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迈[1]
1994年9月20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在扬州举行，与会人员就如何反思过去、 总结现在和开辟未来，更好地开展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进行了研讨。我在开幕式上作了题 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外国文学”的发言，谈到了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和意见，即如 何建立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如何加强外国文学评论工作，如何发展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 研究以及冷战后世界文学的多元新格局等。发言还在其中一个地方提出，“为了适应外国文学 工作发展的客观需要，为了更好更系统地做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我以为我们外国文学界应该 创立一门独立的学科‘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之研究”。[2]其目的在于抛砖引 玉，进一步探讨相关学术问题，以求教于前辈和同行。
进入21世纪后，当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外国文学评审 组，为了总结60年外国文学研究的收获与成就、经验与教训，为了更好持续前行，提出了国家 社科基金的重大课题“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和评审，最后确定由北 京大学的申丹老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建华老师分别组队承担。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部洋洋大观的12卷本《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就是陈 建华老师及其志同道合者历经多年艰辛和持续努力奋斗的结果。在该书付梓之际，建华老师要 我为之作序。我深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均无法担当此项重任，希望他另请高明，但建华老师坚 持邀约。在这种情况下，盛情难却，我只能勉为其难。想了想，好在我自己前些年在这方面多 少做过一点工作，即撰写《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的外国文学研究部分，之后我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外文所组织一个编辑小组完成了此项任务（该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2000年5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正因为有这点缘分，便写了如下的思考与感想，是为“序”。
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
20世纪中国文学第一次转型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之中，并从此进入多事的 近代。与此时的西方相比，具有几千年光辉历史而且从未中断过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显 然暂时落后了。一百多年之后，即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曾就此 全面而深刻地讲道：“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 某一点上有独到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 又说，“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3]这无异于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艺要学习借鉴 “前进了一步”的西方。
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除少数时间以外，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文艺都不是单独地孤立地 前行的，也不是平行地前进的；相反，它们总是在互相联系、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影响 中，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地共同向前推进的。这几乎是世界文化 文艺发展的一条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既不存在绝对的、纯粹的东方文化或东方文艺，也不 存在绝对的、纯粹的西方文化或西方文艺。这是被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不仅于此，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化文艺发展的具体条件不同，它们的前进道路既不平衡 也不平坦，既有高潮时期也有低潮阶段。在西方诸如中世纪的文化文艺，在中国诸如近代的文 化文艺，均属于低潮时期，但是，前者在经历文艺复兴时代、后者在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 时期的洗礼之后，两者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且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新里程碑。因此从总体上 看，中西文化和文学都是历史地开放的、历史地与时俱进的，这是人类文化及文学前进和发展 的共同路径和方向。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也是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转折，并且迎 来了它的转型期。经过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 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期间的近代文学变革，过渡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文学之实质 性变革，这种变革始终同民族的解放和个人的解放交织在一起，即同反帝反封建以及那个时代 对于科学民主的基本诉求紧密相连。
现代中国文学的变革，同借鉴和师法外国文学密不可分。“五四”时期文学的转型势在必 行，它就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因为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和发展，中国传统 文化和文学产生危机，它们的内部机制必须进行变革，以便与之相适应。那个放开眼光的“拿 来主义”，便应运而生，并且成为“五四”文化运动时期文学界的共识，按鲁迅的观点看，“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4]“五四”时 期如此，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文学新时期，同样如此。
外国文学研究首先和外国文学翻译休戚相关，尤其是在文学的大转型时期，更是如此。我 们知道，20世纪曾多次掀起文学翻译高潮。其实，晚清时期的文学出版状况已有所变化，有人 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1500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有全数的三分之二，仅林纾的译作就 有100余种”。[5]鲁迅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译文》（1934—1936年 ），功不可没。《译文》翻译介绍了俄苏、法、英、德等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并推出了关于 高尔基、罗曼·罗兰、普希金等的四期特刊。《译文》时代虽然渐行渐远，但我有幸在1981年 同叶水夫同志一起，在浙江外国文学学会负责人宋兆霗的陪同下，在一处离西湖不远的寓所里 访问了当年《译文》的参与者黄源，并聆听他关于《译文》创刊前前后后的故事。
“五四”时期，学者、评论家、作家和诗人以及翻译工作者往往一身多任，且学贯中外， 诸如周氏兄弟、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郁达夫、林语堂等。在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老一辈的冯至、卞之琳、李健吾、罗大冈等，也是如此。我们这一代外国文 学研究者与他们相比，总体差距是明显存在的，值得我们今天思考。
应该说，“五四”时期的外来思想和外来文学样式的影响前所未有。举例来说，《新青年 》杂志每期都有介绍欧洲文学思潮的文章，以及翻译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的作家的作品。《小 说月报》还推出了一系列“特号”，诸如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等。在它们的影响下 ，中国出现了各种文学观念、方法、样式，如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创造社的“ 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后来有变化），以及同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等相适应的种种文学观 。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外国文学领域的三大文艺思潮，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 。
中国新文学的批评模式除了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批评外，还运用了现代人本主义、 直觉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批评形态，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多元化的中国批评格局。同 时可以看到，在西方三大思潮中，现实主义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最具影响力。当时中国的现 实主义创作，并非教条的、没有变化的，而是广阔的、开放的，师法了其他各种“主义”的有 益成分；特别是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既开放又密切联系中国之国情，是一种极具中国味道和 特色的现实主义，从而使他成为中国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代表者。
在中国的“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演变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和早期共产党 人的提倡分不开的。当时的苏联（间接通过日本）的革命文学对中国革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沈雁冰兄弟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及《无产阶级艺术》，以及蒋光慈的《现代中国社会与 革命文学》等，均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仅团结 了更多革命作家，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发生了重大作用，诸如组织翻译普列汉诺 夫的《艺术论》、卢那恰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等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之后又出 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在中国形成的第一个高潮。其中， 因为种种复杂原因也产生了个别的“误读”，诸如把弗里契和波格丹诺夫的庸俗社会学著作视 为马克思主义之作。但瑕不掩瑜，总体来说，由于时代条件的关系，这在所难免。
新中国成立后17年及
“文革”10年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 立伊始，“学习苏联”,“向苏联一边倒”成了中国各个领域的目标和使命。与此同时，学习 苏联，以苏联的观点和方法，以苏联的经验和尺度为参照系，来审视世界各国文学及其作家作 品，也成为中国外国文学工作者的第一任务。毋庸置疑，中国在学习介绍苏联文学成就及马克 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是有成绩的。学习苏联，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学的选择；因为那时 的西方国家以及不少非西方国家，并未同中国建交，从而使我们在文化文艺上失去了与西方国 家正式交流的机会。这是历史条件使然，今天我们不能不客观地看到这一点。
但是，由于我们对苏联文学及其思潮持全面引进、全面接受的态度，不能以我为主，以民 族的主体性为主，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哪些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普遍规律，是必须学习 的；哪些是在苏联行之有效的艺术经验，但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照搬的；哪些是苏联的问 题和失误，属于简单化、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之类，是我们应该力求避免、引以为戒的。此 外，苏联文学及其思潮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的一种动态文艺，必须进行 全面、客观和长时期的考察，不能以一时的政治关系而不按艺术规律行事，便匆忙作出肯定或 否定的结论。
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可忘却，值得注意和重视。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具体地说 从1980年代起的一段较长时间里，我们在文学领域重复了过去学习苏联的那些失败经验，对西 方的种种理论模式，不求甚解，生搬硬套，反过来又唯西方文学样式和西方理论模式马首是瞻 ，不加分析地跟着走。当然，不是所有的文章和著作都如此。
其实，中苏文学的“蜜月期”并不太长，只有10年。1960年中苏两党关系发生裂痕；1963 年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开展大辩论，即所谓的“九评”。此后两国两党关系急 转直下：双方火力全开，针锋相对，不断上纲上线。例如，苏联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 ”、“现代修正主义的发源地”。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的苏联文学被定性为“苏修文学”。 苏联文学的翻译、介绍和出版，从此大规模地由公开转入内部，这就是后来人们提到的那些“ 内部发行”、“内部参考”的“黄皮书”（其封面是黄色的，由此得名），例如苏联小说《被 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二部、《解冻》、《生者和死者》等等译介的由来。那时作为“西方资产 阶级破烂货”的西方文学，具有同样的命运，例如西方作品中的《麦田的守望者》、《往上爬 》等等，也被打入冷宫；英国作家和批评家T. S．艾略特被看成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 ”；法国进步作家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被全盘否定；美国文学流派“垮掉的一代”被视为资 产阶级的腐朽文学等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些供内部参考批判之用的“黄皮书”，却为 往后的外国文学研究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和有益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