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却在乱世的土壤中孕育着中国金融的孱弱根系。从1912年袁世凯任总统起，到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止，这是后来被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十五年；是各地军阀混战、社会动乱，老百姓流离失所的十五年；是西方列强彼此争夺，竭力扩大在华权益的十五年；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金融业在社会夹缝和动乱间歇中寻求生存，并顽强发展的十五年。随着大清帝国的分崩离析，现代金融的种子在中国这片热土上顽强地生根发芽，尽管压力重重，依然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第一节 繁琐紊乱的币制
种类繁杂的货币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家动荡、时局不稳，北洋军阀为了筹措军用资金打内战，采用了滥发铜元票、滥铸铜元、滥铸银辅币等手段，同时“两元并用”，导致币制混乱。此外，外国在华金融机构和中国金融机构频繁发行纸币，更加剧了市面上币制紊乱的局面。
1.持续的“两元并用”
所谓两元并用，是指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继续沿袭清王朝银两、银元并用的货币制度。由于各地银两、银元质量不一，成色、重量均有所差异，导致中国各地银两、银元兑换混乱，流通不畅、使用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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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两制度与“两元并用”
元代白银铸成束腰状，明代起铸成马蹄状，均称“元宝”。明中期之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因以两为单位，故称为“银两”。银两属于秤量货币，一般熔铸成锭状，但其具体形式、成色以及重量在国家法令上并无规定，全按各地习惯和需要熔铸，使用时还需鉴色与秤重，授受甚为不便。在清朝晚期，外国金融资本不断向中国渗透，市场流入不少规格一致的外国银元，按枚数流通，使用上比银两方便许多，因此形成银两与银元并用的局面。银两与银元并用所发生的比价，即所谓“洋厘”。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洋厘具有波动性，使老百姓在各种交易中增加了诸多不必要的开支，加大了成本，直接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也促成了钱庄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以此为契机，从事兑换投机，牟取暴利。
“两元并用”的货币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银价波动的影响。因为中国不是一个主要产银国，也不是白银的主要消费国，所以白银价格和流向非中国自身能够控制，国际银价稍有波动就必然导致中国货币市场的连锁反应，影响到银元、银两比价，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各地不断发出要求废除“两元并用”制度的呼声，但因为受到银庄和外资银行的强烈反对，同时也缺乏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使得“两元并用”的制度一直维持，直到废两改元实现为止。
2.滥铸铜元
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各地掀起了实业救国的浪潮，由于资金短缺，各地政府纷纷滥铸铜元以资使用，这种现象到北洋军阀时期依然没有改善。各地面值虽以当十为主，但当二十、当四十、当五十、当八十、当一百、当二百、当五百等面值的铜元仍在流通。各省发行如此众多的劣币，其中又以四川铸造最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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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铜元危机
四川在辛亥革命前夕就发行了大量的铜元，导致铜元迅速贬值，由初期的银元1元兑换1000文，跌到1914年的2000文。后来随着大面值铜元的出现，钱价更是直线下跌，价值跌到4000至5000文，不久直落到8000至9000文以上。如此下滑，进一步导致钱质的恶化。而四川政局动荡，军阀连年战争，财政收入进一步恶化，更是加剧了钱币的滥铸，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四川本省的经济发展和通货正常流通。
四川军阀铸造铜元牟取厚利，于是其他各省军阀也纷纷效仿，以致各省造币厂“大都由军阀把持，此辈视币厂为利薮，但图多获盈利，供其作战之需，群众利益，国家信用，皆非所顾，中央政府则无力控制，由各省各自为谋，此所以各种辅币之重量成色及市价绝无准绳。更有甚者，各省铸币情形，本混乱已极，而奸商复纷起私铸，伪品充斥市场，币值遂愈不可收拾”。
各地军阀随意滥铸铜元，造成铜元价值迅速下降，各地币值差距巨大，波动剧烈。同时，各地军阀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纷纷禁止外省铜元输入本省，却鼓励本省铜元对外输出，以便从中牟利。这种做法，不但加剧了币值的混乱，同时严重影响了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
3.繁杂的纸币
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外资银行在中国大量发行和推广纸币，而有些中国特种银行和商业银行，以及各地方银行也随之大力发行纸币。
（1）外资银行发行的纸币
民国时期，在中国发行纸币的外资银行有十几家，其纸币发行数量极为巨大，是当时流通的主要纸币之一。它们发行的纸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代表我国的国币；另一种是代表外国的货币。各个银行的发行和流通情况各不相同，基本跟其所属国在我国的势力有着密切关系，所发行纸币主要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流通。
各国在华银行纸币发行量之间的差距很大，发行量最多的是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仅在1927年底就达到了八亿余元；其次是朝鲜银行，同年底的发行量约为一亿三千万元；再次为台湾、汇丰、麦加利、华比等银行。流通上，除花旗、美丰、华比三家银行所发纸币完全在中国流通外，其他银行所发纸币只有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在中国流通。各国在华银行与其国家势力的强弱息息相关，一旦本国在华势力被削弱，他们发行的流通纸币就会受到极大影响，甚至完全沦为废纸，对中国百姓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2）本国的银行发行的钞票
在通商银行率先发行兑换券以后，中国前后共有31家银行发行过纸币，流通数额极其庞大，大致分为以下四种：
①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
它们的发行在我国金融机构中是数量较多，流通范围最广，势力最为强大的。它们的发行量除1916年的“京钞风潮”、1921年京津张挤兑风潮所引发的波动、部分地区出现停兑外，基本呈上升趋势。
②其他特种银行发行的钞票
此类银行主要有殖民银行、边业银行、工农银行、蒙藏银行等。它们发行的钞票数量相对较少，数额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发行上比不上商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那样有较充分地保证，但比各省银行发行的钞票相对要好。
③各省银行、官银钱号发行的钞券
这些金融机构一开始就受制于各地军阀，为了解决他们的财政问题，毫无节制地发行纸币。它们发行数量最多、最滥，又没有任何发行保障，当中真正能够按面值使用的，仅有极少数地区，绝大部分都是行用不久，就需要更换新的纸币来维持流通。
④商业银行发行的钞票
此类经过政府批准发行钞券的银行有中国通商银行、中元实业银行、上海通和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南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大中银行、中孚银行、闽厦实业银行、中国丝茶银行、山东银行等。它们发行的兑换券数量一般都比较少，仅占全国发行量的1%，除了某些为投机而成立的银行外，基本没有发生挤兑、贬值现象，可以说在发行上有较好的保证。部分商业银行采取与其他银行组织联合发行的方式来保证信誉；部分银行为了维持信义，干脆直接不发行，而是向中、交两行领钞。商业银行的做法，在发行钞券中提供了良好的保证，从而在民众中享有盛誉。
除了以上四种情况，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中国还有钱庄、银号、商店和企业等机构发行过纸币。与此同时，北洋政府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还曾发行过政府纸币和各种变相的纸币。
《国币条例》的出台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又成为正式大总统。当时，袁世凯为了巩国内政局稳定，发展民族经济，也为“制宪”和“称帝”做准备，毅然决定在全国“统一币制”。于是，他于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颁布《中华民国国币条例》十三条（简称为《国币条例》），决定实行银本位制度。《国币条例》规定：“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定名为圆”，“一圆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八九，铜一一”，“一圆银币用数无限制”，即以“一圆银币”为无限法偿的本位货币。
根据这一规定，北洋政府于1914年的12月和1915年的2月，先后在造币总厂及江南造币厂开铸“一圆银币”，币面镌刻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大头”或“袁头币”。
“袁大头”的正面图案，中间为袁世凯（均为光头）戎装左侧面像，上方为“中华民国某年”；背面图案均是两株交叉的稻穗，中央为“壹圆”、“中圆”（伍角）、“贰角”、“壹角”字样，后3种上方分别有“每二枚当一圆”、“每伍枚当一圆”和“每十枚当一圆”的字样；该系列币分别重26.6克、13.3克、5.3克和 2.6克；成色分别为 904%、84.5%、804%和82.5%；该币的外环主要是直齿边，另外，还铸有少量工字边和花齿边。
这种新银币，式样新颖，形制划一，重量、成色与法定重量相差均不逾3‰，因此在发行以后，中国各界普遍乐于使用，不论在通商口岸还是内地，“袁大头”均能顺利通行。“袁大头”的铸造量很大，仅南京造币厂在民国四年（1915年）二月至民国五年（1916年）近两年时间内，就达379819210元。还有资料显示，仅壹元“袁大头”就铸造了 75000万枚，民国三年（1914年）的“袁大头”至少到1929年还在铸造，新中国在1949年到1951年间，为了满足进军西藏的需要，也曾铸造过“袁大头”。
“袁大头”发行流通后，首先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取代了“鹰洋”和“龙洋”的地位，以新币行市代替了原本的“鹰洋”行市和“龙洋”行市。
鹰洋与龙洋
老鹰是墨西哥国徽的标志，所以墨西哥钱币的正面都铸有一只老鹰，“鹰洋”起源于此。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趁机在中国设立银行，利用发行纸币、银元等方式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而墨西哥也不甘落后，远洋而来，抢占和瓜分中国市场，由于墨西哥“鹰洋”的质量、工艺和成色都堪称一流，是世界上最好的硬币之一，因此被中国各界普遍接受为支付手段。
“龙洋”是清末各省所铸银元的总称。最先是由广东造币厂使用机器制作，形制、大小轻重仿墨西哥“鹰洋”制造，正面有汉文和满文，背面四周有英文、省名和重量，中央有蟠龙须，故称龙洋。
“袁大头”在各地顺利发行后，中国、交通两行便与上海钱业公会协议，从1915年8月取消了“龙洋”行市。北洋政府财政部在1917年又作出新规定：一切税项均应以国币计算税率，各“一圆银币”的通行省份，征收税款应以“一圆银币”为本位。“一圆银币”较多的地方，应专收“一圆银币”或代表“一圆银币”的银行钞票；在“一圆银币”少的地方，可按市价搭配收取旧银元、银角、铜元、制钱等；在银元充足的地方，税收机关不得收用生银；而在通用银元为数不多的地方亦应限制收用生银。至于外国银行钞票则不许收受，对外国银元，非不得已时亦不许收受。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巩固了“袁大头”的流通地位，加大了“袁大头”的流通力度。
在《国币条例》中，北洋政府还规定了铸造银、铜辅币，实行十进位的辅币制度。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币计算，均以十进，每圆十分之一称为角，百分之一称为分，千分之一称为厘，公私兑换，均照此率”。关于银辅币，规定铸造总重三钱六分的半圆银币，成色均为银七铜三。铜辅币则有二分、一分、五厘、一厘铜币。银、铜辅币均为有限法偿货币，规定有一次授受的数额限制。无疑，这些规定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完善当时国内的货币制度，然而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十进位的银铜辅币制度最终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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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币条例》中失败的银铜辅币制度
在清朝晚期，带有辅币性质的小银币就在民间广为流通，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各省仍在继续铸造。因此，《国币条例》规定的银辅币制最初推行十分顺利，但是由于大多数造币厂贪图厚利，便不加限制地滥铸小银币，导致铸发数量供过于求。于是商人暗开行市，小银币的面额价值难以维持。到了1923年，银辅币的十进位制度被彻底破坏，无法再起作用。
辛亥革命之后，各省便纷纷设局开铸另一种带有辅币性质的铜元。由于铸造的铜元种类众多，重量、成色各异，因而铜元价格也是因时因地而异，行使范围也受到限制。如四川的大铜元只能在该省内流通；各省所铸当十、当二十铜元也多不能出省流通，甚至有的只能流通于小范围的数埠，因此铜元的十进位制度也被彻底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