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不止于此。1966年5月，中共中央“5 · 16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它“要求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 、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矛头所向十 分明显，从此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与此同时，对所谓“苏 联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进一步加强和升级。其实在这之前，1966年4月10日，所谓《林彪同 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即以中共中央文件 的形式发到全国，并且指出《纪要》对部队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适合于整个文艺 战线”。《纪要》尤其是对俄苏文学作出了令人惊讶的、无以复加的歪曲，并颠倒黑白地声称 ：中国1930年代的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弗斯基 、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斯坦尼斯拉弗斯基的思想”，对他们的“迷信”必须“破除”。又说，“ 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 “要捉大的”, “捉肖洛霍夫”, “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等等。《纪要》对俄苏文学的大力挞伐，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文坛对待俄苏文学的纲 领性指南，此后的大批判，基本上就是以此展开的。例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视为 “复辟资本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 《一个人的遭遇》是“为社会帝国主义效力 的黑标本”等等。《纪要》不仅如此讨伐俄苏文学中的精华，而且在它的推动下，整个外国文 学界都被说成是“崇洋媚外”，是在“贩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四人帮”在上海的 写作班子还炮制了《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文章，不但否定西方现代派文艺 ，而且否定我们以前曾经肯定的资产阶级进步文艺，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批判现实主义的 文艺，还胡说它们“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蒙蔽劳动人民”、“维护剥削制度”。总之， 在“四人帮”看来，外国文学界贩卖的是“封、资、修”。这足见那时文艺领域的形而上学和 庸俗社会学是何等之猖狂！幸好，这一页很快翻了过去，但是它的教训却极其深刻，而且在今 日全球文艺领域内，形而上学和庸俗社会学并没有销声敛迹，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人们对它们 不应等闲视之。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苏联文学及外 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复杂过程：从全面学习、全面接受到全面否定、 全面批判。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写作者十分为难，实际上呈现出的多是一些应景性的或大批判 的文章，真正有分量有见解的著述，可谓凤毛麟角，甚至有些苏联文学的介绍和研究还没有达 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平；相比之下，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的领域，虽然研究成果同样不多，虽 然也写了一些大批判的文章，但毕竟留下了一些好的与比较好的著述，如金克木的《梵语文学 史》（1964年）、杨周翰等三人的《欧洲文学史》（上册，1964年）等，就具有开拓性和填补 空白的意义。
1978年后作为学科建设的外国文学研究
打倒“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 时期。外国文学介绍和研究同共和国的其他领域一样，迎来了百废俱兴、蓬勃发展的历史性春 天。
1978年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八年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在北京召开 外国文学工作座谈会，并于同年11月在广州召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来自全国各 地外国文学研究、教学、翻译和出版界70多个单位的140余名代表，济济一堂，讨论并通过了 《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八年规划》。这是外国文学工作者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举行的第一次盛 会，也是一次学术的动员会和进军会，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的社团组织，标志着中国外国文学工作进入了其历史 发展的全新时期。
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外国文学首先经历了拨乱反正的阶段，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克服了17年“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和影响、清算了林彪和“四人帮 ”在文艺领域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重新把握了文学与政治的正确关系、坚持了文学研 究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相统一的观点及方法多样化的主张，从而有效地突破了外国文学的一系 列禁区，扩展了外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加强了同外国文学同行的交流与对话，使外国文学研究 得以朝着全方位全领域的方向大踏步前行，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它们不仅包括 流派和思潮的研究，也包括丰富的作家作品和多样化题材的研究、文学类型和文体史的研究、 作家传记和评传的研究。文学史研究更是欣欣向荣，不仅有为数不少的大部头的通史，也有各 种各样的各国断代史的问世。比较文学及其理论的研究，同样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外国文学 研究中那些向来薄弱的学科，诸如南美文学、北欧文学、意大利文学、非洲文学、西葡文学等 等，均进入了成果的丰收季节。
对于学科发展，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是“外国文学研究之研究”，这是外国文学研究进 入新阶段的重要表现之一。一是梁坤主编的《新编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名著批评经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20位外国文学研究者分别阐述了20部外国文学经典作品 ；二是陈众议于2004年开始组织的大型系列丛书《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第1 批2014年版）。二者的阐述重点不同，前者以文学作品为对象，后者以作家诗人为对象；两者 不仅具有互补性，而且相得益彰，标志着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发展和开拓前 进的新阶段，可喜可贺。
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
20世纪中国文学第二次转型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文学新时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和 发展，是又一次人的觉醒和解放。正是改革开放这一具有历史性的事件，使中国文学得以摆脱 封闭和偏狭、形而上学和庸俗社会学的危机，走向复兴和发展。
文学新时期伊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二次转型像第一次文学转型一样，是从翻译介绍和 引进外国文学的新状况起步的。文学“拿来主义”再次成了文学界的共同诉求。从外国拿来的 ，同“五四”时期相似，首先是三大思潮或流派，相同的如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同的是“ 五四”时期并未产生的后现代主义，以及20世纪五光十色的国外的新思潮和新理论。同时应该 看到，20世纪的新理论新思潮并不限于20世纪之内，例如，在20世纪发生重要影响的诸如现象 学和实证主义的思潮和理论等，在20世纪前就已存在。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从恢复真实性、“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起步的。 毫无疑问，这是对“四人帮”反动文艺观的直接反驳。
恢复现实主义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20世纪的现实主义之形式和内容，与19 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相比较，已无法同日而语。传统上老是把现实主义定义为“以生活本身的 形式反映生活”。其实，是不准确的，这只能导致削足适履，因为20世纪的生活和艺术都在飞 快发展。即便是19世纪现实主义，虽然主要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但也存在不同 的形态和类型，例如幻想的或象征的等等，果戈理的某些小说就是如此。卢卡奇在1930年代提 出，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样板和模式，这一观点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因为20世纪小说，尤其是西方小说，文艺的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甚至包括20世纪之前以为 同现实主义格格不入的神话在内，都用了，例如20世纪托马斯·曼的现实主义小说、拉美魔幻 现实主义小说、艾特玛托夫的现实主义小说等，都大量运用神话。这不是现实主义的异化，也 不是现实主义的毁灭，而是现实主义的与时俱进。归根结底，这是20世纪生活的使然。可见， 那种以细节真实和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定义20世纪的现实主义，已越来越不可能。即便对于卢卡 奇，他的晚期著作也对1930年代的观点作了修正。本文作者在1980年代曾多次介绍国外有关的 新动态，并提出“现实的发展与现实主义的发展”之新命题。
现在，究竟应该如何定义现实主义，的确是个难题，需要人们进行认真探讨。我以为，必 须另辟蹊径，首先考虑作品关于人的观念、关于世界的观念，同时不要把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 绝对化，这是现实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之处。很遗憾，在这里我没有时间加以专门讨论。
关于后现代及后现代主义。在今日世界上，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按哈贝马斯的看法， 启蒙主义并没有成为过去，现代化仍然是未竟之业。后现代并没有到来。对于西方理论界这些 不同的观点，我们不必匆忙作出结论，急于分清谁是谁非，而是应该客观地冷静地观察一段时 间。
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其实正确地说，它是一种实验小说。我在多年前主编的《20世纪外 国文学史》的“序言”里，就表达了这个观点。从艺术角度看，20世纪文艺吸收了后现代主义 文学的荒诞、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许多有益成分，从而丰富和开拓了20世纪的艺术视野，促进 了20世纪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世界文学及其理论思潮和流派的多样化与多元化，也影响了和促进了20世纪中国文 学第二次转型期文学多样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这就是我对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之百年历史变迁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2015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