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朱育琳最初认识是通过波德莱尔。那个炎热的下午，我在旧书店里和他同时在挑书，以前虽未招呼过，仿佛已是面熟的了。他问：“拣到什么没有？”“没有，你呢？”见他手里是一本翻译的书，我说：“戴望舒翻译过一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掇英》。”那时找这本书成了我淘书的主要目标，他说：“我看过，译得不灵。”此语出口不凡，我的眼孔放大，随口问：“你自己翻译过？”他神秘地笑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记住波德莱尔是出于好奇，或许自以为在诗国里曾经沧海，在期待“恶魔”掀起惊涛。那年在提篮桥一带的上海船厂实习，发现附近有一家小旧书店，见到架子上厨川白村的《近代欧洲文艺思潮》一书，译得拗口，简直不忍卒读，但翻到末了，在介绍波德莱尔时，称他“恶魔诗人”，说他吸大麻，被尊为现代派的鼻祖。还引一首诗来说明他的“颓废”，有些阴郁、蛆虫和潮湿之类的字眼，像被电触的感觉。上下两册纸页已经黄得发脆，要价一块五毛。须知那时我一个月的实习工资是七块钱，去了那家小店好几次，最后咬牙买下了。记不起在哪里又知道戴望舒在四十年代出版过《恶之花掇英》，一向喜欢戴诗，既然他翻译波德莱尔，其中必有名堂，由是挂在心上。
下回在书店又见朱育琳，给我一张纸，四首他翻译的《恶之花》：《厄运》《秋天小曲》《异域的芳香》和《月亮的悲哀》。那种欢喜，好像小孩得到梦寐以求的礼物。天哪，哪里像“恶魔”啊，美妙的意象、浓厚的抒情气息把我一烙铁烫得服服帖帖。但这些诗有待慢慢消化，青涩的我还难以体会像《秋天小曲》对于玛甘丽的复杂感情；追求艺术的决心远未达到《厄运》的坚贞清绝的境界。直接打动我的是《月亮的悲哀》，如其描画的月亮流下悲哀的眼泪，被诗人双手捧起，装进他不见太阳的心里。中国诗人对月亮的钟爱和虔诚，唯有溺水追月的李白冠绝千古，这一传说不意在波兄笔下赋形生动，如此传奇化景观化的自我塑造，完全超乎我对诗的观念和想象。
知道朱育琳翻译波德莱尔，引起我们小圈子兴奋。后来陆续得到他三首，烦闷、死亡、颓废的主题凸显了“恶魔”面貌，特别是《致J.G.F.》一诗，一幅自虐者的心理刻画，如“我打你没有愤怒，/没有憎恨，像屠夫”；“希望增长我的欲念，/在你的泪上航行”。从今天来看，似有“家暴”倾向了。对我们来说，读波兄这类怪诞的诗，多半是猎奇，但我已是个波迷，有心从朱育琳那里要过来，抄了再还给他。再后来他又带来三首，竟没有让我们抄，可惜不已。
“恶魔”闯进了我的想象世界，在我的创作背景引起阵阵骚动，虽然悲哀和死亡对我并不陌生，但那种强烈的异质性，给欲望与想象注入了迷药，有机分子在肌体中扩散，渗透到血脉，突破淤塞，在新空间里张开了新的修辞与意象的翅膀。不过那是个缓慢的化学过程，《月亮的爱情》是较早的征候，这首十四行诗题材上是《月亮的悲哀》的近亲。如第三段“我们的爱情是悲哀的。/我是失望的鱼，空吻你水中之影；/你是渔夫，怨叹无力的银网”。这几句自己喜欢，因为觉得是自己的。
回看四十年前自己的诗，不禁会自问：明知写诗是件危险的事，为何还要写？这很难说清楚，受冲动的驱使，经过分娩的阵痛，那种迷狂无可理喻。怀着恐惧，生怕被发现在写诗，于是躲东藏西，在诗稿上涂改日期，或制造出一套类似韩文的符号，把诗记录下来，但结果自己也忘了它们的指涉。某种意义上那是在冒险，既是政治的，也是美学的。在“影响焦虑”的压迫下，陷身于丛林仄径之中，在和古典的、“五四”的、波德莱尔等等的影响交涉之中，辨认出自己的身影和足迹，便欣喜无量，是否能抵偿恐惧？或者如阿多诺所说，艺术自主犹如碉堡般能抗御外在的暴力？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那种得之于创造的自我，难忘其果实收获的快乐，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那种“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只有波德莱尔能做出如此表达，这出现在一首表达爱的渴念的诗中，但被人比作波氏诗作的魔力。1957年为《恶之花》百年诞辰，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拉贡写了纪念文章，即以这句诗为标题。该文被译为中文，连同陈敬容翻译的九首诗，刊登在同年出版的《译文》纪念专号上。这本杂志流到我手中，好像是王定国借来的，限期要还，只记得是在航校的宿舍里，同学们在操场上笑啊闹啊，我一个人在屋里赶紧把阿拉贡的长文和陈敬容的译文全都抄了下来，抄在航校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的信笺上。
这是一顿突如其来的野蛮的宴飨，囫囵吞下再说。阿拉贡文中引用了不少段落和句子，多属绝妙好词；而陈敬容选得很精，《天鹅》《仇敌》等一向脍炙人口，而《穷人的死》《朦胧的黎明》等偏重暴露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类，那也是波德莱尔的精华所在。整个的印象阴郁而沉重，如黑云压城。陈氏在四十年代不顾众议而翻译波氏，在她自己的诗作也留下影响的痕迹，这九首译诗不追求形式的整齐，但对波氏的拿捏相当到位。其中《不灭的火炬》：“它们引导我走向‘美’的大路，/从一切迫害与严重的罪过把我救起；/它们是我的仆人，我也是它们的奴隶，/我整个身心服从这不灭的火炬。”读到这里，和朱育琳给我的《厄运》比对，感到一阵震撼和战栗，灵魂好像碰触上了火炬，体验到那种悲壮和崇高。这一专号也刊登了一幅波德莱尔的画像，卡通画风，但脸部画得很细，表情挺温和的。蓬卷的长发垂肩，留着大胡子，而一双眼睛仿佛在注视着你，如儿童一般。
那时在学英语、法语，偶尔借到文学作品选之类的书，如果有波德莱尔的作品，就令我惊喜，还有其他如兰波、马拉美的诗，也照抄不误。后来搞了一架老旧打字机，从附近南京路青海路口对面的旧货店买来，花了二三十块，十多斤重，个别字母不清楚，色带也暗淡，却为我敲下了几首《恶之花》，如《前生》《美的颂歌》《给一位褐衣女子》是以前没见过的，另外还有几篇散文诗。
那时也读些理论，朱光潜的《美学》是“文革”前的高校教材，读起来不轻松。开头讲艺术起源于游戏倒还有趣，到鲍姆嘉通所谓真正建立了美学体系，一大串概念令我头涨。最后讲克罗齐却眼前一亮。朱光潜虽然批判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却把他的理论介绍得相当认真。我的诗属于小我的世界，对于克氏的“移情说”读来亲切。我试图做笔记，却明白自己不善于抽象思维。反复阅读那些章节，费了好几天工夫，才写下几页心得，如“美与真、利一样，是人心中某一范畴中的价值观念。”“我们可以把这种同情感称为快感，但这不等于一般的愉快的情绪。这种快感实质上是对自己的感情上的满足……”“这种同情之所以被称为美感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种快感纯粹从我们的情绪与想象中得到，它不会引起实践活动的因果的责任。”所谓“快感”属于认识论层面，如果诉诸文字，就难免“因果的责任”，在“文革”时期尤其是这样。
（刊于《书城》，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