电汽、罐头食物工业工人的影响，将分别在最近罢工。虽然美国本国发生着这样严重的工潮，虽然有失业和饥饿的威胁，但是驻在国外的美国士兵却并没有减低思乡的情绪。
为了使美兵能够继续驻在国外若干地方，美军当局曾展开一个宣传运动：一方面说明美国内失业的危险，另一方又用“在国外可以得丰足的薪金和良好生活”去引诱他们，“家中老小可以得到政府的津贴”去安慰他们，但是欢迎他们的人仍旧寥寥无几。非但如此，这几天我们甚至于看到举行示威，要求返国的事件。例如联合社马尼拉七日电云：“太平洋美军士气现已败坏至极低程度……兵士唯一口号为‘回家去’，战争结束仅五个月，世界上最强大之陆军，势将变为乌合之众……”又电，美兵一万二千在七日夜在马尼拉举行示威，抗议政府延缓复员。横滨一部分美兵于欢迎陆长柏德逊时高呼“我们要回家去！”士兵中并发现油印传单，要求早日回国。檀香山也发生抗议复员延缓的士兵群众大会。
家里虽然没有饭吃，但是还是回家的好，这并不是美兵独特的要求，哪一国人不是爱家乡，思家庭呢？然而这批复员的兵士又将给美国增添多少“失业军”？
原载《时代》周刊第140期，1946年1月12日
署名：什之
之二
七次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自一月十日上午十时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后，截至今日（十八日）已经举行七次会议，今天应该举行第八次会议。
十日第一次会议。蒋主席登主席台后，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宣布停战令已经发出，在场的全体人员听了这句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庆祝这和平建国的开始。
继即蒋主席致开会辞，末了并公布有名的四项诺言。
之后，便是中共代表周恩来，青年党代表曾琦，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无党无派代表邵从恩相继致词。
到十一时半，主席宣布第一次会议闭会。
十一日第二次会议，于下午三时仍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孙科为临时主席。
开会后，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先后报告关于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的商谈经过。
张群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方面提出无条件停止军事冲突的三项办法开始，报告十二月三十一日也提出方案，经过几次商谈之后，于一月五日获得协议，停止冲突和恢复交通。然后，张群又报告国共代表和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的三次会议，开了六次会议，签订了四个文件，并建议成立三人小组，以从事“中共部队之整编及其驻地之规定”等问题。
接着，中共代表周恩来报告同一的题材，但他不着重于经过的事实，而是提出三个从会谈中得来的经验，以作为今后会谈的教训。
张、周报告之后，梁漱溟、王世杰、曾琦、张申府等四人对他们的报告提出意见和询问。
之后，决定议事日程为二大项：一、关于和平建国方案；二、关于国民大会召开问题。
决定由各党派和无党派推定八人为军事考察团赴军事冲突地点考察。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国共双方曾有一番争执：国民党方面主张把这问题由三人小组讨论，共产党方面则主张交由政治协商会议讨论。
十二日第三次会议，上午九时举行。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报告国共谈判经过。周恩来除了报告商谈的经过和原则之外，并举出商谈的经验。从毛泽东到重庆，国共双方经久的谈商，到“双十协定”十一项提要的签订，都作了一个具体和详尽的叙述。其次，提出八点意见。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要小视。对于国民党作了四项重要的声明，表明中共一向的态度：一、中共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中共在自己的工作区域内努力求其实现，决不因冲突而放弃以往的这个信念；二、中共承认蒋介石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抗战时如此，胜利后也是如此；三、中共承认国民党为第一大党，并尊重它在历史奋斗中得来的地位；四、中共自民国二十五年以来，从未不承认国民政府，虽然它是一党政府，中共未想推翻国民政府，不过要求改组政府。
在宣布这四项声明之后，即说到其余的七点，即第二，要互相商讨，不要独断。第三，要互相让步，不要独断。第四，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这是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
以下，周氏又对于个别问题提出解答。问题是：一、中共代表在商谈中是不是只管局部的事，不管全部的事？二、是不是只谈军事，不谈政治？三、是不是只谈自己的事，不谈关系人民的事？四、是不是只限于国共两党而不重视别的党？五、是不是中共只向政府要求，不向自己要求？六、中共所谈的地方自治，是不是就是地方割据？七、中共是不是放弃联合政府的主张？八、政治民主化在先，还是军队国家化在先？
周氏对于这些问题，举出许多解放区的和双十协定中的各项作了清楚的答复。
周氏报告毕，邵力子继之发言，阐明三点：一、商谈有无诚意？二、参加商谈之代表有无故意拖延或不尽责的地方？三、会谈纪要以外有无保留未发表的秘密？
报告毕，会议休息十五分钟。
利用这十五分钟的时间，各党派代表五人（王云五，梁漱溟，陈立夫，董必武，陈启天）协商推定军事考察团八人：何基鸿，林可玑，王葆真，章元善，李德全，周炳琳，杜斌丞，伍观淇。另推四人为候补：冷遹，林虎，张奚若，任鸣辒。
十五分钟后，会议重开，邵从恩、余家菊等对周、邵的报告发表意见。
关于今后的议事日程，也交由各党派代表五人小组排定，至十二时散会。
十三日是星期日，休会一天。会员们进行会外活动，各党派代表五人小组则利用休会时间拟定今后议事日程。议题分政治、军事、国民大会、宪法等四项。政治类再分为政府组和施政纲组，共为五个协商议题。所以决定自十四日起，每日列一类在大会作大体讨论，俟广泛交换意见后，即由分组委员会草拟报告，提交大会。分组委员会由各方推会员一二人组成之。
十四日第四次会议，国民党代表孙科等八人提出关于扩大国民政府组织的意见，在宪政之前，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充实国民政府委员，其意见要点如次：
一、国府委员在原有名额之外，再加三分之一。
二、国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党外人充任。
三、国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
四、国府委员会讨论及议决之事项为：甲、施政方针；乙、军政大计；丙、财政计划及预算；丁、主席交议事项；戊、委员三分之一以上联名提出之建议。
五、国府主席对委员会之决议有权提交复议，复议时三分之二以上委员仍坚持原案时，即予执行。
六、国府主席有权处理紧急事件，事后再行报告国府委员会。
对国民党所提出的这一方案，各党代表提出修正意见，共产党提议将国府委员会改组为国务会议，任何一党不得在此会议中占席超过三分之一。此会议有权决定政策及任命部长。
十五日第五次会议，于上午九时举行，对于施政纲领广泛交换意见，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均未提出正式提案。共党代表董必武提出对于施政纲领的主张十点：
一、和平建国基本方针。
二、人民自由权利。
三、扩大国民政府基础。
四、召开国民大会。
五、地方自治。
六、军事改革。
七、复员善后问题。
八、财政经济改革。
九、文化教育改革。
十、国际和平及安全。
各人发表意见后，决定由分组委员加以归纳，然后再提请大会讨论。
分组委员会共设五个，由蒋主席指定名单，计为：
一、政府组（王世杰，王若飞等十人）。
二、施政纲领组（董必武，陈布雷等）。
三、军事组（邵力子，周恩来等）。
四、国民大会组（吴铁城，邓颖超等）。
五、宪法草案组（孙科，吴玉章等）。
十六日第六次会议，讨论军事类问题。青年党提出“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一案，民主同盟则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一案。中共代表周恩来发言：中共军队在六个月内可缩编为二十个师，政府亦应大加缩编，军事预算不得超过全预算四分之一，军队应属于人民，军事委员会应由各党派参加。
十七日第七次会议，依照议事日程，讨论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仍旧主张国大在今年五月五日召开，旧代表一概有效。中共代表邓颖超提出五点反对意见。中共代表并重行提出建国纲领十大方针。
民主同盟亦反对十年前所选出的代表。
各方意见均交由分组委员会归纳。
十八日的会议将讨论宪法问题。
以上便是政治协商会议七次会议大致的经过情形。
四项诺言
“关于中国民族和国家今后命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一月十日上午十时宣布开幕之后，首先由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致词。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四件大事：
第一是关于人民自由方面：“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搜审讯及处罚人民。”
第二是关于政党的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第三是关于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
第四是关于释放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这四项诺言发表之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自己的致词中当即表示欢迎：“蒋主席刚才开幕演讲词中郑重宣布的保证人民权利四项的公报，我们表示欢迎这个公报，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
民主同盟甚至坚决要求蒋主席所宣布准备实施的人民自由权利，必须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即有具体专实表现，如不实施，政治协商会议就决不闭幕。
后来（十四日）中共代表又要求国民政府执行蒋主席的诺言，从速释放政治犯，并特别提出西安事变的两个主要人物——张学良和杨虎城。
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和梁漱溟也两度催促政府从速实现人民基本自由的四项诺言。无党无派代表郭沫若和邵从恩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于是，政府代表邵力子便报告国防委员会的决议：政府在十天之内分别将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一一检讨，分别废止或修正；并且在七天之内把政治犯查清分别释放。
根据这一宣布，在一月二十四日之前，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包括言论出版（如出版限制法等）必须付诸实现；在二十一日之前，一切政治犯应该释放。
三个经验
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二天，政府代表张群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分别报告停止军事冲突的商谈经过。周恩来的报告中提到从会谈中得来的三个经验。从这三个经验中很可以看出过去会谈所以时常失败，最后又为什么得到成功的原因。
第一是应该没有条件。假使双方各自提条件，自然谈不妥，谈不妥自然还是打。所以中共把“原来要提出的也是应该提出的要求，一律予以保留”。并且对于政府所提出的条件，“认为合理的，无不接受，只可以考虑的，也是尽量让步。”于是停战的谈判便成功了。
第二个经验是：毫不拖延地立刻解决急迫的问题。内战是不幸的悲剧，无论对于中国人民，无论对于整个世界都是一样。一天也不能拖延，所以很快就得到解决。
第三是应该公开。既然是全国全世界所关心的问题，既然不是分赃的强制，有什么不可告人，为什么不公之于众？愈是公开，便愈是大公，愈是大公，便愈是有督促。所以这次谈判就在这“公开”的情形之下“迅速”地“无条件”解决了最急迫的问题。
无怪乎《双十协定》的强制曾经为了“条件”，由于“拖延”，无法“公开”而加上了一个内战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