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乃谦

这时候，我想起了我的手被汪灵利刺伤后，她着急地冲着我喊“校医！李校医”；我想起了她为田老师提供的座位表，主动地把我和她安排成同桌；我想起了她在考试时，经常是把卷子推向我，让抄；我想起了她把我为她打的入团申请书底稿收藏起说“不给你啦”。我想起，我想起，我想起只要是我侧过身看她，她就是那样地抿嘴儿笑。而她这又把入学志愿，填得跟我的一模一样，“大同一中、大同一中、大同一中”。我不由得有种说不出的激动。同时，我先前的那种空落落的感觉一下子没有了。

一九六五年暑假，在我接到大同一中录取通知书要上高中时，七舅舅也接到了通知。他是跟大同煤校毕业了，分配到晋中地区的一个叫做富家滩煤矿职工子弟学校，去当老师。舅舅走的第二天早饭后，我装着我的通知书，也要到大同一中去报到。我妈让表哥跟我到的学校。三年前，我小学毕业考初中时就考到了大同一中。来报到时，是五舅舅骑车送的我。五舅舅后边带着我的行李，前边的大梁上坐着我。这次我跟我表哥一人骑一辆自行车。

小学六年级的第二学期，班主任杨老师告诉我们说，小学考初中叫初考，初中考高中叫中考，高中考大学叫高考。这些，我们以前是不懂得的。以前我们只知道小考和大考。杨老师还说，初考，学生不填写志愿书。成绩一般的，是按家住址就近分配。成绩突出好的，都被大同一中录取。成绩突出地不好的，哪也不录取你，你就回家坐着吧。常吃肉说，站着不行吗？非得坐着？杨老师一点也不为常吃肉的这句话生气，她笑着说，站着也行，常吃肉你能站行你就好好儿站着，站乏了再坐。同学们都笑。杨老师真是个好老师，跟学生开玩笑。

我父亲1944年从应县老家下马峪村出来，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大同的北三区跟小日本打游击。当时的北三区也就是现在的大同市新荣区。解放后的肃反运动一结束，我父亲就被选送到太原的省委党校去住校学习。学了三年毕业后，领导没有让我父亲回新荣区，而是安排在了大同县民政局工作。后来大同县和怀仁县合并在了一起，叫大仁县。可合并了不久又分开了，又分成了大同县和怀仁县。按说我父亲理所当然地应该是还回到大同县工作，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原来是怀仁小县城的那些人，只要是会活动会钻营，就乘机到了大同工作。我父亲没有活动，一个心眼儿等待着听从组织的安排。

1978年10月，我从矿区的忻州窑派出所调回了大同市公安局，在二处工矿科当外勤。第二天要到市局报到，昨晚我妈说，明儿是个大喜的日子，你跟四子中午来家吃饺子哇。又说，把你五舅舅跟表哥也叫来哇。妻子周慕娅小名儿叫四女儿，我妈一直叫她四子。我说您那临时工中午休息上不大一阵儿，怠要着忙活它，一了儿等星期日吧。我妈说，啥也是活的不是死的，明儿妈还去上班，可上上一会儿就告假，我明着跟刘组长说儿子要到公安局上班呀，全家人庆祝庆祝吃顿饺子，她还能不准？她准不准到时我也要溜。

这时候，我想起了我的手被汪灵利刺伤后，她着急地冲着我喊“校医！李校医”；我想起了她为田老师提供的座位表，主动地把我和她安排成同桌；我想起了她在考试时，经常是把卷子推向我，让抄；我想起了她把我为她打的入团申请书底稿收藏起说“不给你啦”。我想起，我想起，我想起只要是我侧过身看她，她就是那样地抿嘴儿笑。而她这又把入学志愿，填得跟我的一模一样，“大同一中、大同一中、大同一中”。我不由得有种说不出的激动。同时，我先前的那种空落落的感觉一下子没有了。

一九六五年暑假，在我接到大同一中录取通知书要上高中时，七舅舅也接到了通知。他是跟大同煤校毕业了，分配到晋中地区的一个叫做富家滩煤矿职工子弟学校，去当老师。舅舅走的第二天早饭后，我装着我的通知书，也要到大同一中去报到。我妈让表哥跟我到的学校。三年前，我小学毕业考初中时就考到了大同一中。来报到时，是五舅舅骑车送的我。五舅舅后边带着我的行李，前边的大梁上坐着我。这次我跟我表哥一人骑一辆自行车。

小学六年级的第二学期，班主任杨老师告诉我们说，小学考初中叫初考，初中考高中叫中考，高中考大学叫高考。这些，我们以前是不懂得的。以前我们只知道小考和大考。杨老师还说，初考，学生不填写志愿书。成绩一般的，是按家住址就近分配。成绩突出好的，都被大同一中录取。成绩突出地不好的，哪也不录取你，你就回家坐着吧。常吃肉说，站着不行吗？非得坐着？杨老师一点也不为常吃肉的这句话生气，她笑着说，站着也行，常吃肉你能站行你就好好儿站着，站乏了再坐。同学们都笑。杨老师真是个好老师，跟学生开玩笑。

我父亲1944年从应县老家下马峪村出来，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大同的北三区跟小日本打游击。当时的北三区也就是现在的大同市新荣区。解放后的肃反运动一结束，我父亲就被选送到太原的省委党校去住校学习。学了三年毕业后，领导没有让我父亲回新荣区，而是安排在了大同县民政局工作。后来大同县和怀仁县合并在了一起，叫大仁县。可合并了不久又分开了，又分成了大同县和怀仁县。按说我父亲理所当然地应该是还回到大同县工作，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原来是怀仁小县城的那些人，只要是会活动会钻营，就乘机到了大同工作。我父亲没有活动，一个心眼儿等待着听从组织的安排。

1978年10月，我从矿区的忻州窑派出所调回了大同市公安局，在二处工矿科当外勤。第二天要到市局报到，昨晚我妈说，明儿是个大喜的日子，你跟四子中午来家吃饺子哇。又说，把你五舅舅跟表哥也叫来哇。妻子周慕娅小名儿叫四女儿，我妈一直叫她四子。我说您那临时工中午休息上不大一阵儿，怠要着忙活它，一了儿等星期日吧。我妈说，啥也是活的不是死的，明儿妈还去上班，可上上一会儿就告假，我明着跟刘组长说儿子要到公安局上班呀，全家人庆祝庆祝吃顿饺子，她还能不准？她准不准到时我也要溜。

1991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介绍人是汪老和焦主席。忠义表弟说，表哥你已经是中国的作家了，应该换换笔了。我说换啥笔，他说该使用电脑了。我笑了，他原来说的是电脑。在忠义的说服下，我动心了。他说我先请你跟表嫂看看我的电脑去。我们就去了。以前我没见过，电脑原来就像是电视机似的，在桌子上摆着。他打开后，先在视屏上打出一句话：表哥表嫂你们好！看后，我不由得拍着手说，真好真好！他又打出一句话说：表哥表嫂，换笔吧。