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了象征主义对于中国新文学的价值，20世纪初象征主义即被介 绍到中国并产生了一批象征派诗人，如李金发、穆木天等人。李金发是将波德莱尔象征主义介 绍到中国诗歌中的“第一人”，随着1925年其诗集《微雨》的发表，象征主义真正在中国文坛 上亮出其艺术“独立”的身影。穆木天在探索新诗发展道路时结识了象征主义诗人古尔蒙、魏 尔伦、莫利亚斯、梅特林克、波德莱尔等人，从而“热烈地爱好着那些象征派、颓废派的诗人 ”[92]，大学时期便“完全入象征主义世界了”，将“贵族的浪漫诗人，世纪末的象征诗人” 当作是他的“先生”[93]，紧接着他便提出了自己的纯诗理论。进入1920年代末期，象征主义 的传播更加深入。1929年4月，《乐群月刊》第一卷第4号发表了勺水翻译的春山行夫的《近代 象征诗的源流》。该文概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发生和发展，强调了该流派先驱波德莱尔诗 作的巨大开辟作用，也指出了象征主义诗歌存在的弊端，并对日本的象征主义及其倾向进行了 评述。[94]同时，这十年间出现的一系列杂志，如1930年创办的《文艺月刊》、1931年创办的 《青年界》、1932年创办的《现代》及1936年创办的《文学》、《文艺季刊》、《文学杂志》 等，都为象征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阵地。1932年，《现代》创刊于上海，是中国象征 诗派的主要阵地，大量介绍了从波德莱尔、叶芝到奥尼尔以及从象征主义思潮中衍化出来的以 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作家作品。施蛰存在《关于本刊的诗》一文中说：“《现代》中的诗是诗 ，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现代》中的诗大多数是没有韵的，句子也很不整齐，但他们都 有相当完美的肌理，他们是现代的诗形，是诗！”施蛰存在《〈现代〉杂忆》中又说：“…… 运用形象思维，往往采取一种若断若续的方法，或说跳跃的手法，从一个概念转移到另一个概 念，不用逻辑思维的顺序，或者有些比喻用得很新奇或是隐喻。”这些见解都可以从法国象征 诗派作品中得到印证。
1930年代，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等人的创作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尤其是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十分明显地受到了前后期象征主义的影响。对象征主义的认同，是戴望舒 较为恒定的诗学选择及审美情趣。戴望舒之所以对象征派诗歌由最初的好奇进而产生持久不衰 的爱好，其中不能不提及魏尔伦和波德莱尔的特殊魅力，可以说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对戴望 舒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他对以上两位诗人诗歌艺术的吸取和借鉴上。1925年前后，戴望舒在 震旦大学研习法文期间，就对法国象征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枕头下埋藏着魏尔伦和波德 莱尔”[95]，并且在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共同创办的杂志《璎珞》旬刊的第1期、第3期上分 别发表了自己翻译的魏尔伦作品《瓦上长天》与《泪珠飘落萦心曲》，这也是戴望舒第一次公 开发表的译诗。不得不说，魏尔伦的诗的确给戴望舒的创作带来了莫大的启发与灵感，受魏尔 伦注重“诗的音乐性”的暗示，戴望舒创作了《雨巷》，这首诗让他名噪诗坛。此外，卞之琳 在这个时期的诗歌译介成果对于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代表性译作如波德 莱尔的《音乐》、《波西米亚人》、《喷泉》以及马拉美的《太息》、《海风》、梅特林克的 《歇》等。同时，卞之琳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对法国象征主义的一些重要诗人如魏尔伦、瓦 雷里等都多有借鉴，并结合其他理论成果加以创造性转化，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并创作了许 多优秀的诗歌作品。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曹葆华，从1933年到1935年，他翻译了大量关于象征主义诗学理论方面 的著述和文章，其中包括阿瑟·西蒙斯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这本书全面介绍了以马拉美 、魏尔伦为代表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诗学主张与创作成就，对法国象征主义进行了全面而系 统的介绍与研究。这本书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作家和学者介绍欧洲近代文学的权威参考书，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除此之外，曹葆华还翻译了关于“纯诗”的数篇文章以及叶芝的《诗中的象 征主义》。这些文章最初刊发与《北平晨报》，到1937年以《现代诗论》为名结集出版。[96] 《现代诗论》可以称得上是1930年代介绍西方诗学理论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涉猎的均是现代西 方最重要、最热门的几位理论家和批判家的代表作品，推进了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文坛的发展 。
与象征主义相比较，表现主义文学具有更鲜明的先锋派艺术的特色，但就其译介来说，表 现主义是“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清的情势下被翻译介绍进中国的”。[97]较之于1920年代初 期对于表现主义的一般译介，这一时期不论是在系统性还是准确性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考察表现主义在中国的译介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两条清晰的线索：其一是由日文转译而侧 重介绍以德国为发祥地的现代表现主义文艺思潮。早在1921年6—8月三个月间，在《小说月报 》连续刊载了几篇日本学者介绍德国表现主义的文章，都给予了表现主义文学以高度的评价与 认可。鲁迅在20年代中后期也通过翻译日本学者相关作品正面介绍了西方表现主义文学思潮和 理论，如片山孤村的《表现主义》和山岸光宣的《表现主义的诸相》。这两部作品较为准确深 刻地论述了西方表现主义的特点及其产生渊源。其二是通过克罗齐论著的译介侧重介绍表现主 义美学和文学理论。1927年8月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15号朱光潜发表《欧洲近代三大批判 学者（三）——克罗齐》一文，介绍了克罗齐及其学说。1935年6月《文学季刊》第二卷第2期 发表了孟实（朱光潜）翻译的《艺术是什么》，是克罗齐具有理论核心性的一篇文章，也是朱 光潜的第一部译作。其中围绕着克罗齐美学理论核心观点——艺术是抒情的直觉和表现的理论 而展开，具体论述了“艺术即直觉”这一定义所包含的五个否定：第一，艺术不是物理的事实 ；第二，艺术不是功利的活动；第三，艺术不是道德的活动；第四，艺术不含概念的知识；第 五，艺术不可分类。在译介过程中，朱光潜对克罗齐“艺术即直觉说”产生了怀疑，因此设法 弥补他的漏洞，1936年春发表的《文艺心理学》修正稿中的《克罗齐派美学的批评》就是其尝 试之作。在整个1930年代上半期，朱光潜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文艺美学的论著，如《文艺心理学 》、《谈美》、《诗论》等等，对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构建及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相关研究成果来看，1926年胡梦华发表于《小说月报》的文章《表现的鉴赏论——克罗 伊兼的学说》可以说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从鉴赏的角度研究克罗齐表现论文学观的作品。文章 主要以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的文艺观为核心展开论述，认为克罗齐表现的鉴赏论在关于文学规 律、分类、悲喜剧的划分、风格、体裁、文学道德等问题上都突破了前人的主张，并结合相关 作品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此外，1928年10月，北新书局出版了刘大杰《表现主义的文学》， 是20世纪前半叶唯一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著的、较为完整的表现主义文艺理论的专著，具有开 创性的意义。《表现主义的文学》共分为七章，分别为“小序”、“表现主义文学的主潮”、 “表现主义的国家社会思想”、“表现主义戏剧的来源和特质”、“表现主义的分类”、“表 现派的剧作家”及“表现派的小说和诗歌”。刘大杰对于表现主义的一些分析与观点在一定程 度上代表了中国现代知识界对于表现主义的理解所达到的程度。
（二）“新批评”流派及其思想的译介与研究
中国的“新批评”译介与研究始于1930年代，而中国学者对“新批评”的关注在1940年代 后期才抵达一个高峰，这与“新批评”在美国的盛极一时有密切联系，也与先后任清华大学、 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教师的瑞恰慈（又或译为“瑞恰兹”“吕恰慈”“理查兹”）、燕卜荪有 密切的关系。1930—1940年代，围绕在瑞恰慈和燕卜荪身边的同事、学生，成了早期“新批评 ”研究的主力军，如李安宅、吴世昌、叶公超、朱光潜、袁可嘉、朱自清、钱钟书等。
早在1927年，朱自清在翻译翟孟生《纯粹的诗》一文时就提到了艾略特，这是“新批评” 理论家首次进入中国学人视野。1929年华严书店出版了伊人所翻译的瑞恰慈《科学与诗》一文 ，正式揭开了国内对“新批评”派的译介序幕。接着，1929—1931年，瑞恰慈任清华大学外国 语文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等课程，同时也在北京 大学讲授“小说及文学批评”等课程，又于1930年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主讲“意义的逻辑” 与“文艺批评”等相关课程，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注意，也吸引了一批学者开始研究“新批评 ”流派思想。同时，一些年轻的学者作为他的学生，秉承了其学说观点，后来成为研究“新批 评”的一股重要力量。此后，介绍英美现代派新诗的文章不时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新批评” 派另一位代表作家艾略特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内容也屡屡为人引用。
对于“新批评”流派特别是瑞恰慈的批评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而言，1934年无疑是一 个转折点，此前鲜为人知的“新批评”理论著作及研究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大地上成长 起来。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刊登了吴世昌《诗与语音》一文[98]，作者以古诗词为例， 对中国诗歌的音与字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并且认为，读者阅读诗歌时的心理历程的确符合 瑞恰慈所分析的六步：视官的感觉、由视觉连带引起的相关幻象、比较自由的幻想、所想到的 各种事物、情感以及意志的态度。1934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安宅所著《意义学》一书， 是国内学者研究瑞恰慈学说的第一本专著。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介绍了“皮附什研究儿童 思想的方法与结果”，论述了思想的形成过程；下篇介绍了瑞恰慈和欧格顿研究意义的技术和 案例，并做了“意义”、“美”、“信仰”三个词的例案。瑞恰慈亲自为此书作了序言[99]， 冯友兰也声称“对于这种语言思想的毛病，吕嘉慈先生所倡导的‘意义学’是很有用的药”， 并且“李安宅先生介绍这一派学问到中国，我想是很有益的”。[100]1934年4月，《清华学报 》第9卷第2期刊发了叶公超《艾略特的诗》一文，通篇采用精细的语义分析，受瑞恰慈理论影 响的痕迹很明显。这些都标志着“新批评”文论在中国之“旅行”的正式开始。
1936年6月《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刊载了吴世昌《吕恰慈的批评学说述评》一文，他认 为瑞恰慈是一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理论家”，并结合中国古典诗词从诗歌价值、艺 术的传达以及读诗的心理等方面阐述了瑞恰慈的学说。同年10月，赵增厚翻译了艾略特的《诗 的功用与批评》[101]，周煦良翻译了艾略特《诗与宣传》[102], “新批评”学说开始大规模 进入中国。1937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科学与诗》，共分“一般的情 势”、“诗的经验”、“价值论”、“生命的统制”、“自然之中和”、“诗歌与信仰”和“ 几位现代诗人”等七部分，大部分材料是从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与《意义的意义》两本 书中择取出来。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叶公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瑞恰慈在当下批评里 的重要多半在他能看到许多细微问题，而不在于他对于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 “我相 信曹先生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因为我相信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 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103]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 了曹葆华《现代诗论》一书，其中收录了瑞恰慈《诗的经验》、《诗中的四种意义》、《实用 批评》的文章，以及艾略特的《批评的功能》、《批评的实验》等文章。在曹葆华看来，近十 余年，西洋诗在诗的理论方面，有了前人所不及的成就，他写此书“想把足以代表这种最高成 就的作品选译几篇，使国内的读者能够因此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104]。《现代诗论》 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论译作，对“新批评”文论在国内的传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关于新批评，相比上述几位从推崇到译介乃至切身实践的学者之外，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学 界，还有一部分学者对瑞恰慈及其“新批评”学说持保留甚至批评意见。1931年《国立武汉大 学文哲季刊》第2卷第1期刊载了当时执教于武汉大学外语系的教授张沅长一篇批评瑞恰慈及其 Practical Criticism的文章。在此文中，张沅长认为瑞恰慈的学说偏执于研究读诗者的心理 反应，使得文艺批评变成了心理学的附属品，并且对瑞恰慈所宣称的运用心理学来从事文学批 评的方法不以为然，因为“心理学对于自己许多难题都没有办法，哪里会有多少力量来帮文学 批评的忙”。1933年6月17日，梁实秋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了针对郁达夫[105]的 《〈英文文艺批评书目举要〉之商榷》[106]一文，认为郁达夫将瑞恰慈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作为“适用于大学做课本者”进行推荐的做法实在不妥。在梁实秋 看来，瑞恰慈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是以心理学的立场来从事批评的”, “心理学派的批评颇新颖，但是否可靠，尚有问题”，而且“即使能成为一种学派，亦万不能 适宜于‘大学做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