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19日，“鸯特莱蓬”号邮船鸣着汽笛，缓缓地驶入了马赛港。这是法兰西的土地了。
经过39天的颠簸，中国的学生们终于到了目的地。下船后，他们坐了16小时的汽车，到了法国首都巴黎。
巴黎西郊，有一条普安特大街。街边一座三层楼的普通建筑，就是华法教育会的所在地。这里是中国留学生的大本营。
先期到来的中国学生们早就等候在这里，他乡遇故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邓希贤也听到了熟悉的乡音，来自四川江津的聂荣臻热心地帮他做这做那，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七十多年的友谊。
刚到法国，要先过语言关。10月21日，华法教育会就安排邓希贤和其他二十几个同学一起，进入巴耶男子中学补习法语。
当时的法国，正处在经济危机之中。经济的萧条，使勤工俭学的同学们陷入困境。工作找不到，谈不上勤工；没有收入，谈不上俭学。带来的钱是花一个少一个，人人都眉头紧锁。
邓希贤带了一点钱。但他知道这钱是父亲卖地换来的，花起来格外小心。巴耶中学的管理十分严格，每天早上6点起床，半小时后就开始早自习，全天上课时间排得很满，晚上9点就要熄灯睡觉。吃饭也是法国式的。开始邓希贤不习惯，因为他更喜爱家乡的红辣椒，留恋在家乡和伙伴们欢乐的玩耍。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习惯，并开始喜欢上了法国面包。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法语环境中，法语水平提高得很快。
法国的国家档案馆真是个无所不包的宝库，现在居然还保留着当时巴耶的中国学生的开支细账。这份账目告诉我们，邓希贤每个月的杂支费在18法郎左右，而其他中国学生的是平均25法郎，可见邓希贤的节约。
节省归节省，但花完的钱不可能再来。没过多长时间，邓希贤便囊中羞涩，再也交不起食宿费和学杂费了，家里又不可能再接济他，于是，他不得不离开巴耶中学。
22名同学中，一起走了19人，他们在这所学校里上了不过5个月的学。别看时间不长，但在以后的日子里，邓希贤在法国再也没有上过这么长时间的学。
这些学生离开学校，是为了找到饭碗，好维持生活。但是，这不是一件容易事。
邓希贤进了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从此，他开始了繁重的劳动。17岁的邓小平，在家里虽然也劳动，但大都是农村的活计，割草、放牛、养蚕之类，从没像在施奈德工厂这样睡眠颠倒，饮食无常。今天运煤，明天搬钢板，后天又去推铁屑，一天下来，汗水把衣服全湿透了。这样的劳动，一天只有10法郎的工资，厂方每天还要扣一法郎，等两年合同期满一起发还。但如中途退工，便由厂方扣下作为赔偿。工资这样少，可吃饭要钱，住宿要钱，买工作服也要钱。邓希贤工作一个月后，发现赚的钱连饭也吃不饱，反而贴进去100多法郎。本来勤工是为了攒钱去俭学，结果养活自己都成了问题，他下决心不干了。
这一个多月，使邓希贤初次接触到资本主义的黑暗，并亲身体验了受压迫被剥削的滋味，他那颗年轻的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又没学上，又没工做，万般无奈，邓希贤只得又回到巴黎，投靠大本营华法教育会。
法国的国家档案馆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记载，邓希贤从1921年5月至10月，用236这个登记号，在华法教育会领取每天5法郎的救济金。5法郎，在当时的法国只够每日最简单的两餐，这两餐是自来水加面包，很少见到蔬菜，有时有点粗巧克力糖。
邓希贤只好出去打零工，他在饭馆当过招待，在码头运送货物，搬运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搬瓦，还做过清洁工，扫拉圾，捡马粪。
说起捡马粪，邓希贤还挺喜欢这工作。几年以后，他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和几个留法的同学在冬天总是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有人问他：“你们怎么都有一条这样的围巾？”
邓希贤告诉他们：“我们在法国当过清洁工，法国的清洁工都有一条这样的围巾，这是标志。我们那时候最喜欢捡马粪，因为捡马粪挣钱多，最划得来。”
靠每天5法郎的救济和打零工，邓希贤艰难地生活着。但是，雪上加霜的事情又发生了，法国政府决定停止发放给中国留学生的生活维持费，也就是说，一天可怜的5法郎也没有了，邓希贤面临绝境。
那时，他刚刚过了17岁生日，看不到前途，甚至不知道下一顿饭的着落，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后来曾说过：“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
这是多么低标准的要求。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邓希贤走投无路的时候，四川重庆和成都的各界人士知道了自己子弟的窘迫，捐款汇到巴黎，邓希贤也分到了400法郎。有钱在手，他才算一块石头落地，收拾行装，再次告别巴黎。
此行何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