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日本的教训
现在人们研究日本升值，只是局限于泡沫破裂的研究，而笔者认为日本货币升值最大的危害是对其高科技的影响，其次才是泡沫破裂，曾经的日本是世界半导体领域是世界冠军，全面领先世界，而这些风光在日元升值后全然不在，市场份额不断被美国、韩国、中国等国家蚕食，现在日本颓势更加明显，始终没有得到扭转。
限制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不是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良策在中国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要降低美中贸易逆差就必须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笔者认为这一主张也欠妥，中国多次指出中国对美贸易逆差是由国际产业分工造成的，是由中国的加工制造业造成的，我们可以将我国的出口强势产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纺织、家具等所谓的低附加值制造业，另一类是完全进口零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后再出口的加工制造业，笔者将其称为“低增加值”产业，可以举例说明：比如我国从日本进口一批价值1万美元的零部件，然后中国工人将其组装为成品后价值为12000美元，其间增值2000美元，然后将这些成品出口到了美国，这样我国就对日本形成了10000美元的贸易逆差，对美国形成了12000美元的贸易顺差，我国的净出口和经济增加值均为2000美元，却形成了对美国的12000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也就是美中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而对于传统低附加值行业拉说，比如纺织行业也出口了12000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而这12000美元从棉花种植到衣服的制造，我国拥掌控着大部分的产业链，也就是纺织业向美国出口12000美元，也就可以为我们创造12000美元的经济增加值，而加工制造业出口12000美元，给我国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只有2000美元，而这两个行业对于增加美国的逆差来说是一样的，都造成了12000美元的贸易逆差，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却截然不同，当然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同，如果按照人均产出1000美元计算，纺织业在贡献12000美元顺差的时候创造了12个就业岗位，而加工制造业在贡献12000美元贸易逆差时只贡献了2个就业岗位，因此加工制造业与那些在我国拥有完全产业链的传统低附加值产品比起来，经济贡献要小的多。
限制“低增加值”产品的出口才是解决美中贸易逆差的根本之道在金融危机前，我国曾制定过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的政策，我认为将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转向对“低增加值产品”出口的限制更为准确，这样对我国的经济更加有力，不仅可以减小我国在经济总量及就业岗位上的损失，对改善美中贸易逆差也更有利，而且这些加工型制造业，表面上出口的是高附加值产品，但其实我国只处于组装加工等低端环节，利用的只是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是附加值最低的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贡献徒增贸易顺差，这些低增加值行业才是我们真正的取缔对象，而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由于产业链长，经济贡献大，还不能轻易的进项限制，比如如果纺织业出口下降，那棉花价格必然会跟着走低，如果对其限制，经济必然从多方面受到伤害。
世界贸易失衡的根源不在中美之间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世界贸易能否平衡关键取决于中美贸易是否平衡，好像中国的舆论界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美国确实是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中国也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但中国进行商品生产所需的资源、能源及部分原材料均来自于其他国家，中国出口确实很多，但进口也很大，我们的出口与中东这些出口国家比起来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中东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世界贸易部平衡的根源在于美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国与世界上所有资源、能源、原材料等国家的矛盾，这才是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根源。
总之，我们在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时除了保持可控性、渐进性等原则外，一定要回归到美中贸易逆差这一最根本性的问题上，而处理美中贸易逆差既不能像美国所要求的那样简单的升值我们的货币，因为这样受伤害最严重的将是中国尚处于幼稚时期的高技术出口企业，我国也不能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简单限制我国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因为这样会严重的损害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就业，而真正要限制的是加工制造业等“低增加值”产业，因为正是这些产业的存在才造成了美中贸易的巨大逆差，因此他们也应该成为出口调整的重点。
误判十：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的政治行情？
财经行情，事事都有根源，只有没有看透的行情，绝对没有毫无缘由的行情，贸易数据的变动，货币汇率的变动、股市的起伏都是如此。而这种变动如果从经济基本面上不能找到原因的话，那基本上也可以出技术面或是心理面上找到原因，如果这些还不能解释的话，那必然是政治因素在作怪。
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政治行情，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投机获利路径，那就是：投机者首先预期到人民币即将升值的时间点，然后将投机资金以贸易顺差的形式进入中国，于是有了贸易大幅顺差，而只投机于人民币升值，显然还不符合投机者的胃口，如果能顺带着在股市上快进快出的赚上一笔，岂不是更妙，这就需要做空中国股价，于是就出现了人民币升值之前的股价下跌，而人民币升值之后，投机者们就会获得人民币升值与股市投机的双重收益。这听起来像是阴谋论，但哪个投机不是一场商业阴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首先金融投机本身就是个高智商的活，其次暗地里下注的，这都符合阴谋的定义。而我们一直都在谈的热钱套利，其实也就是这样操作的。
对于投机者来说，投机本身不是难事，关键是机遇难得，而且要确保是机遇而不是陷阱，也就是以上所说的投机链条如果能够形成闭环的话，关键的就是人民币会升值，并且在重要时点快速升值，再加上投机者能吃准这样的时间点，如果这些的条件都能满足，那么就可以构成一次完美的投机，相反就可能是陷阱。比如本来海外投机者是压人民币升值的，结果人民币贬值了，那投机就失败了，不幸的是这样的投机机会总是存在，而且每年都有那么几次，而且都是往对投机者有利的方向发展。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关键还是现实的无奈，中美在经济政治博弈中，几乎形成了这样的默契，就是只要美国施压，中国都会象征性的做出一些让步，甚至重大的外交活动时，中国也许会做出一些礼仪性的让步，人民币汇率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海外投机者定期就要割的羊毛。而这些时间点也非常有规律，或是美国通过某对人民币汇率方案之前的几天，或是中美举行战略对话之前，或是美国财政部公布半年汇率报告之前等，总之都非常明显，只要稍微有点政治敏感度的人都会猜得到，更何况是那些精明而又狡诈的国际投资大鳄呢！
我们不妨检视下这一次次的情形，比如2011年5月的中美战略对话前，人民币突破“6.5”（既一美元兑换6.5美元，下同）关口；比如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之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6.6关口；比如2010年9月，美国众议院计划对一项旨在对汇率低估国征收特别关税的法案进行表决前人民币汇率突破6.7关口，比如2110年6月胡锦涛出席G20峰会前突破了6.8关口，比如2008年中美第四次战略对话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了6.9关口，比如2008年4月，西方G7会议召开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7.0关口，进入6时代，即使我们继续往前追溯也会发现类似的行情，即人民币每突破一个重大关口之前肯定有一个美国即将最人民币施压的重大事件。
美国持续不断地逼迫人民币升值，这种孜孜不倦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对此美国国内也有相当的共识。中美经贸关系的实质是互利共赢。目前中美经贸问题是结构性的，是全球化格局下国际产业分工不同造成的。另外，美国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也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而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对解决美国经济危机毫无好处。美国是金融大国，需要是强势美元，中国是制造业大国，需要是弱势人民币。本来两者各取所需，相安无事，但美国的政客却喜欢拿此事作文章，每当选举时都会拿人民币做文章。在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一种民粹主义倾向，而民主党代表劳工利益，很容易被这种民粹倾向所绑架。
这种利益一部分属于美国的产业资本，一部分属于美国的金融资本。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要从政治上改变我们的做法？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我们还不具备与美国正面对抗的能力，我们在某些重大节点适当做出些让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对因此做法所而可能或是必然带来的巨大投机损失采取对策。在这里面人民币升值我们只要把握住节奏，套利的空间应该不会很大，但股市的起伏则比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要大的多，我们不能总让人家周期性的“剪羊毛”。如果要对此提出改善措施的话，我认为首先央行不应该在人民币升值前出台对证券市场带有利空性质的货币政策，这是最起码的底线，另外中国可以考虑设立一只股市平准基金，每次人民币升值前入市保证股市不下跌，这样就不给投机者套利的机会。
中国股市本身就是个负和游戏，赔和赚并不对等，除了赢家的钱，投资大众还要养活几十万的证券从业人员（券商中介费、基金管理费），还要间接为上市公司输血（不良上市公司恶意圈钱），为国家财政贡献印花税，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大多数人必定是输家，在这样的基础上海外资金还定期的来割羊毛，那中国股民简直惨的不可想象了。
误判十一：中国区域竞争的优势从何而来？
做事情要想成功，必须借助两种能量，一种是势能，一种是技能，而势能往往比技能更重要。本节就从势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区域发展的大形势。
古人认为“百尺为形，千尺为势”，也可以表述为“近者为形，远者为势，势表示的是未来的趋向，“势”是衡量战略运筹胜败的标志。
古人对势的力量有着非常多的研究，老子认为：“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孟子认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商鞅在变法时也强调乘势的重要性，“飞蓬遇飘风而至千里，乘风之势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以上讲的都是势的重要性。
关于势的运用，古人也有描述，《孙子兵法》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责人而任势”。《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谈到，“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另外还有“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蓄势待发”“龙从云，虎从风，人乘势”等，可见势作为我国古代战略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已经得到了非常普遍的应用。
今天人们对势也很看重，清华大学教授韩秀云教授，在其演讲中就说过“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左右你的不是因为你没有读书，不是因为你没有读MBA，也不是你没有学会管理，而是你不会看宏观大势”。
中国的国家的发展和地方的发展与借势分不开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就借助世界产业转移的大势，迅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因此从借势的角度来看，中国实行比较优势理论是正确的，但我们在借助世界产业转移大势的同时却忽略了自主创新这一更大的趋势，也算是“智者之失”吧。
我国地方的发展也与“借势”有关系，我们回顾一下广大的率先崛起和近年重庆的快速崛起也表明了这一点。
当年的广东，不要说与上海、东北不敢比，即便是四川，也望尘莫及。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后，广东有一大势可以借助，那就是，人们的创业热情，当年那些饱受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人们都怀着一颗战天斗地的心，但是计划经济却让人无用武之地，广东开放后国内各种各样野心勃勃的人，像狂飙突进一样，在广东大地上掀动着创业的大潮。广东从一穷二白做起，把思想、智慧和勤奋转化成财富，因此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占了先机。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开始开放，但是轮到上海的时候，大势已去，免费的资源没了，所有的资源，都要花钱到市场上购买，因此长三角只能靠血汗工厂赚钱。
本世纪前十年，是天津大发展的时候，但是喜欢创业的人都去深圳，制造业工厂都去了配套比较齐全的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而天津不得不以国家大项目为主。
在以上几大地区夺得发展的先机后，很多地区都想做中国的第四增长极，比如东北地区、比如广西的北部湾地区、比如海西经济区、比如长株潭地区、武汉经济圈等，但这些地区的发展都不是很好，关键就是这些地区走的仍然是大兴土木和招商引资的老路子，大兴土木搞基础设施建设不会对经济形成长时间的拉动，而招商引资又不是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