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主义文论方面，这十年间传入的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罗素的文化互补论。“五 四”时期来华的外国学者中，给中国思想界掀起巨大波澜并产生久远影响的，莫过于杜威和罗 素。此二人曾先后受邀到中国授课讲学，这对他们的思想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杜威在中国 待了两年多，足迹遍布11个省市，发表演说200余场。这种直接传播、媒体介绍和学院传承， 构建了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可以说，这一时期杜威及其学说的风靡全国以及它在五四 思想文化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当 时报刊对杜威演讲稿的广泛刊载之外[72],1920年8月，晨报社将杜威在北京举行的五大系列讲 座辑为《杜威五大演讲》向全国发行，销量惊人。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杜威三大演讲》 、《杜威在华演讲集》、《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等多种杜威演讲稿，杜威学说在当时中国社 会产生了轰动效应。
伴随着杜威的讲演，中国知识界的学人纷纷著文，对其实用主义加以介绍和研究，以致当 时在各种刊物上介绍、讨论、评价实用主义学说的文章俯拾即是，首当其冲的便是胡适。胡适 在宣传杜威哲学观的活动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不但为杜威担任口译，还撰写文章传播其 哲学思想。早在杜威来华讲学之前的1919年3月和5月，胡适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以演讲的形式对 杜威实用主义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述；同年4月，《新青年》还刊发了他以《实验主义》为题 的文章，这都为杜威的来华讲演作好了铺垫。胡适从实用主义“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的 立场出发，致力于将其应用到文学和史学研究中去，开创了现代史学和文学批评的新局面。另 外，《新教育》杂志第1卷第3期开辟“杜威专号”，刊登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文章，除去胡适《 杜威哲学根本观念》、《杜威论思想》、《杜威的教育哲学》、《实验主义》之外，尚刊行了 刘伯明《杜威之伦理学》，蒋梦麟《杜威之伦理学》、《平民主义与教育》，潘公展《记杜威 博士演讲的大要》等评述文章，展现出国内学者对杜威学说的浓厚兴趣。[73]
相比较而言，罗素在中国的演讲则偏重于技术性较强的纯哲学。罗素于1920年10月抵达中 国，在各地巡回演讲，他的讲演稿及其主要著作都在这一时期被先后译介进来。罗素访华期间 的演讲被辑成《罗素五大讲演》出版，内容皆以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为 基础，以数理逻辑为分析方法，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作抽象的逻辑游戏，如他演讲的题目有《 爱因斯坦引力新说》、《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宗教的要素及其价值》等。伴随着他的 讲学，国内一些翻译家也开始着手翻译罗素的相关著作。解放前国内出现的罗素著作中译本主 要有《物的分析》[74]、《哲学中的科学方法》[75]、《婚姻革命》[76]、《怀疑论集》[77] 、《自由与组织》[78]、《婚姻与道德》[79]、《哲学问题》[80]、《结婚与道德》[81]、《 幸福之路：贝特兰·罗素通情达理集》[82]等。罗素基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考察而提出的“改 造中国社会”的系列建议，也启发了中国学人的思考，对于当时中国思想与社会变革具有深远 的意义。
3．精神分析学说的译介与研究
到了1920年代，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引进由心理学延伸到了文艺界，迈入了一个十分活跃、 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当时一些重要的刊物如《民铎》、《新潮》、《少年中国》等都出现了很 多译介性的文章，对精神分析学说做了广泛的传播，弗洛伊德学说尤其受到关注。弗氏学说的 传入有两种渠道。一条是从欧洲直接传入，传播者主要是我国的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将弗 洛伊德（又或译为“佛洛特”）及其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种新思潮向国内引进。他们的译介表 现出了科学主义的倾向，基本上是以客观的态度对其学说加以介绍；另一条渠道是经日本传入 中国，传播者主要是文艺界学者，在译介过程中偏重于精神分析学说的社会意义和对文学艺术 的指导价值，这条渠道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精神分析学说的译介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译介、评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主， 兼及后弗洛伊德派如荣格、阿德勒等人的理论，其二是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角度，译介、 评论、借镜精神分析学说。具体来说，1914年5月，《东方杂志》第10卷第11号上刊载了题为 《梦之研究》一文，是中国最早正面直接介绍精神分析学说的文章。1916年12月，又有一篇名 为《析梦篇》的文章发表于《东方杂志》，专门介绍弗洛伊德的释梦学说。而更值得一提的是 ，1918年，北大心理学、哲学教授陈大齐出版了专著《心理学大纲》，系统介绍了西方科学心 理学的丰富内容和最新成就，并且肯定了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研究。在1920年《新潮》第2 卷第4期和第5期上汪敬熙撰文介绍了有关1919年7月在伦敦大学进行的关于本能与无意识的大 辩论以及肯定精神分析作用的《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一文。后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22期 上还有署名为“Y”的作者撰写的《佛洛特新心理学之一斑》的文章，高度评价精神分析学的 作用。其后，《东方杂志》第20卷第6号刊发了《析心学论略》一文，强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 析学有助于人类文化的历史及宗教哲学的发达，尤其有助于艺术与文学的创作。此卷第11号上 发表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派别》一文也肯定了精神分析学的科学性质。而在专门的心理学期 刊《心理》上对精神分析学的介绍更是不在少数。除了《东方杂志》和《心理》这两本杂志之 外，对精神分析学说的介绍还大量出现在《民铎》杂志中。1920年12月《民铎》第二卷第5号 发表了张东荪撰写的《论精神分析》一文，概括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和有关人的心 灵结构的理论，并且对弗洛伊德的性欲决定论进行了批判。1921年，朱光潜在《东方杂志》上 发表了《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了高度的评价。另外一 位与精神分析学有着深厚渊源的人是章士钊，他全文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自传》，还与弗洛伊 德一直保持通信，“1929年6月，章士钊译完《葬罗乙德叙传》，于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3]。除了这些介绍及简析文章之外，1925年《教育杂志》第17卷第10号、11号连载了高觉敷 翻译的《心之的起源与发展》[84]，此为最早传入中国的弗洛伊德原著。可以这样说“20年代 的中国，对西方现代心理学的译介和研究出现一股热潮，这已是不争之事实。”[85]1929年， 张东荪出版了《精神分析学ABC》[86]一书，对精神分析学作了深入浅出的系统介绍说，这是 中国知识分子撰写的第一部介绍精神分析学说的著作。进入1930年代，朱光潜于1930年推出《 变态心理学派别》一书，全书以流派为中心，将精神分析学派列为变态心理学的两大派别之一 ，并对其源流嬗变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紧随其后的1933年，朱光潜又推出《变态心理学》 一书，对精神分析学各派的理论主张与主要观点作了深入浅出的评述。朱光潜的两部论著都可 以称得上是现代文化史上评介精神分析学说的代表作，这两部书的出版将精神分析学说译介引 向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外，1930年代上海辛垦书店还出版了《精神分析学批判》等西方译著。 [87]1930年代中期，叶青发表了《弗洛伊德梦论批判》、《精神分析学心理学批判》、《弗洛 伊德心理学之哲学的理论》等系列论文，以异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对精神分析学说 进行了深入的介绍与批判。
纵观这一时期的欧美文论译介，不难发现此十年间对欧美文论的翻译和介绍不可避免地受 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以及翻译者自身的文学主张和理论倾向的影响和制约，文论翻译和介绍 流派众多，内容丰富，成色比较复杂。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欧美文论译介相较于苏俄或日 本等国文论译介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基于改造中国、启蒙民众的愿望与时代政治背景，当时的知识分子及一般报刊与出 版社往往顺应弃旧逐新的社会心理，大量介绍西方翻译作品，如《小说月报》就曾专辟《小说 新潮》、《海外文坛消息》等栏目，每期都刊登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外国著名作家生平与创作 ，共计200余条。因此，在“五四”后的短短几年里，欧美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思潮以及相关 的哲学思潮——如创作理论方面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美学理论方面 的联觉说、直觉说、距离说、移情说、内模仿说，以及文化理论方面的罗素的文化互补理论、 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等——都先后涌入中国，甚至连几种前卫理论，如表现 主义、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等，也在1920年代进入国人视野。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欧美文论译 介使我国“五四”时期的西方文论移植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旺盛的发展势头。
其二，就数量来说，这一时期译自欧美的文论著作仅次于译自日文著作数量，位居第二。 未单独发行但见于各种报章杂志上的涉及欧美文论的文章虽然具体数目待考，但应该不在少数 。不过，这一时期译介的欧美文论作品庞杂而不系统，加之当时国人所译的文论著作有一部分 转译自日本理论家的相关著作，经过双重的选择、删除和凸显等有意识的加工和修改，许多观 点和概念早已不复西方概念本来面目，如自然主义在传入之初就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 来接受的，那种左拉式的、对社会决定论的强调是中国的作家和理论家都是难以接受的，因而 必然会被加以修改。由此，在中国的理论家和作家那里，自然主义便“被赋予一层新的含义： 以人们的内心观照和人性的主观表现为原则，远离客观现实”。[88]
其三，这十年间的欧美文论译介，对当时或者后来的中国文学及文论影响最大的是现实主 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从30年代开始，一直在中国文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五四’作家都嘲笑西方古典主义文学，因为出于他们 反叛传统的那种热情”，中国现代的新知识分子往往更倾向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 ，正如李欧梵指出的，“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以追溯到对文学进化论所持的一个主要观念。 ……中国作家受到一些英国文学和日本文学教科书的影响，显然相信欧洲文学是经过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诸阶段有机地发展起来。……对于文学所持的 这种向前发展的信念，不仅使中国许多追随者普遍缺乏对西方古典文学、中世纪和新古典主义 文学的兴趣，而且使他们过分地把中国现代嵌入这些有着决定论色彩的类别里。由于他们相信 中国传统文学停留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阶段之间，中国现代文学必须经过现实主义和 自然主义。”[89]因此，受过西方文艺思潮熏陶的“典型的五四文学家”一般都具有一种三合 一的特点：“气质上的浪漫主义，文学信条上的‘现实’主义，基本观点上的人道主义。” [90]这其实是“五四”作家那种以启蒙为目标的文学观和当时他们所处的中国的历史环境共同 决定的。
总的来说，“五四”时期对欧美文艺思潮的译介虽然十分庞杂，但作为我国现代文论翻译 史的重要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即使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翻译者出于启蒙民众和批判社会 以推进社会革命的目的，“几乎没有人对作为理论本身的那种文学理论感兴趣”，但在客观上 ，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促进了思想大解放，拓展了新文学的倡导者、参与者的视野 ，在艺术创造中也获得了广阔的天地。
三、1927—1937年的译介与研究
经历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国内西方文论的翻译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进入 20年代末期之后，国内文坛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强势的、与民族国家救亡等宏大叙事话语相联 系的社会氛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在这十年里一枝独秀，但也不能否认这一时期中国欧 美文论翻译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27—1937年间的欧美文论译介就内容而言，主 要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心理分析、实证主义以及新批评等流派。
（一）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思想的译介与研究
象征主义在19世纪末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学思潮，正如韦勒克所说，“不仅仅是法国，20 世纪整个西方世界的诗歌概念都是由法国象征主义所产生的理论支配的”。[91]这一时期象征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进一步拓展，进入了一个译介相对系统且研究逐步深入的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