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孙毓修，其代表作品为《欧美小说丛谈》。此书于1913—1914年在 《小说月报》连载，后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是我国较早全面介绍欧美小说的专著，有 着广泛的影响。孙毓修有较为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兼通西文，对西洋小说体会较深，常常将外 国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进行比较，以显示其特点。在《欧美小说丛谈》中，他较为系统地评述 了欧美小说作家和作品，介绍了作家的生平事迹，并对小说作品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不同的现 象进行分析，指出小说必须通俗化，才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在《欧美小说丛谈》发表之前， 也有学者通过序跋评论等方式对一些外国作家及作品进行介绍，但零碎而不成体系，孙氏的这 本著作相比之下较为全面细致，能使读者对欧美小说有较为系统的认识。
清末民初的翻译家，除去以上介绍的各位，伍光建、徐念慈、包天笑和周瘦鹃等人在当时 也广为人知。他们风格各异，但都共同参与了这一时期欧美文学作品与文论思想的翻译与研究 进程，他们的翻译作品与翻译思想对中西思想交流以及中国小说理论的自身建构都起到了不可 忽视的作用。
时代汇成的滚滚洪流继续向前，这些前辈在中国文论发展的历史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是，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及文论思想，大部分都 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有所取舍，因此显得零散而不成体系。然而这也反映了时代的现实，反映了 中国文论在艰难处境之中的调整以及在匆忙应对时候的零碎、散乱的脚步，历史上留下了这些 先行者在时代思潮的席卷之下匆匆而过的身影，但他们的努力为“五四”时期文化和文学的巨 变提供了基础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来源。
二、1917—1927年的译介与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新阶段，也标志着我国引介研究西学 的新阶段。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也进入了翻译史上一个辉 煌的时刻，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流派思潮如潮水一般涌入国门，对中国文学的生长、成熟起了 十分强劲的推动作用。“五四”现代文学家们对西方文化与文学予以了高度重视，他们放开胸 怀，著译并举，广纳博取外来先进文化，一大批外国文学作品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引入 国内，开创了“五四运动”后十余年间中国文学发展的崭新局面。这十年间的欧美文论译介， 在时间线索与空间断面上均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一）古典文论的译介
这一时期所译介的西方古典文论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傅东华译）、 柏拉图的《理想国》[39]以及德国斯登堡所著的《柏拉图政治教育学说今解》[40]等。此外， 一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单篇译作也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如当时反对新文学运动的著名 文学复古流派“学衡派”以《学衡》杂志为阵地，对景昌极、郭斌和合译的柏拉图五大语录（ 《苏格拉底自辩义》、《克利陀篇》、《菲都篇》、《筵话篇》、《斐德罗篇》）以及向达、 夏宗璞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等著作进行了连载，此后又分别单独成册出版。
傅东华博学多才，早年曾参加茅盾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我国早期文学翻译界的主力 阵营，1930年代在我国翻译界就已获得相当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研究会作为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社团，其文坛影响力十分重大，而作为文学研究会主要理论表达阵地的《 小说月刊》，乃是当时“唯一提倡新文学的纯文学月刊”[41]，具有辐射文坛的强大实力，并 且继承了“《新青年》开创的用翻译和理论来指导创作的风气”, “常常将理论和翻译置于创 作之上”。[42]因此这十年间《小说月刊》中的翻译作品数量十分可观。傅东华所译《诗学》 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全书包括亚里士多德像一幅、 重校译序、全书各节简单提要、正文26小节以及译者撰写的《读〈诗学〉旁札》等五部分。傅 译《诗学》主要依据英国S.H. Butcher的英译本译出。其实，早在1925年傅译《诗学》的内容 就已经在《小说月报》刊载了。[43]随后，在1925年《小说月报》第16卷的第3期和第5期，傅 东华发表了自己的《读〈诗学〉旁札》，具体阐述了“诗学产出的时代和现在的版本”、“诗 学的背景”、“诗学时代的希腊诗体”、“什么是摹仿”、“诗与史”、“希腊戏剧的起源略 考”，以及“诗学引例略考”等问题，并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著名的“摹仿说”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模仿的艺术正是创造的艺术，和我们所谓的摹仿，意思完 全相反，读者必先以此点，然后才可得诗学的正解”[44]，引发了许多相关思考与讨论。在 1926年结集出版时，译者对原来的译文进行了重新的校订。亚里士多德《诗学》是对20世纪中 国文艺理论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本著作，因此在傅东华译本以后，又接连出现了天蓝、罗念 生、缪灵珠、崔延强以及陈中梅等人的众多《诗学》
译本。
同时，在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引导下，“学衡派”积极译介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在他们看来 ，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乃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源泉，为研究西方文化之学者所万不能 忽略者，这种见解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这一时期，《学衡》杂志有关希腊罗马文化的翻译共 有17篇。除了上文中所列柏拉图五大对话录及亚里士多德《尼可马拉伦理学》外，还刊发了埃 德温·华莱士（Edwin Wallace）撰写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汤用彤译），以方便中国 读者更好地理解亚氏学说。此外，为了让国人更多地了解希腊罗马，《学衡》推出了《希腊之 流传》与《罗马之流传》两大系列，共计七篇相关资料，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历史、社会及 美术等方面，并配有相关图片，详细介绍了希腊罗马的国情与文化，开阔了国内学人的视野。
（二）近代文论的译介
1．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文论思想的译介与研究
这一时期我国对浪漫主义的译介主要侧重在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之浪漫主义文 学作品的介绍，雨果、拜伦、雪莱、丁尼生、席勒、歌德、海涅等重要的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的 作品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译介和传播，体裁方面以诗歌、小说为主，而对文学理论的介绍相对 较少。
然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从被引进、译介到中国开始，就一直伴随着理论上的争论。这种 争论主要集中在对文学的性质和作用的探讨上，其核心问题是探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其中也 自然涉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劣比较。郭沫若等人把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与“五四”新文 学的建设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充满真情实感地对浪漫主义的博大遗产及艺术特征进行尽可能 充分的理解和吸收，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特点，化为自身的文学经验。创造社成员发表的作品都 呈现出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往往是直抒胸臆，表现为大胆的诅咒和狂飙突进式的革命浪漫主 义。郭沫若的历史剧、田汉的现代小说、成仿吾及郁达夫的文学批评，都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 ，笔锋犀利泼辣，在文坛上反响强烈。他们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也与他们的浪漫主义思想有 着直接的联系。在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的极力推动下，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 创作论初步趋于成形。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就主张“艺术的本身是无所谓目的的”，只是“天才的自然流露” [45]，而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以超过创作”。[46] 在《生命底文学》一文中，郭氏认为，“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离开了生命 没有文学”，并认为“创造生命底文学，第一当创造人”。[47]郁达夫1923年在《创造周报》 发表《艺术与国家》一文，认为“艺术的价值，完全在一‘真’字上”, “我却承认美的追求 ，是艺术的核心”, “一切美的情愫，便是艺术的主要部分”。[48]此外，成仿吾在其《诗之 防御战》一文认为，“文学是直诉我们的感情的”, “文学的目的是对于一种心或物的现象之 情感的传达”, “诗的本质是想象，诗的现形是音乐”。[49]这些文章对当时浪漫主义思想的 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对“浪漫派”的介绍，主要目的是想用那种反抗精神 来激励当时的中国人，“变动死一样的生活”，倡导“生活的变动就是人生的真意义”[50], “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是“良心的战士”。[51]新文学家的天职在于打破虚伪、罪孽 和丑恶充斥的时代。在这种思想大背景下，文坛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家与翻译作品。
成仿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主要以文学批评家著称，但他同样是一位富有深厚艺术修养的 诗人和诗歌翻译家。在日本留学期间，成仿吾深受英国和德国浪漫派文学的影响，对“象征派 ”、“新罗曼派”都有所研究。他推崇积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重视文艺的社会意义，形成 了一套富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文艺批评原则。作为翻译家，成仿吾翻译外国诗歌是 从1915年开始的，他翻译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即是法国“象征派”诗人领袖魏尔伦的《月明》（ 《月光曲》）。成仿吾的译诗风格深受西欧浪漫主义作家文风的影响，如歌德、海涅、华兹华 斯、拜伦等，他翻译的诗歌主要是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如歌德《湖 上》、《少年与磨坊的小溪》、《牧羊者的哀歌》、《弹竖琴者》、《迷娘歌》等，海涅的《 幻景》，施托姆的《秋》，华兹华斯的《孤寂的高原刈草者》，雪莱的《哀歌》，魏尔伦的《 月明》、《秋之歌》等。成仿吾译诗的数量并不多，但译文精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一 种典范。
中国诗歌史上的现代主义思潮是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开始的，但象征主义在最初的 引介中，却被大多数人作为浪漫主义的分支来理解，象征主义在中国最初被译作“表象主义” 或“新浪漫主义”。1915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卷3、4期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 谭》，文中首次提到了象征主义诗人梅特林克和霍普曼。1918年5月，陶履恭在《新青年》第4 卷第5号发表《法比二大文豪之片影》一文，介绍了梅特林克的“死者观”，并称其为“表象 主义”，这是现代中国文论史上最早谈及这一术语的译介之作。1919年7月，田汉在《中国少 年》第1卷第1期发表了《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谈到了法国象征诗人魏尔伦并首次触及 了象征主义诗人的创作主张问题。同一年陈群在《建设》杂志第1卷第4号发表《欧洲十九世纪 文学思潮一瞥》，对象征主义文学作了最早的正面诠释。从1919年开始，国内文坛对象征主义 的译介可以说正式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小说月报》分别于1922年15卷和1924年 15卷号外出版了象征主义两期专号：《法国文学专号》和《法国文学研究专号》，爱伦·坡、 波德莱尔、霍普特曼、叶芝等众多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及其研究的专著都被大量翻译出来，同 时，一些理论性著作也得到了译介，如闻天翻译的《波德莱尔研究》等。
对爱伦·坡著作翻译与研究是这一时期象征主义译介的重心。林孖翻译了阿兰坡（即爱伦 ·坡）《诗的原理》一文，刊载于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1号上。爱伦·坡认为，真理 寻求的是理性满足，而诗歌则要震动人的灵魂，引起心灵的愉悦，从而促成精神的升华；把诗 歌作为道德感化和传达真理的手段是对诗本质的歪曲和损害，文学的根本特性是美，而热情、 道义、真理等在诗中必须淡化，必须接受美的统辖，服从审美的目的。在创作方法上，爱伦· 坡反对模仿和再现，指出唯有凭静观冥想才能感悟美，在审美观照中才能进入诗的境界，认为 世间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互感应的关系，外在事物与内在精神之间也存在这感应关系，通 过这种感应关系可以揭示深藏着的“永恒的美”，即“神圣美”。
随着爱伦·坡小说作品的不断译介，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也随即展开。1920年9月《小说 月报》11卷9期刊发了张毅汉翻译的涉及爱伦·坡小说美学的文章《短篇小说是什么——两个 元素》，文中对坡的小说美学所追求的“单纯的效力”做了比较深刻的阐释。在1921年以后， 爱伦·坡相关研究的评介性文章日益增多，比较著名的有：吴宓《英文诗话》（《留美学生月 报》，第7卷第3期，1921年），郑振铎《文学大纲·美国文学》（《小说月报》，第17卷第12 期，1926年12月），赵景深《爱伦坡交了好运》（《小说月报》，第18卷第8期，1927年8月） ，陈炜谟《论坡的小说（Edgar Allan Poe）》（《沉钟特刊》,1927年7月），等等。
2．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