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对相关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很有价值。例如，王向远教授认为，“ 学术史的写法和其他历史著作的写法根本上相通，都要求科学合理的架构、丰富充实的史料、 敏锐深刻的史识、客观公正的立场、包容百家的心胸”。他提出写学术史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1）正确看待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学术性身份之间的关系。“评价一个学者必须坚持‘学 术成果本位’的原则，以他的学术成果为主要依据。”（2）正确认识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 的关系。“数量多未必质量好，但很高的学术水平往往要从大量的学术成果中体现出来。”（ 3）处理好学术成果的两种基本形式——论著与论文的关系。“专著（包括专题论文集）更能 集中地体现其研究的实绩与水平，因而以专著为主要依据来评述其学术成绩，是可行的、可靠 的。”王向远教授还就日本文学研究史的特殊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见解是长期浸润其中 的学者的可贵的经验之谈，值得珍视。叶隽研究员也在不同场合提出了治学术史的理念。在他 看来，学术史研究不仅仅要将以往的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个有追求的学术史研究 者必然会将某个知识系统的整体发展与演变的轨迹纳入自己的视野，会引入思想史等有价值的 学术资源，从而超越简单的梳理概括的格局而构筑起自己的学术逻辑。他认为，中国学者应该 强化主体意识、对话意识和跨学科意识。所谓“主体意识”，强调的是中国学者的主体性，表 现在方法论上有自觉的传统资源借鉴和建构努力。所谓“对话意识”，强调的是互动的重要性 ，中国学者应当在与各国学者共同提升某领域的学术研究中确立自己的基本定位。所谓“跨学 科意识”，强调的是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自觉扩充自己的不同学科的知识域。这些见解对于 本书的研究有方法论的意义。
本书的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少创新。例如，葛桂录教授强调要重视文献资料，提倡实 学视角与比较视域，试图建立一种立足于文献、学术与思想的立体的学术史研究框架。王向远 教授也强调材料和实证的重要，但作者明确反对研究方法上的“和臭”（即日本气味）:“绝 大多数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重材料、重实证、重考据、重细节、重微观，但其文章或著作往往 结构松弛，缺乏思想高度与理论分析的深度。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不说空话 和大话，风格平实质朴；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往往罗列材料、平庸浅陋、啰唆絮叨、不得要领 ，只摆事实，不讲道理。”对于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这是需要警惕的。江宁康教授探讨了 将计量分析与人文学术史研究结合的可行性。他主持的“美国文学研究”卷注重从实证的角度 来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特别是对具体数据进行了图标分析，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郁龙余教 授认为，除资料的运用外，要更重视学术理论、学术观点、学术方法的创新，以及学者的学术 思维的更新。当下的中国不缺学问家，缺的是思想者型的学问家，而中国的学术振兴需要大批 思想者型的学问家。上述具有新意和独立意识的探讨，既保证了书稿在史述与论述、纪实与分 析上的统一，也为学界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六
目前完成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是中国国内第一部以国别研究为主要切入点 的多卷本外国文学研究史著作。本书作者从各自的角度对长达百年的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 了全面观照，在充分展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了研 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年来，社会在进步，学术在发展。不管是社会还是学界都变得更为多元 ，更为多彩。但是，价值危机、浮泛学风和评价机制，也对外国文学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如何推动外国文学研究健康发展，也是本书作者思考的一个方面。参与本书写作的学者们从诸 多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作为本书的主持者，本人向所有参与这次撰写工作的学者致以诚挚的谢意，特别是各卷的 领衔者[12]：周启超研究员、江宁康教授、葛桂录教授、袁筱一教授、叶隽研究员、王向远教 授、郁龙余教授、朱振武教授、孟昭毅教授。这些领衔者多为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年富力强的学 者。选择这些学者作为合作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深耕多年，前期成果丰富。这些 学者多数是与我有过长期交往或合作的友人，也有个别因此次合作而相熟的学者。这些学者均 承担有其他重要的研究工作，有的还担任着繁重的行政职务，但对于我的邀请，所有人均慨然 应诺，并且以极大的努力合力完成了这部工作量极大的研究史著作。成果固然重要，但在研究 中结下的友谊更为我所珍视。本书12卷中有几卷是由一人或两人完成的，其余则是由多人合作 完成的。应该说，本书的撰写集中了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相当一部分长期关注学术史、研究史 的学者群体，其中也包括一些年轻的学者，这些年轻学者的出色成果代表了学科的希望。
这里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元迈荣誉学部委员，吴先生一直关注本书的撰写工作，并 拨冗为本书撰写“总序”；感谢为本书提供高质量文章的陆建德、杨慧林、刘建军、王宁、叶 舒宪、聂珍钊、谢天振、张德明、王立新、王诺、麦永雄、尚必武和郝岚等专家；感谢对本书 给予长期多方面支持的夏仲翼、郑克鲁、陈众议、戴玮栋、罗国祥等学者。感谢始终以极大的 努力协助我工作的华东师大团队，特别是袁筱一、金衡山、杨明明、范劲、田全金、杜心源、 温华、蒋向艳、陈静、刘苏周、杨克敏、陈婧、杜力、林辰、袁晓军等。感谢重庆出版集团陈 兴芜书记、别必亮主任，以及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劳的曾海龙、秦琥等所有编辑。此外，还要向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国家出版基金规划办、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华东师范大学 社科处等相关部门致以敬意，没有他们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要完成这样的学术工程是难以想 象的。
写好一部研究史需要对相关的学科领域进行科学的梳理，要记录下众多学者以生命和智慧 构建的知识系统和范式体系，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重要的学术问题，要有理性的反 思精神，难度是相当大的。它不仅需要研究者尽可能详尽地占有资料，更需要研究者具备较高 的学术境界与创造力。尽管本书的作者以高质量、出精品为目标，但由于各种因素所致，笔者 深知目前完成的书稿中存在着疏漏和不足，因此热诚希望得到学界的批评与指正。
2016年春于沪上夏州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