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阿久那条断腿收口的地方，突然长了一个疖子，就到阿爸的药铺买药饼。阿久在等阿爸调药饼的空隙里，和阿爸说起他想讨一房女人。唐人街的男人，谁不想讨一房女人？阿爸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并没当一回事。阿妈坐在阿爸旁边补阿弟的裤子，阿妈的心里却咚地落进了一块石子——阿妈动了心。
阿妈动心，是因为阿妈已经九年没见着阿喜了。阿妈去金山跟阿爸团圆的时候，阿喜才五岁。阿妈在咸水埠住了九年了，生了两个弟弟，一个八岁，一个六岁，都在见风就长的年纪上。夜晚睡上一觉，早上起床就比昨天长高了一截。见风长的不仅是弟弟，还有官府的过埠人头税，先是五十个洋元，后来长到了一百。等阿爸终于攒足了一百个洋元，准备接阿喜过埠的时候，它却又长到了五百。五百洋元，那得阿爸一小秤一小秤地称出多少帖药，才能攒够啊。阿爸没了指望，就不攒了，说一个女仔，反正是要嫁人的，来不来金山都是别家的人，算了。
阿爸没见过阿喜。阿爸回乡娶阿妈，阿妈怀着阿喜的时候，阿爸就坐船走了。阿爸走得急，是因为阿爸要快点回金山揾钱，好给阿妈攒过埠的税银。五年后阿妈来了金山，阿爸偶尔也会想起留在开平乡下的阿喜。想归想，阿爸的想跟阿妈的想是不一样的。阿妈是用奶水把阿喜喂大的。阿妈的奶汁喂进了阿喜的小嘴，在阿喜的肚皮里化成了一根看不见的细绳子，一牵一牵地总扯着阿妈的心。
所以那天，当阿久抓了药饼走后，阿妈就对阿爸说：“要不，托李记的阿昌去林家说个媒，把咱家阿喜娶过来？阿久的哥阿元下月回开平，正好下定。”
起先阿爸是不情愿的，阿爸嫌阿久比自己还大一岁。可是阿爸经不起阿妈三番五次地磨，阿爸就松了口。
阿妈的话不是随口说的。就在阿久跟阿爸讨药饼的时候，阿妈已经飞快地把这件事想过了几个来回。阿久虽然缺条腿，阿久的脑子一点也不缺。阿久跟他阿哥在城西城东开了两家肉铺子，尽管只有几年光景，生意却比阿爸开了十几年的药铺强了许多。唐人街的男人想女人时，只能去番摊馆（赌馆）隔壁那间蒙了一块厚窗帘的黑屋子里，花三五个毫子跟那种女人寻一盏茶工夫的快活。可是阿久想女人，却是要正正经经地讨一房妻室的。阿久兄弟两个，兜里是踏踏实实地藏了一沓子钱的——那是两笔五百个洋元啊，一笔是让阿元回去接儿子过埠的，另一笔是叫阿久风风光光地娶个女人的。阿久若肯替阿喜付这笔过埠税，阿妈就能见着分别九年的女儿了。
阿妈的算盘算得再精，也没能算得过天意。谁能想到一个疖子，竟能要了阿久的命呢？不知贴了多少副药饼，喝了多少剂汤药，阿久腿上的疖子迟迟不愈，最后烂遍了全身。阿久死的时候，身上没有一块好肉。
阿喜从阁楼跑下来，看见阿爸正从药碾子上跳下。
阿爸的药碾子是个大铁臼，中间那个坑是放药材的。阿爸碾药的时候，双手套在从梁上挂下来的吊环上，两只脚踩在一个铁滚子上，来回推碾着滚子走，身子荡来荡去，荡得像面饼阿公手里的软面团。药材在石滚子底下哼哼唧唧地碎裂了，一屋都是辛苦味。
阿爸扯下绕在脖子上的辫子，满地找鞋，一脸是汗，远远看过去，额头脑门上像抹了一层青晃晃的猪油。阿喜想打一盆水给阿爸擦脸，阿爸顾不上。阿爸的眉心蹙成一个乱线团，光着脚匆匆地往楼上跑去。一边跑，一边叮嘱阿喜：“要是他，就说我没在。”
阿喜知道阿爸嘴里的那个他，是阿久的大哥阿元。
阿喜抵埠的头几天，林家没来人——都在忙着办阿久的丧事。阿久一落土，阿元就来了。
阿爸早就知道阿元会来。阿爸已经备下了好酒好烟。阿爸平日自己抽烟，是用鸡蛋和集市上的红番（印第安人）换来的土烟卷，可是阿爸却买了五包三五牌洋烟，专门给阿元抽。阿元来的时候，阿爸脸上堆满了笑，说话的声气里仿佛给抽走了筋骨，只剩了一摊水似的烂肉。阿爸的笑脸是用来抵挡阿元的丑话的。阿爸的笑脸是棉花，阿元的丑话是钉子。再厚的棉花，也挡不住一颗哪怕秃了头的钉子。
果真，两根洋烟之后，阿元的丑话终于说出来了。
“你家那个女仔，命怎么这么硬，生生把我家阿久克走了。”
阿爸没有说话。阿爸的笑潮水似的落了下去，露出底下一片荒滩。
阿妈停下手里的针线，哼了一声，说你家阿久还没到我家问名（提亲）的时候，就得病了，怨不得别人。
阿爸重重地咳了一声，喝道：“男人说话，没有女人插嘴的地方。”
阿妈不吭声了。可是阿妈没说完的话还在肚子里翻腾着，满屋都是咕咕的声响。
“聘礼和买舟的钱就不说了，谁叫阿久命衰呢？可是过埠费，那是我兄弟两个一个毫子一个毫子捏出水来才攒下的，总得还吧？”
阿爸吸了半根的烟卷在阿爸的指间一动不动地呆了很久，一坨烟灰落到地上，把地砸了个坑。
“你就是扒了我黄永寿的皮拿到圩上去卖，也卖不了五百个洋元。”阿爸说。
“你别和我哭穷，你好歹有这个药铺，还有房租呢。”
阿妈听了这话，像被雷公掴了一掌，身子晃了一晃，要跌跤，却没跌，撑着椅背站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