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对现实主义文论的译介明显多于浪漫主义，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占据绝 对优势，就国别来看主要集中在英、法、美等国。英国文论主要是肖伯纳的《文学的新精神》 和《理想主义之根源》等论文，由傅东华翻译，分别刊载于《文学周报》第4卷的第17期和第 24期上，阐发了肖伯纳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有力批驳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念 。法国文论主要有莫泊桑的《小说之评论》等论文，由金满成翻译并刊载于《小说月报》第16 卷4号上面，“对于‘写实派’的方法、理论，都说得十分明白”。美国文论主要是蒲克的《 社会的文学批评论》，由傅东华翻译，书中指出“批评之社会的标准……和狭义的道德标准不 同，和肤浅的审美标准也不同；它是深入的审美说，也是推广的道德说；它的精要便是‘艺术 为人生而有’一语”。在蒲克看来，“文学有其价值，第一必须是作者心理的诚恳的表现”， 而批评家则要想办法使读者“增加读书的能力而提高他的意识生活”，以“帮助读者的无穷进 步为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我国的知识分子们把自然主义也看作现实主义的同盟，将其翻译 并加以改造，以使其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代表作家为左拉。1915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青 年杂志》上刊发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以及1916年2月15日在《答张永言》的信中[52]， 就已经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自然主义及左拉。此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又发表了《文学革命 论》和《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极力推崇自然主义及左拉，同时倡导中国文学须仿效左拉 。1927年，美的书店出版左拉的《实验小说论》一书[53]，可谓此期自然主义译介的集大成者 。
实际上，从文化接受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对左拉及自然主义的选择与接纳，从一开始 就受到本土知识分子的期待视野和变革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左拉被典范化的过程本身是20 世纪初期刚刚形成的中国思想界利用《新青年》等报刊传媒和读书人之间的合作，有意制造出 的一种舆论效应，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化救国”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简单地用“ 混淆”、“误会”来解释左拉及其自然主义思想与中国的“相遇”，无疑会掩盖左拉在当时中 国出场的意义。其实正如余英时在《自我的失落与重建》一文中所阐释的那样，在文化转型期 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崩溃、新的意义体系缺失的情况下，向西方寻求新的意义是必然的选择。而 正是这种特定时代的历史语境，成为左拉在中国出场及后来被学界极力推崇的契机。自1915年 至1949年，文坛上有三次大的文化论争都与左拉及自然主义被典范化所引起的问题直接关联。 这些论争的核心在于如何看待自然主义文学典范化、如何借用自然主义来引导中国新文学的变 革与发展等问题。
3．相关文论著作的译介
文学理论著作的译介方面，首推英国理论家温楷斯德（又译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 理》（景昌极与钱堃新合译）。此书在内容上分为定义与范围、何谓文学、文学之情感因素、 想象、文学上智性因素、文学上之形式因素、散体小说以及结论等8章，不仅论及文学的情感 因素和想象以及形式等，还论及文学的智性因素。书中的一些命题，如文学的四要素（情感、 想象、理智、形式）、情感表现的三方面（读者之情、作者之情、文中人物之情）、想象的三 种方式（创造的想象、联想的想象、解释的想象）等都被反复引述。更为重要的是，此书的翻 译出版还为国人展示了编写此类非原创性教材的规范。正如该书作者就其成书宗旨指出的：“ 舍一切外缘而不问，而深求文学自身之要素，此本书之范围也……评论之性质，近于科学，远 于美术。以其所求者为普遍原理而非个别实施之规律也。”[54]这种方法为后来的文学概论著 作确立了基本框架，“即便明确反对科学模式的人都要顺着它的问题构架提出反驳”。[55]这 本书的英文原著甚至成为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的主要参考书，而此后中国文艺理论通过对 本间久雄的译介，进一步扩大了温彻斯特的影响与接收范围。[56]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翻译和校订此书者景昌极、缪凤林、梅光迪等都是“学衡派”成员， 他们在翻译此书的同时对书中的内容作了些许修改，比如，将其中的西方文学例证都换成中国 文学作品，并以“不合国情”为由，将原书论诗歌的一章删去，换上了吴宓的一篇《诗学总论 》。相比较而言，吴宓此文除了论证音律为诗歌本质并以此为据攻击白话诗之外，比温氏更突 出了文学的自足性：“美术中幻境之价值，不在其与实境相去之远近，而在其本身是否完密。 ”[57]“学衡派”的这种翻译方式无疑是其杂志宗旨的实践；《学衡》杂志主张“于西学则主 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 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限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学衡·杂志简章》）。因此，在西方著作 及内容的选译标准上，“学衡派”认为对西学的引入应与中国文化的保存相结合，这种翻译方 式在后来为一部分译者所仿效。
还有一些理论著作如邓演存译的W.H. Hudson的《研究文学的方法》，曾连载于1923年《 小说月报》第1—6期，共分两章，论述了文学的性质与元素，个人的文学兴趣及个人文学人格 在文学中的表现等方面，强调对作家进行编年的和比较的研究，合理利用作家传记，进而讨论 文学的社会与历史研究方法；英国的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也由傅东华翻译，并在《小 说月报》第17卷上连载，作者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对文体进行考察，认为“文体是解释文学的 锁钥”。除此之外，勃利司·潘莱的《诗之研究》（傅东华译）、佩里的《小说的研究》（汤 澄波译）以及哈米顿的《小说法程》（华林一译）等也都是这一时期被引介进入国内学人视野 的理论著作。此三者之共同之处在于其皆是从某一具体的文体出发，对该文体的各种因素以及 它们与其他文学门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入手进行研究和阐发，相较于其他文论著作则更为详细 具体，对中国诗歌与小说的发展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小说的研究》与《小说法程 》还曾辟专章论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三）现代文论的译介
1．人本主义思想的译介与研究
在人本主义思想的译介方面，首先引进的就是尼采的哲学思想。从近代的梁启超开始，国 内学者对尼采的译介就一直不曾间断过。1902年梁启超首次将尼采的名字介绍进中国，随后王 国维在1904年写了《叔本华与尼采》一文，给予尼采极高的评价。鲁迅在1902—1903年日本留 学期间就接触到了尼采的学说，并且在1907—1908年写的文言论文中多次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尼 采。“五四”时期，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尼采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所推崇。1917 —1927年这十年间，尼采主要著作的中译本都已出现[58]，为尼采思想的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 。
中国学界对尼采的批评与研究在20年代初形成了一股热潮。在这些研究批评著作中，首推 茅盾1920年1月至4月在《学生杂志》第7卷第1号至第4号连续四期发表的长篇论文《尼采的学 说》。《尼采的学说》分“引”、“尼采的传略及其著作”、“尼采的道德论”（上、下）、 “进化论者尼采”、“社会学者的尼采”以及“结论”七个部分，共29000字，对尼采作了全 面的介绍和评述。茅盾号召读者用“批评的眼光”去读尼采的著作，对尼采的学说要详加分析 与评判，要“分别情况”予以批判地吸收。此外，《民铎》杂志的“尼采专号”中也有相当一 部分尼采的研究与批评文章，如李石岑《尼采思想之批判》[59]、朱侣云《超人和伟人》[60] 、白山《尼采传》[61]、范寿康《最近哲学之趋势》[62]等，都是十分有价值的文章。
这一时期中国译介尼采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批判传统道德和文化，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并 为中国的改革与改造寻求学理上的根据，因此对尼采的介绍偏重学理，而将其作品中包含的直 觉主义文艺观基本上忽视了，但尼采对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创作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陈独 秀、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适、蔡元培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其影响。在“重估一切价值 ”主张支配下，尼采的个人主义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个性解放的需要，他所倡导的破坏旧偶像 、批判旧传统，提倡自主精神、反对奴隶道德等思想也对“五四”时候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
稍晚于尼采哲学传入的人本主义哲学，主要是法国思想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20年代产 生过广泛的影响。机械论的宇宙观无法提供个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来源，科学人生观在解放个人 的同时，又留下了价值真空，这是生命哲学介入人生观讨论的思想背景。1913年钱智修在《东 方杂志》上发表了《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一文，介绍了德国哲学家倭铿和法国哲学家柏 格森，揭开了生命哲学东渐的序幕。1918年1月起，张东荪翻译了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 中译本取名为《创化论》），在《时事新报》上连载3个月之久，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将柏 格森的代表作翻译到中国。1920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应邀在北大作了题为《现代的三个哲学家》 的讲座，其中对柏格森哲学的来龙去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进一步扩大了柏格森在中国的影 响。1921年12月，《民铎》杂志出版了《柏格森专号》，共收入了17篇介绍和研究柏格森哲学 思想的文章，对柏格森思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介绍。1917—1927年这十年间，柏格森《 创化论》、《形而上学导言》、《物质与记忆》、《时间与自由意志》等主要著作均出现了中 译本。[63]
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柏格森学说作为玄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论战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同时，在新儒家代表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那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他们构建自 己新儒学体系提供了借鉴。由于柏格森学说中诸如“进化”、“自由意志”等关键词颇为契合 当时思想界对进化论的理解以及对变革的渴望，也与当时注重文化及文学的功利目的的社会语 境合拍，因此和尼采相比，当时的学术界更推崇柏格森的哲学思想，但其思想中所包含的直觉 主义艺术观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忽略了。
在人本主义的译介方面主要是“学衡派”诸人对美国新人文主义的相关译介。作为“学衡 派”代表人物的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以及后来的梁实秋等都曾师从美国人文主义首倡者白 璧德。这些人回国之后以《学衡》杂志为阵地，极力介绍、宣扬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衡》 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白璧德及其研究论著，如《中西人文教育谈》[64]、《白璧德之人文主义 》[65]、《白璧德释人文主义》[66]、《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67]等。其中《白璧德之人 文主义》是转译自法国人马西尔的一篇概述文章，对白璧德的几部主要著作简要地进行了介绍 。
除此之外，《学衡》围绕白璧德的思想，对新人文主义的其他几位代表人物的文章也陆续 进行了翻译与介绍，如《薛尔曼现代文学论序》[68]、《薛尔曼评传》[69]、《薛尔曼论现今 美国之文学》[70]、《穆尔论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之文学》[71]等。应该说，《学衡》对新人 文主义思想的译介还是很全面的，同时还很注重理论的更新和与时俱进，及时关注新人文主义 的最新动态与理论专著，这与其领袖学者们所受的深厚西学素养是分不开的。同时，纵观其译 介可以发现，《学衡》对其翻译作品的选择标准不仅与新人文主义的要求一致，而且在选择的 过程中刻意筛选了一批在思想主张方面与白璧德比较一致的学者的论著，这也反映出“学衡派 ”推崇白璧德、努力提升其权威性的用心。
2．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的译介与研究
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首先是其先驱——实证主义，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巨斯 大佛·郎宋（今译朗松）的《文学史方法》一文由黄仲苏翻译并发表于1924年2月的《少年中 国》第4卷第10期。该文论述了文学、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反对“一本于憎恶爱好”的武断主 义和“无所限止”的印象主义，一方面推崇客观的理智，一方面又重视主观的印象。作者指出 ，研究文学作品和文学史，“应该用批评的客观的方法”, “切勿以‘我’为中心，切勿加我 的情感以绝对的价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过我的信仰”, “批评的精神乃是精确的科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